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12-29所属分类：经济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四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天生禀赋、义务教育以及非义务教育对于收入差距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本文发现除天生禀赋外，义务教育是影响收入差距和代际流动性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子女尽管初始能力的差距不大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四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天生禀赋、义务教育以及非义务教育对于收入差距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本文发现除天生禀赋外，义务教育是影响收入差距和代际流动性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子女尽管初始能力的差距不大，但家庭的教育选择和公共教育政策却使得其最终的人力资本和收入在代际内的差距加大，并固化了收入在代际间的相关性。贫困家庭由于受预算约束限制，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投入较少，使得其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并进一步导致其高等教育参与率较低，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模拟各种教育经费投入模式的结果表明，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支出力度，有助于弥补年轻父母在孩子早期教育时的预算约束，缓解代际内收入的不平等并增强代际间收入的流动性。
关键词：教育投资收入差距代际流动性教育经费
一、引言
收人是否平等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是否稳定，机会是否平等的重要指标。Becker&Tome(1979)认为，收人不平等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进行度量。横向不平等代表了收入或教育在同一代人内的差距;而纵向不平等则指收人或教育水平在代际间的流动性，代际间收人的相关性越高，则社会的代际流动性就越低。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警戒线水平，甘犁教授(2012)计算的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哗然。国家统计局在2012年首次公布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虽远远低于0.61，却仍大大高于OECD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①李实和罗楚亮(2011)在修正了样本抽样偏差等因素后，发现我国最高10%人群的收入是最低10%人群收入的32.8倍，城乡间居民收入的差距达到3.87倍，并且收入差距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Ravallion&Chen，2004;Mengetal.，2010);而从纵向来看，我国居民收人的代际相关性也偏高。相较于丹麦(0.089)、瑞典(0.141)、英国(0.198)、美国(0.357)等发达国家②，我国代际间收入相关性从1995年的0.47上升到2002年的0.53(Dengetal.，2013)。Gongetal.(2012)用2004年微观数据估计的代际收人持续性更是高达0.63。代际内和代际间收人不平等的加剧已经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晌。
在有关收入不平等形成机制的研究中，个体的天生禀赋和后天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先天禀赋主要包含了生物学上的遗传因素，由于相应微观数据的不可得性，个体后天接受的教育如何固化或弱化由先天禀赋在代际内差异和代际间的相关性造成的收人差距，一直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欧美等发达国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Becker&TomeS(1979)最早探讨了能力以及不同阶段教育对收人不平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Restuccia&Urratia(2004)、Maoz&M〇av(1999)发现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下，收人不平等是天生禀赋和后天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教育因素中，同代间的横向收入不平等主要由所接受的高等教育不同所导致，而父母对孩子早期教育投入的差别则是代际间收入流动性降低的主要原因。由于教育体制的差异，①我们并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结论，而就目前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对这一问题探讨也还处在定性阶段。?限于相应镒观数据的缺乏，实证研究很难给出定量结论。
