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10-20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在西方，虽然学者将人类学的应用归结到应用人类学的名下，但扔存在不尽一致的看法。美国著名的应用人类学家福斯特在其《应用人类学》中提出应用人类学，通常是人类学家用来描述某些计划中的专业活动，其基本目的在于改变人们的行为，并相信可改善当代
摘要：在西方，虽然学者将人类学的应用归结到“应用人类学”的名下，但扔存在不尽一致的看法。美国著名的应用人类学家福斯特在其《应用人类学》中提出“应用人类学，通常是人类学家用来描述某些计划中的专业活动，其基本目的在于改变人们的行为，并相信可改善当代的社会、经济及科技问题，而不是专意于发展社会及文化理论。”[]埃利奥特.查普尔认为：“应用人类学被认为是人类学的这样一个方面，它从事探讨人际关系的改变和控制这些改变的原则，并对人类组织中那些限制改革的可能性因素加以检验。”[]罗杰.M.基辛则把应用人类学概括为;“使用人类学的知识及专长，去处理现实世界的问题，如：工艺技术的创新、公共卫生或经济发展计划等方面。”“应用人类学被认为是人类学的这样一个方面,它从事描述人类关系和控制这些关系的独立原则的变化”,它还包括“对那些限制人类结构变更的可能性的因素所进行的考察”。
我国的应用人类学家就什么是应用人类学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认为：应用人类学可以说是把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社会的观念和知识应用于改善、增进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门学问。[]厦门大学石奕龙先生认为：“应用人类学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文化是不断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前提下把人类学家对人、文化、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应用于改善和改进人类社会不尽满意的地方，以促进人类社会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学科，同时，它也从事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以上的这些应用人类学定义是现代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看法总结。
应用人类学的特征表现在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身上，即应用人类学家的角色扮演上。早期的应用人类学家主要是在政府部门充当顾问和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例如1951年，美国聘用人类学家在其托管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研究工作。对托管地人民宣传、解释政府有关健康、劳动、教育、法律、司法程序的规划与政策，并寻求贯彻这些政策的方法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应用人类学家开始有了自己的专业职位。像政策研究员、评价员、影响评价员、需求评估员、计划员、研究分析员、行政管理员公共参与专家、变迁代理人、训练员、辩护人、防治专家、专业证人等。换句话来说，这些应用人类学家在政府机关的身份有五种：代表着的角色、推动者的角色、报道者的角色、分析者的角色和调停者的角色。
从应用人类学发展的历程上来看，应用人类学突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应用”二字上。自应用人类学诞生以来，它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应用民族学阶段;角色扩大阶段和决策应用阶段。应用人类学在每一阶段的工作都是随时随事而动的，并且都是在时代的号召下运用人类学的知识来解决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
最初的20年，虽然蔡元培先生在1926年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中,也提倡民族学不仅仅是理论的科学,而且也应是应用的科学,不仅与学术有关,而且与实际政治如边政边教的推行、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都有关系。[]进入3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的时局虽然混乱不堪，但中国的人类学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方面成立了专门的学会，如1934年中国的民族学会宣告成立。介绍和翻译国外的人类学理论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如费孝通译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等著作。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家开始了实地调查工作，并撰写了一些报告和专著。如1928年颜复礼、商承祖赴广西凌云进行了瑶族调查;1929年林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1930年凌纯声、高承祖赴东北调查赫哲族;134年凌纯声、陶云透调查云南彝族等。[]这期间撰写的著作有1934年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1943年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和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次》以及1947年林耀华的《凉山夷家》等。
30、4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对于“中国农村生活社会调查的建议”的推动下,人类学家开展了“边政学”研究,目的除了探究有关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的法则之外,还可以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镜”,并希望在战后建设一个“实行允许国内各民族地方自治的偌享”的民族国家。[]抗战时期我国不少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曾到少数民族中进行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边政人员的培训,边疆建设的设计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类学家又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民族识别和参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随后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人类学在50年代后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而遭到了否决和批判。直到改革开放，人类学才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并迅速地占据了一块属于人类学自己的活动空间。
总结中国早期应用人类学的社会实践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学术为主、包含应用意义的研究;二是应用人类学本身的工作。[]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对应用意义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现实实践活动;而实地实践又弥补了理论研究的不足，从而为今后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另外，也说明了中国应用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应用人类学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服务于政府。
根据中山大学周大鸣先生的总结，在世界全球化的影响下，应用人类学的实践领域主要涉及到了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移民、社区综合发展、卫生保健、妇女、教育、卫生等等。应用实践所涉及的地域横跨中国全境,同时包括了农村和城市。2010年6月24日至26日，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承办了“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学术研讨会”。大会期间，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就“中国应用人类的实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像中国农业大学赵旭东教授以中国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秩序危机和混乱为例,说明通过应用人类学视角可以看到,地方社会固有的所谓传统文化资源的作用。[]凡是与文化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总结。
通过简要地回顾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大多数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都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知识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类学是一门走出书斋的学问，它的活动空间应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一味地追逐理论知识的探讨，人类学就如同被囚禁在笼中的小鸟，随着时间的流失，它将失去飞翔的能力。应用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诞生以后，人类学这一学科就如同重生的雄鹰，飞翔在碧蓝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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