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4-20所属分类：经济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资本收益递减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提高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资源错配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配置效率低下以及经济损失。以现实困境为切入点，通过文献资料研究方法，深入观察和研
摘要：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资本收益递减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提高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资源错配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配置效率低下以及经济损失。以现实困境为切入点，通过文献资料研究方法，深入观察和研究我国资源要素配置扭曲的起因、作用机理和经济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速下降与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不断上升，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都亟待调整与重塑。为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全方位优化和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不断寻找新的经济竞争优势和增长点。
关键词：资源错配;全要素生产率;价格扭曲;所有制歧视
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长期保持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经济増长，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到“新常态化”阶段，加之外部环境世界经济周期的下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下滑，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引发社会各界的讨论和争议。虽然现有研究对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尚未有一致的结论，但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解读中国经济下行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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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资源错配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Restuccia&Rogerson(2008)通过异质性企业的要素错配模型，首次构建了“微—宏观”的资源错配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多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1]。具体到中国经济增长现实情况，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资本和TFP平衡拉动，转变成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的态势，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TFP表现出断崖式下降的趋势[2]。借此，本文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转型经济体的现实困境为切入点，深入观察和研究我国资源要素配置扭曲的特征、起因、作用机理、经济影响效应，以及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矫正资源配置扭曲的政策措施等问题，以期补充和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一、资源配置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采纳新技术的能力以及使用既定技术的效率，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源要素在不同生产单位、不同区域之间的配置效率，或者资源配置扭曲。根据Wei等(2017)所提供的数据资料，中国过去6年间实际GDP增长的下降对应年份的TFP增速也呈现下降，从2009年开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2015年已经达到-34.6%。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国研发投入(R&D)占国民经济GDP的比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由金融危机当年的1.46%上升到2015年的2.05%[3]。中国2010年研发投入占国民经济比重已经达到OECD国家的中位数水平，随后2012年就已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整体TFP水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甚至为负向影响，而创新研发经费投入水平却在不断攀升，这初步说明我国资源配置扭曲、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恶化严重。
一般而言，市场经济主要包括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两大市场。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进程表现可谓是极度不对称的：商品(产品)市场几乎已全面放开，基本实现自由市场化交易;而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利用效率低下。学术研究者普遍认为资源配置扭曲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约束力。理论上，给定生产技术是凸性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使得企业之间的边际报酬相同。那么，资源配置扭曲或错配指的就是资源的配置方式背离了效率最优化的原则，资源的边际报酬在横截层面上出现差异。资源配置扭曲会造成整体全要素生产率(TFP)和经济总产出水平的损失，相应的资源要素从低边际报酬的企业向高边际报酬的企业再配置则能够实现既定技术水平下总产出和TFP的提升。
二、资源配置扭曲产生的主要原因
资源配置扭曲的产生通常与市场不完备、政策不恰当以及制度性等因素相关，主要有如下的几个原因：
