发布时间：2016-01-08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对于不同时期政治管理的条例是有所不同的，在政治建设发展中新政治管理技巧有什么措施呢?本文是一篇政治管理论文。我们对元代的大赦不仅有获得政治认同的作用，同时在动乱危机的消除上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国家的运行中会由于灾害以及统治的失当使得民众生存
对于不同时期政治管理的条例是有所不同的，在政治建设发展中新政治管理技巧有什么措施呢?本文是一篇政治管理论文。我们对元代的大赦不仅有获得政治认同的作用，同时在动乱危机的消除上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国家的运行中会由于灾害以及统治的失当使得民众生存状况发生恶化的现状，从而就会有迫于生计的人触犯国家的法律制度，从而将国家和民众两者的和谐关系处在紧张的阶段。所以这一问题的出现就会促使元代的统治者通过大赦的方式进行赈济贫弱来纾解民力，对民众的生活现状进行及时的改善。由于叛乱所牵涉的人员众多，有附和者也有主谋者等，在叛乱结束之后怎样进行处置就对统治者有着很大的考验，倘若是进行连诛那么对局势的稳定就非常不利，可能会由此而造成变乱再生，元代则是在对叛乱平定之后进行大赦天下重归国家统治。
摘要：赦免不只是古代帝王驾驭统治的权术，同时也是当前世界各国采用的刑事政策手段，完备的赦免制度对国家的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赦免制度作为行政权从本质上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及制约，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法制的完善，在大赦固有的诸多诟病基础上其适用性也逐渐的式微。本文则主要就元代的大赦以及和政治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结合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阐明大赦的作用及重要性，希望此次的理论研究对实际理论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元代;政治关系;大赦,政治管理论文
我国古代的大赦是以皇帝诏书的形式进行普遍的刑罚减免以及对臣民给予恩赏的制度，由于其面向的是天下，所以和个别的地区及特定群体的赦免有着一定的差异，在史料当中被称为是赦天下或者是大赦天下。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窝阔台前的大蒙古国对大赦应当还是陌生的，从大蒙古国到元朝频频大赦则又成了比较突出的现象，但在具体的大赦呈现上又有着不同。
政治管理论文：《观察与思考》，《观察与思考》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关心指导下，依托浙江省社科院的学术优势，明确为政治理论类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杂志内容及表达方式较前一个时期的《观察与思考》有较大区别，旨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热潮，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提供思想引导、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撑。
一、我国古代赦免制度类型及元代大赦异同分析
1.1我国古代赦免制度的类型分析
关于赦免在我国的古代有着诸多的名目，但大体上分成特赦以及大赦，其中的特赦主要是对于特定的人所犯特定之罪进行实施的赦免;而大赦则主要是所涉及的罪名基于较为广泛的赦免类型，也就是排除少数的犯罪外其余的犯罪都得到赦免[1]。这两者的主要区别就是赦免和地域范围的不同，赦免效力于全国的是大赦，而效力于国家部分地区的就是特赦，除此之外还有普赦，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的赦免，大赦、特赦之外还有常赦以及恩赦和曲赦等。
1.2元代大赦异同分析
从元代大赦的描述来看有着不同的说法，一个是在官方的话语当中大赦常常被作为是圣王仁政进行表彰，这在元世祖元年的改元诏中所进行的表述能够看出，将大赦作为是惟新之令以及在宥之仁。同时大赦也被作为是偏枯者政不断的受到士大夫批评。从现有对元代的大赦理论研究的情况来看，针对元代大赦很少有论及，这主要是和元代的赦宥以及崇佛有着紧密的关联，但从相关的史料来看，元代以佛事进行赦宥的仅仅是在释轻重囚上有着体现，并没有因为佛事进行大赦的相关记载，所以从这一方面也能说明崇佛并不能作为元代大赦的主要原因[2]。而在此次的研究过程中，主要是对元代的大赦和政治关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详细探究。
二、元代的大赦及政治
2.1元代的大赦变化
大赦被蒙古统治者所真正重视的是在元世祖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祖中统建过程中并未进行及时的大赦，在1260年五月时宣慰燕南诸路的董文炳还奏：“人久弛纵，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危疑者尚多，宜赦天下，与之更始。”这时才开始进行第一次的大赦，自此之后，对大赦开始向着制度化的方向进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关于大赦的程序以及仪式的渐渐完善，到了1271年就对地方的官员迎接和听诏的仪式进行了确立。不仅如此，在大赦的具体规范上也有了确定，对相关的法令进行制定的过程中就将大赦也纳进了制定的范围。
