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7-27所属分类：经济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所有权性质的局限性，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有动机进行寻租，以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以20082018年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民营企业减少合理避税对其未来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地方经济表现
摘要：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所有权性质的局限性，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有动机进行寻租，以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以2008—2018年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民营企业减少合理避税对其未来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地方经济表现下滑以及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民营企业会将减少合理避税作为一种寻租手段，以便能够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且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抑制上述现象。本文揭示了在面临市场准入限制等困境下，民营企业仍选择减少合理避税背后的逻辑，有助于人们认识民营企业的纳税动机及经济后果，并为推动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关键词：民营企业;地方经济;企业避税;政府补助;混合所有制改革;寻租
一、引言
企业避税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企业的避税行为会受经济周期(陈冬等，2016;Vegh和Vuletin，2015)[1-2]、政府税收征管(Chen，2017;Dang等，2019)[3-4]以及地区执法效率(Desai等，2007)[5]等因素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避税的因素主要有企业的经营状况(Klassen和Laplante，2012;Richardson等，2015)[6-7]、高管特征(Armstrong等，2012;Lai等，2020)[8-9]、公司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McGuire等，2014;Kovermann和Velte，2019)[10-11];等等。企业避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则主要集中于微观企业层面，学者们研究发现避税可以增加企业现金流(Graham和Tucker，2006)[12]、提升企业价值(Phillips，2003)[13];但另一方面，避税也存在道德风险以及管理层自利问题(Desai和Dharmapala，2006)[14]、抑制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Desai等，2007)[5]、不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资源(如政府补助)(Hanlon和Slemrod，2009)[15]，且相关新闻报道也会影响其市值管理等(Blaufus等，2019)[16]。
在企业纳税与政府资源配置的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行为动机及逻辑不同，但却较少区分产权经济主体进行探讨。如刘思义等(2018)[17]研究发现，当因台风灾害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时，企业会主动减少避税以迎合政府;陈冬等(2016)[1]分析了国有企业纳税行为与政府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经济下行时国有企业相应地会增加纳税为政府提供支持，而作为补偿，政府在未来会给予这些企业更多的补助。那么，民营企业是否也会通过纳税以迎合地方政府，进而获取政府补助呢?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两个行为主体在何种情境下会达到利益均衡点并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对此问题尚未有文献进行研究。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微观实现形式，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那么，民营企业积极引入国有股东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会对其纳税动机和行为方式产生纠偏机制?基于此，本文以2008—2018年获得政府补助的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研究宏观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合理避税行为以及其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下行和财政压力增大的宏观制度环境会驱动民营企业减少合理避税，而民营企业避税的减少可以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减少避税来提高声誉，进而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引入国有股东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民营企业通过多纳税以获得政府补助的行为会产生反向调节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的经济下行和政府财政压力增大的宏观制度环境嵌入民营企业的微观纳税行为的研究之中，构建了民营企业“地方经济表现(宏观体制驱动)———民营企业不避税(微观个体行为)———获得政府补助(经济后果)”的发展路径，解析了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互惠关系，从宏微观互动视角扩展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二是探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和政府补助三者之间关系的反向作用机制，从动态视角剖析了民营企业在面临现实困境下的发展路径，并展现了制度优势对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文献，并为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对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但组织通常无法自己生产这些资源，因此需要与其生存的环境进行互动，以换取更多的资源(Hillman等，2009)[18]。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Allen等，2005)[19]，也更有动机通过慈善捐赠、履行社会责任、减少避税等方式获取政治资源。Lin等(2015)[20]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决策，发现在地方政府换届当期，民营企业倾向于通过资产捐赠等方式建立政企关系，而政府在提供补助时也会优先考虑该类型的企业。
社会交换理论将社会个体关系的相互作用描述为社会交换，互惠交换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Homans，1958;Cropanzano和Mitchell，2005)[21-22]。在互惠交换过程中并不存在明确的谈判，相反，在并不知道对方是否会有回应的情况下，一方会先采取有利于另一方的行动，若对方及时回应，则这种互惠关系便可继续下去并形成良性循环。基于政府和企业均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我们认为，中国的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互惠交换关系。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缺乏与生俱来的资源禀赋和政治优势，其更有可能通过主动减少避税的方式向政府“示好”，以换取更为积极和紧密的政企关系并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已有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主动减少避税帮助政府完成业绩目标，增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于文超等，2015;曹伟等，2016)[23-24]。当政府向缴纳更多税收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时，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互惠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信任程度不断加深，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互惠关系的循环[22]。
(二)研究假设
1.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缺乏与生俱来的资源禀赋和政治优势，面临着更大的融资约束，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随着我国实体经济结构的转型，政府补助作为一种调控手段，在企业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当民营企业面临资金短缺、转型升级等困境时，更希望获得政府补助。首先，企业获取补助即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现金流，进而能有效减少流动性风险，且政府为企业提供补助，无论金额大小，相当于为企业背书，有利于企业获取信用贷款，减轻融资约束(Arqué-Castells，2013;Santos，2019)[25-26]。LaRocca等(2019)[27]研究发现，随着现金持有水平的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会相应提高。其次，民营企业如果能够获得政府补助，则可以向社会公众传递其具有良好的政企关系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等积极信号，有助于公司股价在资本市场有更好的表现(Lee等，2014)[28]。再次，政府补助可以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和帮助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技术进步方面，政府补助能够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分散创新投入风险、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Howell，2017;张根文等，2018;李奎和张跃，2019)[29-31]，帮助企业从根本上实现转型升级。