(一)“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与资本错配在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部门占据着大量的资本要素，而生产效率较高的私营企业部门则面临着严重的资本“瓶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银行体系的资本配置较为有效，资本要素更多地流向了效率更高、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银行承担救市职能的日益增强，银行信贷与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相关性逐渐消失。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我国的银行体系在信贷过程中表现出明显地“所有制歧视”与“规模歧视”现象，国有企业从银行体系所获贷款额要大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并且信贷成本也明显低于私营企业。
所有制歧视是导致我国资本错配与TFP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Ferri&Liu(2009)基于2001—2005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即使控制了企业个体特征等因素后，国有企业的银行信贷成本依然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部门[4]。同样，Hale&Long(2010)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2000–2006年)和中国企业普查数据(1997，2000，2002，2004，2006年)，实证研究表明，与中小型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从外部获得资金，并且国有企业的利息成本仅是民营企业的1/2[5]。同时，Poncet等(2010)在基于所有制获得信贷资金的假设条件下，构建了信贷约束的实证模型，并采用1998—2005年中国20000多家的样本数据，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规模歧视”，并且国有企业融资行为抑制了私营企业的信贷途径(“挤出效应”)[6]。戴静和张建华(2013)构建了金融“所有制歧视”下的两厂商生产模型，发现金融“所有制歧视”下的资本错配诱使了厂商的创新产出偏离其均衡状态，进一步，其利用中国地区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指出减少金融“所有制歧视”有助于提升国有经济的创新活动和产出[7]。
另外从企业规模、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显示，虽然小企业拥有较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但却比大型企业面临着更严重的资本错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市场配置的国有偏好，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部门的隐性担保刺激了信贷资金的“逆向流动”，资本要素“错配”给低效率企业，抑制了我国经济TFP的提升。我们可以通过数理模型及日本企业层面的样本数据，进一步研究了“僵尸企业”诱使金融扭曲的影响效应，“僵尸企业”所属产业表现出较低的就业率、生产效率与“产能过剩”，最为重要的是，“僵尸企业”的增多显著抑制了投资、就业的增加，以及生产率更高的新型竞争者盈利能力的提升。
(二)劳动力市场与资本错配
我国资本要素“所有制歧视”与“规模歧视”，进一步诱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非均衡，对我国技术进步方向表现出制约作用。时磊和田艳芳(2013)基于世界银行2003年投资环境调查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资本要素扭曲显著降低了企业雇佣技能员工的比重，资本要素扭曲的受益者(国有企业部门)表现出抑制技能员工雇佣的特征，而资本要素扭曲的受害者(中小企业部门)技术水平低下，且未摆脱“去技能化”阶段[8]。因此可以认为我国产业之间劳动要素错配的根源在于资本要素配置的不合理，资本的快速增长与配置效率低下。
(三)特殊制度安排与资本错配
特殊的制度安排与设计是扭曲资本要素有效配置的重要原因，产能过剩与我国的金融结构、金融监管体制有关。Allen等(2005)实证考察和对比了中国正式的法律、金融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推论出主要是中国银行业体系的资本有效促进了国有经济部门增长[9]。Dollar&Wei(2007)以中国120个城市12400家企业的微观数据为实证研究样本，发现中国的信贷制度诱使了资本要素配置扭曲，其认为减少信贷市场的制度扭曲，更加高效地配置资本要素，并提高国有企业资本存量的利用率，将使中国GDP增长5%，若能消除资本错配，将资本要素配给高效率的私营企业，我国GDP增长可提高2%-8%，并通过构建一个分割的二元信贷市场结构模型，探讨出体制因素与产权结构是造成我国信贷市场扭曲的根本原因[10]。Brandt等(2012)通过1998–2007年制造业部门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TFP，指出如果消除信贷市场的制度因素，资本要素将从国有企业流向高效率的私营企业，中国产业层面的TFP则会得到显著提升[11]。靳来群等(2015)在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框架基础上，通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行政权力与国有企业垄断结合而成的行政垄断才是导致资本要素错配的根本所在[12]。
三、资源配置扭曲对应的策略
(一)适时调整政府政策在政策
方面对资本错配的影响，主要是研究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扭曲效应。我们可以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的理论分析框架，考察了政策性补贴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效应，也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定量分析了偏向国有企业政策所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直接扭曲了企业的资本要素成本。另外，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校准模型发现政策性扭曲所诱致的资本错配造成了极其高昂的经济效率损失。
Restuccia&Rogerson(2008)通过异质性企业的生产要素错配模型，发现企业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会使得企业间的要素价格出现差异，导致资本要素错配发生，同时，其利用美国数据进行校准实证考察，扭曲性的政策会导致资本累积、TFP水平下降30%-50%，其认为引起资本要素错配的这些扭曲政策会对TFP、产出产生巨大损失[1]。Guner等(2008)通过拓展跨度控制模型，考察企业规模决定政策对生产率、均衡数量与规模的影响效应，指出税收或补贴政策会严重扭曲资源配置方向和效率，政府不合理的资本税收政策平均会缩小企业规模20%，导致总产出和企业平均产出分别下降8.1%、25.6%[13]。由此政府和银行需要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动力对僵尸企业实施延期信贷政策，毫无疑问，这使得稀缺的资本要素更多地错配于低效率企业，严重损害经济效率。
(二)监控和协调资本要素价格
扭曲的资本要素价格并不能形成均衡的资本供求状态，其必然导致资本的盲目、过度形成，加剧资本报酬递减，同时，进一步恶化资本错配的程度,所以资本要素配置扭曲主要是受到产业内或产业之间的资本要素价格差异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资本投资所导致的低效率问题就已凸显，资本过度扩张、投资收益显著恶化致使我国的技术路径偏离均衡状态，而中国的资本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干预的支配，尤其是存贷款利率限制。