元世祖在位的三十五年当中，总共有七次大赦，而成宗在位有十三年，一共有四次大赦，基本保持着比较低的频率，从这一发展的情况来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皇帝自身对大赦的重视以及政局的相对稳定[3]。但自从成宗之后在皇位的更替上就相对比较频繁，政局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状态，在这些阶段的大赦就相对比较频繁，这些都和政局的变动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元代武宗是通过外藩来夺取大位的，并对世祖的成法进行更张，在五年之内就有着五次大赦，这就和世祖以及成宗在位的大赦情况有着鲜明的对比。从元代的大赦变化上来看，前后有着很大的差别，从对大赦的初步尝试到大赦的制度化，而后再到大赦的频繁之风以及泛滥的大赦，这些也和元代的政治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
2.2元代的大赦与政治发展现状
从元代的大赦情况来看，有九次是没有详细的原因，剩余的按照大赦的次数最高的就是灾异以及即位和叛乱，这和宋代相比较而言在这些方面上实行的大赦有着较高频率的增加，宋代中的郊祀大赦在元代体现的并不明显，这些也是和元代的祭祀制度有着很大的关联，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大赦服务于政治的色彩相对比较浓厚一些。从和政治发展的情况来看，主要是由于皇权的更替比较频繁，从成宗到元朝的灭亡在这七十二年的时间内即位大赦的共有九次，这也就说明了大赦和政治权位的更替有着很大的关系。
再者就是政治上的动乱，从元代的世祖往后，在平乱以及遇乱的进行大赦的有八次，在这一过程中就有宗王的叛乱以及权臣谋逆大赦等等。武宗即位经过了激烈的政争，故赦书中有“奸臣乘隙，谋为不轨，赖祖宗之灵，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禀命太后，恭行天罚”等等。频繁地因政治动乱而大赦成为元代的一大特色。另外就是在政治上的博弈，其中的灾异是比较重要的问题，而在天人感应这一思想观念下这就说明施政有失，所以要进行行善祈福，故此在灾异大赦的频率上是最高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灾异大赦通常只是托词，真正的大赦则是在其背后的政治博弈。
从相关的史料中记载的情况就能看到，在元1290年九月的大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一年的八月由于大宁路地震，特别是武平县最为严重，压死了按察司总管府及王连和民众7000多人，损坏的房屋不计其数，此时的世祖驻跸柳林，就派人询问灾害发生的原由，此时正是桑哥执政推行理算钱粮等理财的政策，所以就遭到儒臣的不满，随后就有大臣以地震和星变等为由进谏，在多方的进谏之下世祖在这年的九月进行大赦天下。通过此次的灾异发生情况来看，其实真正推动大赦的是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反对桑哥理财政策的政治博弈。
三、元代大赦在政治上的主要体现
我国古代的大赦在意义上并非只是赦过宥罪，这一点早已是前人尽知的事情，从元代的元典章中的相关条例能够看出，在英宗即位的大赦上主体是对罪犯进行的赦免，以及对灾民实施的赈济和军户的存恤等，所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元代的大赦从很大的程度上是实施的政治策略，这些主要是体现在要获得政治上的认同，大赦的产生是赦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和专制皇权张扬的双重作用结果，不仅能够体现出国家对个人的强大支配力，同时也是作为政治的仪式，主要是以此来构成政治认同的有效场域。
根据相关的诗文就能够领略到当时宣赦时候的喜庆和隆重。，在颁布后还要进行派使臣到各路进行宣读，通晓四方。
另外大赦在政治上还体现在对政令运行的调整，从这些方面就能够看出，元代的统治者对大赦的运用主要是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将其作为是政治的仪式。大赦对统治秩序的巩固以及社会动乱的消弭有着重要的作用，并对政治的改革和行政运行调整等，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元代的大赦以及和政治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的分析，能够发现政治与大赦之间是使得元刊发展的重要力量。大赦的施行是宋元时代的历史延续侧面，而在元代的政治环境当中，大赦也呈现出了较为独特的一面。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不能进一步深化探究，希望此次努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待后来者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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