本文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结合我国独特的九年义务教育体制和经费投入模式，探讨天生能力及不同的阶段的家庭和公共教育投资在收人不平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文中构建了一个四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天生禀赋、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私人和公共支出对于同代间收入差距和代际收人持续性的影响。除了定性讨论之外，我们还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各级教育在收人不平等扩大过程中的作用加以量化，探讨了如何更加合理地制定公共教育财政政策。其意义在于：第一，在模型构建上，明确了先天能力和后天教育在收入不平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通过校准模型定量分析了二者对于收人不平等的贡献。第二，从理论的角度对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收人不平等进行了区分，分别研究了二者在义务教育和后义务教育阶段变化的趋势。第三，结合我国教育体制的实际情况，利用校准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定量分析了公共教育政策对于收人不平等形成的影响。第四，相较于实证研究，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模型结合数值模拟的方法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相应政策试验的外部有效性也更强。尽管这一方法已成为近年来国际相关问题中的主流，但国内尚属起步阶段，相信对以后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们发现，在现有的教育支出体系和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下，教育会强化由于能力在代际内和代际间差距而造成的收人不平等。在代际内，教育使得收入的横向不平等相较于能力差别扩大了约四分之一;而在代际间，教育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50%。家庭在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投人对子女后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收人的影响要大于高中和大学教育。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教育公共支出的改变对于不同家庭背景和能力个体的高中和大学的参与意愿的效果存在着差异，在不改变教育公共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前提下，适当加大义务教育的公共支出的比例，也可以缓解收入在代际内的不平等，增强其在代际间的流动性。
文章结构如下：引言之后的第二部分构建了四个时期的人力资本迭代模型，并借助模型讨论各个阶段的教育对于代际内收人不平等和代间流动性的影响;第三部分对模型参数进行了较准，并借助校准后的模型分析了收人不平等和代际持续性的根源;第四部分为模型的参数敏感性检验;第五部分模拟了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一部分给出了结论。
二、模型设定
(一)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
引言中已述，天生禀赋和后天教育是研究收人在代际间流动性的两个关键因素。因此参照Becker&T〇mes(1979)，我们构建了一个四期的异质性世代交叠模型来研究教育对我国收人的不平等和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模型中的一期代表15年，经济中的人口增长是外生的。个体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依次为幼年期(1—15岁)、少年期(16—30岁)，青年期(31—45岁)和壮年期(45—60岁)。在任意时刻，经济也由上述的四类个体组成。经济中的决策单位是家庭，由处于青年期(父母)和幼年期(子女)或处于壮年期(父母)和少年期(子女)的个体组成。下文中，我们用家庭中父母所处的年龄段来代表家庭的年龄，因此整个经济由处于青年期和壮年期的家庭组成。家庭的决策权掌握在家庭中处于青年期或壮年期的个体中(父母)，处于幼年期和少年期的个体(子女)不参与家庭决策。在家庭壮年期期末，家庭中的父母会退出经济，而处于少年期的个体(子女)会生育后代并在下一期组成新的家庭。
相关期刊推荐：《经济研究》是1955年创办的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发表经济学界新近的理论研究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 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研究;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以及反映我国经济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报告和当代国外各派经济理论的介绍和评价等等。
除幼年期外，处于各个阶段的个体在各期均拥有1单位的劳动禀赋，劳动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家庭中的父母对子女是单向利他的，这体现在年轻父母和年长父母会分别关心其子女在下一期时的人力资本水平上。由于我国实行9年义务制教育，假定子女6岁人学，家庭的青年期正好包括了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而其壮年期则涵盖了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阶段。除了年龄之外，青年家庭的异质性体现在家中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子女的天生禀赋7T上;壮年家庭的异质性体现在家中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子女的天生禀赋7T以及经过义务教育投资后子女积累的人力资本7;■上。下文分别说明青年家庭和壮年家庭各自的最大化问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
四、敏感性检验
由于模型中的参数较多，且不同参数组合可能会影响到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本节我们检验模型中几个关键的参数变化对于模型结果是否与预期一致。
首先，我们检验天生能力的一阶自回归项中参数P和对于模型结果的影响。在前文的数值模拟中，教育扩大了天生能力在同代不平等，并降低了收人的代际流动性(P增大)。因此可以预期，收人、义务教育后的人力资本在代际内不平等和代际间的相关性会随着P和^同方向变化。敏感性分析验证了这一结论。③当P从基准模型的0.208减小到0.008时，收人的代际流动性有所提高，同代间的收人差距却有所减小。而当从基准模型0.53减小到0.33时，同代间的收入差距从0.69缩小到0.46，但代际收人的持续性从0.47扩大到0.559。这是因为能力对数标准差的减小，意味着能力较高的个体数量的减少。能力较高的个体通常会获得较多的教育投资，特别是非义务教育的投资，因此能力较高个体数量的减少意味着教育投资差距的减小，会使同代间的收人差距缩小。增加的代际持续性是因为贫困家庭的父母通常对能力高的孩子投资较多，能力较高个体数量的减少会减小贫困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因而增加代际收人的持续性。扩大P和则会产生完全相反的作用。然而，无论和p如何变动，其对高中和大学入学率的影响却不是很大。