秦朵和宋海岩(2003)通过1989—2000年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的资本要素价格信号尚不能反映真实的资本要素供求平衡状态[14]。Hsieh&Klenow(2009)在标准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资本价格扭曲所导致的边际产出差异来反映错配程度，将微观经济活动与宏观经济效率做了较好的融合，开启了资源错配理论的实证研究，并通对中国(1998-2005)和印度(1987-1994)4位代码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消除对资本、劳动要素的错配，我国TFP将提高25%-40%，印度则可提高50%-60%[15]。王林辉和袁礼(2014)构建了不完全竞争下的资本错配模型，探讨了信贷市场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引致的资本错配对TFP和产出的影响效应，基于1978-2010年我国八大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资本价格扭曲引发的资本错配使得我国TFP平均下降2.6%[16]。因此，在当前的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只有通过监控和协调资本要素价格才能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促进资源有效配置。
(三)积极完善信贷市场
信贷市场不完善性时，初次财富分配在长期和短期上都会显著地影响总产出和投资活动，其认为信贷市场不完善导致了资本错配，进而对跨国间持续存在的人均资本产出差别产生显著作用效应。信贷市场会存在三种缺陷，即借贷约束、利率的差异以及投资不可逆性。
Midrigan&Xu(2010)通过数理模型及韩国、哥伦比亚制造业微观数据，定量研究了不完善的信贷市场导致的资本错配所产生的TFP效应，表明如果哥伦比亚的信贷市场与韩国趋同，则能使TFP增长40%。并通过构建了一个定量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扭曲了资本配置和企业家才能，从而造成TFP的下降[17]。与此相似，朱喜等(2011)通过一个完全竞争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扭曲对TFP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3-2007年中国农村微观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信贷市场的缺陷是资本要素错配的主要原因[18]。随后，张佩和马弘(2012)构建了一个仅考虑资本扭曲的垄断竞争模型，并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TFP损失主要是源自企业微观层面上的信贷错配所引致的，即信贷成本的大小并不依据微观主体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水平的差异，其明确指出，此前的相关研究低估了信贷市场缺陷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9]。信贷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资本错配可以能够解释的生产率损失，信贷市场的缺陷能够直接导致资本要素错配现象的发生，指出信贷市场不完善的国家存在着严重的资源错配现象，所以积极完善信贷市场也是解决资源配置扭曲问题的有效手段。
(四)积极完善土地要素市场
我国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滞后，土地利用效率偏低，抑制了土地要素向高效率生产部门的流动，阻碍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进一步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这样才会有利于土地资源向高效率农户手中流动，进而推动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只有完善土地要素市场才能获得高效的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土地制度变革对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效应也是比较大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显著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市场完善程度越高，越能促使农村土地资源向高效率农户转移，进而提高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劳动力市场转移。
四、总结
对于资源配置扭曲问题的研究，不仅能为政策评估提供可参考的框架和基准，而且也能带来重要的启示：即当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物质资本、人为资本积累不足，并且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时，其可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来获得TFP的提升和经济的增长。从历史经验来看，资源要素配置扭曲是一把“双刃剑”。在市场经济转型过渡过程中，市场扭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阻碍，例如：二战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非市场化力量使经济发展成绩斐然，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经济发展已步入到一个新的转折阶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迅速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经济复苏和增长计划，这些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在现阶段已暴露出来，当前我国经济体中出现了大量的低端无效产能过剩、库存积累、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杠杆率高企、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等现象，致使我国经济的供需结构失衡、经济增速下降与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不断上升，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都亟待调整与重塑，寻找新的经济竞争优势和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培育新模式、新结构，破除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全方位优化和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将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能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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