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6-13所属分类：经济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近些年，世界经济处于调整的关键时期，一些发达国家都存在一定的经济问题，在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方面的贡献有限。另外一些新经济体发展较快，但是经济规模不大，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也是有限的。在这种世界经济环境下，中国开始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深度
摘要：近些年，世界经济处于调整的关键时期，一些发达国家都存在一定的经济问题，在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方面的贡献有限。另外一些新经济体发展较快，但是经济规模不大，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也是有限的。在这种世界经济环境下，中国开始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深度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加之近年来中国经济呈高速增长趋势，可以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文章将围绕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对世界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贡献进行阐述分析，旨在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世界经济;增长困境;中国经济增长;分析
一、世界经济面临长期增长困境的原因
探索当今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或陷入长期增长困境的原因，既要从现阶段世界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也需要从更为长期的世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动中去寻找。
首先，自1970年以来，世界经济开启了新一轮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美国经济日益金融化。美国不仅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成为一个以其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基础来操控全球资源的“金融帝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基本分工格局，并将这种新的“中心一外围”关系内部化，导致国内经济、政治和
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80年代后，美国不再遵守其以往坚守的欠债还钱、赤字国必须做出结构或政策调整的“债权人逻辑”，而是利用美元地位优势，强求其他盈余国家进行必要的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并非所谓的“特里芬难题”所致，而是美国不愿再遵守“债权人逻辑”，转而实施以自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为中心的“债务人逻辑”:欠债不还并强求盈余国家进行结构或政策调整。90年代初，美国毅然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不仅使金融资本的力量迅速提升，也使实体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美国经济开始走上了金融化的道路。后来的“强势美元”政策成为美国经济金融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不仅使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美国，也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自由化，使美国可以利用全球其他国家的储蓄资源填补日益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在此过程中“美元体系”的建立、发展与成熟也对美国经济金融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同冷战结束、1T技术进步等相结合，促使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并同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
日本学者速水和夫曾经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利率革命”和“空间革命”。前者表现为利率低下，从长期来看亦即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下降，这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减少和丧失，类似状况只有在17世纪初期意大利热那亚出现过，其结果是欧洲社会的革命性变化。与此同时，与16世纪的“空间革命”表现为地理大发现以及将世界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不同，当今世界经济的“空间革命”一方面表现为除少数地区外整个世界都已被工业化浪潮所席卷，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美国并没有构建取代现有体系的新体系，而是在世界经济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的基础上开辟了另外一个新的“空间”—“电子一金融经济空间”，以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命。
这一过程正是我们所说的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就目前来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造就了一个双重的“中心一外围”结构。第一重“中心一外围”结构是其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破产，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化所导致的资本利益与劳动者收益的脱节、分离。第二重“中心一外围”结构主要表现在“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处于不同的竞争空间，且“贸易国家”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出日导向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这里所说的“贸易国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日拉动经济增长，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不得不依赖出日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相应地，这也是典型的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不论在全球、还是在美国，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地被具有较高流动性和投机性的国家、阶层所控制、重新分配，越来越少地进入原有的有效需求过程的循环。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摈弃了传统的“规模扩张”过程，开启了一个新的“结构扩张”过程一一经济金融化。这是美国摆脱传统经济危机规律约束的过程，一个创造新的经济发展规则的过程，即通过货币扩张、资本泡沫寻求利润增长、开辟新的利润边疆的过程。从这意义上讲，美国为了确保其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必须对全球经济、贸易规则进行必要的调整，奠定“新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因此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不可能的，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经常项目失衡是美国(美元)控制世界、谋取全球利益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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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的贡献
(一)提供大宗商品，降低生产成本
20世纪后期以来，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贡献越来越高，21世纪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出口方面，2017年的数据显示我国货物出口额达到世界总额的13%以上，进口额也超过了10%。2012年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我国市场受到经济体制稳定性的影响，保持了良好稳定的进出口态势。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渐渐走出金融危机，这与我国的经济贡献密不可分，仅2014年上半年，我国进口的原油和铁矿砂数量就提升了13.9%,9.3%，高端电子产品进口量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到2014年7月，增长率达到9.2%以上。这些贸易活动使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得到了有效改善。此外，我国机械产品、原材料、轻工业品以及部分粗加工工业品的出口量也较为稳定，降低了全球范围内工业生产的成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同样突出。
(二)中国巨大较大的发展潜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提升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做出贡献，同时也相应地提高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全球角度看，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低迷，短期内不易解决，但发展中国家依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仍有可能实现快速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仍能支撑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及其正外部性的发挥仍有很大空间。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狭小和资本的相对稀缺都限制了其经济增长潜力的变现。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能够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及需求结构的变化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替代性的出口市场，这种“市场提供者”功能的发挥一旦促成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产品和资金的良性循环，对双方经济增长都会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中国“市场提供者”和投资者功能的发挥能够带来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
(三)世界经济处于调整和重构，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从国际经济制度安排角度看，目前全球正面临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与重构，需要跳出传统思维架构，在国际制度安排中引入新的思路和愿景，中国作为全球治理和多边制度安排中一支较新的主导力量，有条件提供这样的新思路与新愿景，从而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和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中发挥重要且积极的作用。中国对G20平台的新构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倡议建设的其他多元化经济合作组织与机制，无不体现出对中国政府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思路、新想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尤其体现出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的“中国方案”，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有助于全球经济良性循环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也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在世界经济增长处于“三低”状态的情况下，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可以支撑中国及其他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系，不仅对于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提升未来中国在国际制度安排中的主导地位，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在现阶段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和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也需要探寻适合中国国情与具体条件的“中国模式”。
(四)中国处于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关键时期
在技术进步与创新领域，中国也可以发挥相当积极的作用。在不同类型的创新中，能够带来新的需求与市场空间的新产品创新尤为重要，而新产品的创新某种意义上需要突破原有的产品创新的路径依赖，在这一方面，中国由于经济结构和消费文化方面的差异性特征，有条件提供某些新的可能性。比如在互联网与物联网经济方面，中国就有能力提供新的业态模式与新的产品和服务类型，中国也有能力提供更适合新兴市场国家需求的创新产品与服务。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促进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不断增强国内经济增长势头，保持良好势头，进一步巩固国内经济发展;同时，随着美元升值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可以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因此，在新时期，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作出贡献。——论文作者：袁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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