其次，决定个体教育投资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参数是义务教育阶段人力资本对教育支出弹性7以及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收益这两个参数说明了早期教育与高等教育对于收入的重要性，特别地，大学收益?的变化及其对于天生禀赋、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对于收人差距和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是不同国家间比较的核心问题。?我们在对这两个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时发现当y减小到0.188时，义务教育后子女所获得人力资本和最终收人的代际相关性均有所减弱，且二者在同代内的标准差(收入差距)也有所减少。?这是因为y的减小使得同等数量早期教育投资的“边际产出”减小，相较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对于子女进行教育投资会减小的更多，从而使得对子女进行的早期教育投资更多的由能力因素决定。③而在另一方面，当减小到1.398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的人力资本和最终收人的代际相关性会略有提高，二者的代际内差别却基本维持不变。与此同时，高中人学率会减小到27%，但大学入学的变化不大。这是因为大学收益的降低，使得送子女进人高中的预期收益降低，但大学人学率9(公)却不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④
五、政策实验：如何合理设计公共教育支出
(一)增加义务教育投资的比重
通过前文的数值模拟我们发现，收入在代际内的不平等的扩大和代际间收入的“固化”很大程度上在义务教育阶段便已完成，而由此引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以缩小同代不平等和增加代际流动为目标，我们应如何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特别地，在教育财政总量既定的情况下，教育公共总支出在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阶段的分配对于收人不平等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固化有什么影响?在前文模型的基础上，本节我们试图通过政策实验从定量的角度给出一个回答。在图3A中，我们维持税率(T=3.03%)以及高中和大学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不变，通过改变模型中高中和大学教育补贴系数6%4和6?，画出了义务教育公共支出占教育公共总支出的比例同收人对数标准差和收入代际相关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随着义务教育公共支出教育总支出比例的增大，收入在代际内的对数标准差和在代际间的相关系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图中，我们标注出了模型在校准参数下(对应义务教育公共支出占GDP比重比为0.019)产生的收人对数标准差和收人代际相关性水平。可以看出，在教育支出公共经费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进一步增大义务教育公共支出在教育总支出中的比重，会显著提高收入的代际流动性并降低其在代际内的不平等程度。
(二)扩大大学人学机会
前文已述，除了个体接受义务教育后所获得的人力资本;之外，个体进人大学机会还受到大学教育资源供给的影响。就我国而言，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考虑，从1999年开始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扩大了招生人数，使得大学入学率大幅提升。⑥如果将模型中的参数&和视为高校扩招这一政策的代理变量，我们在此可以粗略讨论高校扩招对于代际收人差距和收人代际传递性的影响。
具体来说，我们希望通过模型观察不同水平从。和叫对代际不平等和代际收人传递的影响。由于仏的校准数值大体接近于1，在图3B中，我们保持/^和其他参数不变，画出了模型稳态时大学入学率、收人代际内对数标准差和代际间相关系数同&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尽管大学入学率会随着M。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代际内收入的对数标准差和代际间收入的相关性却随着M。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这是因为，在M。较小时，个体进入大学，实现高收益的概率主要取决于义务教育后积累的人力资本水平4。尽管早期教育投资不足会使得低收人家庭子女在义务教育后积累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足，但随着&的逐渐增大，高中毕业能够进入大学的概率已经趋近于1，这使得就读高中进入大学学习越来越成为一个确定性事件并大大提高了就读高中的预期收益，这使得大学教育对减缓收人差距和增大代际流动性起到积极作用。在图中，我们画出了模型校准参数下(M。=0.288)对应的代际内收人的对数标准差和代际间收人相关性(A点与B点)。由于在估计模型参数时我们选取的是高等教育扩招之前的教育财政数据，A点与B点可看作是高校扩招之前收人的代际内差距=0.69)和代际间相关性(&=0.47)。而根据教育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在高校扩招后，2012年我国的高中人学率和大学人学率已经达到了87%。在图3B中，与这一入学率相对应的M。值为0.61，而C、D两点则代表了与这一叫值对应的代际内收人差距((rn=0.73)和代际间的收人相关性=0.5)。尽管高校扩招最终结果还有待观察，但从上述结果来看，高校扩招对于代际收人的不平等与代际间收人的相关性影响不大。——论文作者：杨娟赖德胜邱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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