就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种微观实践主体而言，国有企业具有产权优势，与政府更容易建立亲密关系，也更有可能从政府获得优质资源，而民营企业只能依靠寻租的方式才能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Kornai等，2003)[32]。Lin等(2015)[20]研究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发现在地方政府换届当期，民营企业会通过增加纳税、资产捐赠等方式建立政企关系;Su和He(2010)[33]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关注度、增强其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就寻租的经济后果而言，Takano(2017)[34]指出，民营企业可能利用参与PPP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进行寻租以获得超额收益。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将研究的关注点从捐赠、PPP投资等民营企业的自愿性显性寻租行为转向纳税等强制性隐性寻租行为方面。于文超等(2015)[23]基于地方政府换届这一独特视角，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主动减少避税来增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24]。Carroll(1979)[35]认为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在经济、法律等方面承担的义务，而税收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范畴，民营企业主动承担更多的税负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政府在提供补助时也将优先考虑这类企业。Graham和Tucker(2006)[12]基于44个避税案例的研究，发现企业多缴纳所得税可以向市场释放盈利能力良好、现金流充足等积极信号，这有利于其进行市值管理，提升公司的股票价格。因此，相比自愿性“迎合”性寻租，民营企业也乐于用纳税这种隐性寻租方式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并获得政府补助。
综上，获得政府补助可以为民营企业发展带来缓解融资约束、加速技术革新等诸多机遇，但由于所有权性质的局限性，民营企业可能会通过纳税寻租、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等方式来获得政府补助。缴纳所得税是企业的强制性义务，企业积极纳税可以树立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公众形象，特别地，它可以成为一种相对安全和隐蔽的寻租方式，帮助企业迅速有效地建立起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控制其他条件，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越多。
2.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与政府补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逐渐进入经济下行期，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许多以减降税费为主要措施的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收支矛盾日益突出，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大(Yu，2012)[36]。Chen(2017)[3]的实证研究发现，取消农业税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加，继而增强了税收征管的力度;Dang等(2019)[4]的研究也发现，当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时，企业接受税收检查的概率越大，实际承担的税负越多。而Chen等(2015)[37]学者认为，在经济下行期，政府除了加强税收征管以增加收入外，企业也有可能主动减少避税、承担更多的税负，以迎合政府需求，增强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刘思义等(2018)[17]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企业越有动机迎合政府需求;陈冬等(2016)[1]基于经济周期的视角对国有企业避税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其会减少避税行为对地方政府进行支持。
前已述及，民营企业减少避税可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那么，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互惠关系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呢?缴纳所有税的行为主体是民营企业，提供政府补助的行为主体是地方政府，只有双方的利益诉求均得到满足时，才有可能呈现互惠局面。目前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政府补助的对象和用途做出明确的规定，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经济下行期，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增大，如果民营企业此时承担额外的税负，主动减少合理避税以迎合政府需求，帮助政府获得财政收入以及支持政府官员达到当年业绩考核指标，作为回报，政府官员便有可能利用职务便利，在以后的年度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种稳定、长久的双向互惠关系。因此，经济下行和财政压力增大成为民营企业违背“理性经济人”假设，多缴纳所得税进而获取政府补助的驱动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控制其他条件，地方经济表现越差，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四万亿计划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以此为研究起点，可以更好地探索地方经济表现、企业避税和政府补助三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样本(2008年之前上市的民营企业)依据以下标准进行筛选：剔除2008—2018年未能连续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司、金融行业及ST公司;为减少异常值的影响，剔除所有者权益为负、税前利润为负、所得税费用为负以及实际税率低于0或大于1(陈冬等，2016)[1]以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3199个民营企业年度观测值。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公司名义税率来自Wind数据库。为减小极端值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企业合理避税程度表示相对于利润总额所得税的减少，可以捕捉企业采取的避税策略的最终经济后果(Hanlon和Heitzman，2010)[38]。由于不同企业享有的税收优惠各异，使用实际税率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不一定准确，因此本文采用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来衡量，其值越大表明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税务筹划，合理避税程度越高。理论上逃税和避税有着明确、清晰的边界，但在实践中却不易区分(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39]，目前实证研究中通常交替使用逃税和避税指标，本文对此也不进行区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观测样本的统计情况来看，有超过一半的民营企业合理避税程度为正;地方经济表现差和地方经济表现好的样本各占1/2左右，前者略多于后者;在连续获得政府补助的民营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较大，表明政府更偏向于为这类企业提供补助，这与目前国家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政策相一致①;主板的观测样本数目最多，说明主板连续获得政府补助的民营企业数量最多;样本数最大的三个行业分别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中制造业样本数为2167，占比6774%。
表3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民营企业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Subsidyt+1)的均值为0222，最小值为0001，最大值为2821，表明不同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存在较大差异;合理避税程度(Rate)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1、0006，表明有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名义所得税率高于实际所得税率，即避税行为较为普遍，这与刘思义等(2018)[1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地方经济表现(EP)最小值为-3121，最大值为0824，表明不同省份经济表现存在较大差异;高新企业(Gaoxin)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631和1000，表明大部分连续获得政府补助的民营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与目前我国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政策相一致。
从表4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合理避税程度(Rate)与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Subsidyt+1)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表明民营企业越不避税，其未来获取的政府补助越多。从相关性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共线性问题。此外，本文还对相关变量进行了VIF检验，各控制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②。——论文作者：王艳1，陈鸿叶2，王得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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