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9-17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古陶瓷乃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英国著名美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说:陶器既是一切艺术中最简单的,也是最困难的,这种艺术是如此地与本土文化上之各种需要密切不可分离,以致每一种民族的本土文化精神都必然会在这种媒介中寻求它
摘要：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古陶瓷乃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英国著名美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说:“陶器既是一切艺术中最简单的,也是最困难的……,这种艺术是如此地与本土文化上之各种需要密切不可分离,以致每一种民族的本土文化精神都必然会在这种媒介中寻求它的表现”。探究我国古陶瓷的文化内涵,无疑能够揭开蒙在古代文化上的神秘面纱。
《中国史研究动态》杂志系历史专业学术性刊物。刊载国内外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资料与信息，报道史学界重大学术活动，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介绍其研究机构及党派。本刊以发表本学科专业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为主，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各分支学科的年度综述、专题综述、海外汉学研究状况介绍、每年学术会议介绍、名家名作介绍、书评、书讯等，以信息量大，综述水平高而被学界同好所称道。
一、甘肃天水的大地湾文化遗址从距今八千年左右,出土陶器四千多件。陶器上有十几种彩绘符号和刻划符号,这些符号有直线,也有直线带箭头的;有曲线,也有类似于X形的。这与1954年在西安半坡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的基本一样,但早了一千多年。尽管目前我们对这些符号“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这些镌刻、打印或书写于陶器、砖瓦质材上的文字,有人称之为陶文。以前人们一般认为我国现存最古老可识的文字是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现在看来陶文比甲骨文起码还要早。
如果说语言是人脱离动物世界进入人类社会的标志,那么文字则是人类社会中蛮荒和文明的分水岭。也许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具有文字性质的刻划符号与文字等同起来,但那些带有某些规律性的符号的出现以及与后来半坡出土的陶器上的一些符号的吻合,不能不承认它具有一定的表义功能[3]。
二、古陶器品种众多,造型优美,装饰多样,表明其制作、装饰、烧造均已达到了相当先进的程度。古陶器上的具象纹饰与规律化的几何纹饰,对以后的陶瓷装饰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以后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因素。浙江余姚出土的河姆渡文化鱼藻纹、凤鸟纹盆上纹饰丰富,颇有生气。余姚出土的夹炭黑陶上还有猪纹、稻穗纹等。动物纹饰和植物纹饰在陶器上的先后出现,表明当时以狩猎为主的社会已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古陶器上反复表现的动植物纹饰,不仅反映了先民们的生活环境和劳作内容,其中有些纹饰还记载了他们的图腾崇拜。郭沫若在谈到新石器时代的动物纹饰时说:“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发现有蛙、鸟的图像;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上除有鸟、鱼、蛙等外,还有人首虫身等图像,有些可能就是当时的氏族图腾”[4]。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赞同这一观点,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论证了这些动物纹饰的种种文化图腾功能。
有些古陶器上的纹样是各氏族部落的标志,表现了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与精神生活。河南临汝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记录了部落兼并的重大事件。在长形陶缸腹部画面上,右为竖起的石斧,制作考究,斧上还有装饰图纹;左有一只高大肥硕的鹳鸟,两脚并立,圆目长喙,叼着一条鱼。此图以鹳鱼之争比喻两部落之战,以肥硕的体形象征鹳族力量强大,以石斧象征鹳族统治鱼族的权力,以叼鱼比喻降服鱼族。这幅彩陶画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
三、除了这些古陶器,以后历朝历代的精美瓷器,也都包蕴着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瓷器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制瓷和建筑、丝绸一起,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技术。中国宋代瓷器还同古希腊雕刻、法国近代绘画和日本现代陶艺一起,被称为世界美术史的四大高峰。瓷器发明之后,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不朽名瓷。以景德镇为例,在漫长的制瓷历程中,不同时期的瓷器各具特色:五代的古朴水灵,宋朝的温润清新,元朝的充实茂美,明朝的典雅精工,清朝的繁缛华丽,现代的绚丽多彩[8]。其四大传统名瓷之一的高温颜色釉瓷,由于色泽多变,有千窑一宝之说。“三阳开泰”是其中的珍品,人谓可遇不可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景德镇一个瓷厂的一座柴窑里的一块窑位上才能烧制出来,堪称稀世珍宝[5]。该瓷富有中国文化内涵,在乌黑闪亮的釉面上,呈现出三处扁圆形的红釉,红釉四周喷射黄、青、绿各色光芒,恰似三颗太阳喷薄而出,故称“三阳开泰”。易经上有“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的说法,意为冬去春来,阴消阳长,万物复苏,呈现吉祥。起名“三阳开泰”,寓有“三阳开泰运,五福转新机”之意。
一件元朝景德镇制的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在通体一色的蓝釉上凸起一条三爪白龙,身姿矫健,昂首撑足作翻腾之姿,表现出白龙奔腾于大海的情景。元朝景德镇瓷上的龙纹一改宋朝的素静儒雅之态,变得威猛奔放、生机勃勃,其龙细颈长身、双眼圆睁,目光熠熠、桀骜不驯,这既间接反映了元帝王尚武的治国思想,又生动体现了元帝国的草原文化。元朝统治者崇尚白色,元文献中就有“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记载,他们甚至还把白马所产的奶指定为成吉思汗家庭的专用饮料[6]。这一习俗同他们的信仰和生活环境有关。传说白鹿是蒙古族的图腾,是蒙古人的祖先,蒙古人对白色自古怀有敬意。加之长期生活在蓝天白云之下,夏天白云朵朵,冬天白雪皑皑,他们对白色情有独钟,认为白色是祥瑞的象征。因此,蒙古人无论是祈祷祭祀、婚礼诞辰,还是谒见尊长、迎接贵宾,都要献上雪白的哈达以为礼节。在元朝的八旗中,也以白旗为贵。
文化内蕴丰厚的瓷器不胜枚举,再如,清朝督陶官唐英为景德镇风火仙庙所书写的青花瓷匾。匾上四字“佑陶灵祠”,清新鲜明,齐整端正,厚实劲健,富有气势,表达了作者对舍生取义、造福于民的风火仙童宾的无比敬仰钦慕之情,也表达了作者祈求童宾庇佑瓷民、赐福窑工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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