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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的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

发布时间:2021-07-27所属分类:经济论文浏览:1

摘 要: 摘要: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山东省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的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山东省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演变表现出同步性和耦合性的特征。②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的耦合水平以低度耦合为主,空

  摘要: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山东省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的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山东省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演变表现出同步性和耦合性的特征。②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的耦合水平以低度耦合为主,空间上的扩散效应较弱;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的协调水平以轻度失调为主,空间上形成了以济南和青岛为双核的中心—外围结构。③研发经费投入、高校教师数量、专利申请和利用外资等对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的协调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城乡协调状况对其呈负向影响。

山东省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的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

  关键词:创新能力;经济质量;耦合协调;影响因素;山东省

  科技创新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且是保持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1]。当前,发达国家纷纷试图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巩固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我国也确立了新发展理念,试图通过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山东省经济大而不强,2018年获批为中国第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也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亟待提升。因此,探究山东省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规律具有现实实践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到持续关注[1,2]。国外研究大多以国家为基本单元,学缘多为经济管理专业,通常基于经济增长和创新投入产出的少量指标开展研究,证实了创新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2,3]。近年来,相关研究表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首先,研究尺度微观化,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甚至更小尺度地区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DevinsD、LodorfosG、KostopoulosI等研究发现,创新活动显著地促进了利兹城地区的经济增长[4]。其次,研究对象多样化,中小企业[4]、国家创新体系[5]、企业家网络[6]等成为研究对象。第三,研究内容持续深化,由研究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单向关系向研究二者的双向关系转变,Aristizabal-RamirezM、Canavire-BacarrezaG、Rios-Avila研究发现创新与经济增长并非存在线性关系[7],MaradanaRP、PradhanRP、DashS等研究表明,创新与经济存在双向因果关系[8]。然而,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更多地诉诸于技术创新对经济结构甚至是经济质量的驱动作用,小尺度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影响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协调发展的因素也有待探讨。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侧重于从整体上检验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其空间异质性关注不足[9]。基于此,国内地理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牛方曲、刘卫东研究了中国省区科技资源与经济水平的协同性及空间异质性[10],其他研究也多从全国视角以省区为尺度单元开展研究[11,12]。李二玲、崔之珍以地级市为单元探讨了中国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性和空间异质性[13],许晔晖、李百岁研究了内蒙古盟市尺度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14]。总体上,对其演变规律的探究还有待深入。此外,在中国推进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间的关联性研究更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相关研究探讨了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单向效应,验证了二者间的相关性[11,15],但对于二者间的耦合协调规律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有待深化。本文以极具典型性的山东省为案例地,结合地区实际,构建评价地区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的指标体系,分析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变规律,进而探究主要影响因素,试图深化既有相关研究,为该省经济结构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参考。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1.1指标体系构建既有评价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从区域创新体系要素的视角构建指标体系[16-18],另一类则是从创新活动发生过程即投入产出的视角构建指标体系[12,13,19]。本文采用投入—环境—产出的逻辑思路,结合山东省国有企业经济贡献较大这一实际情况,同时吸收区域创新主体多元化的观点,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人均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支出、规模以上企业科技人员占地区科技人员比、R&D经费政府/企业支出比值等反映企业创新的指标。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提出以来,经济质量评价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但当前国家层面尚未发布权威的评价方案,也缺乏公认度较高的研究成果。宋明顺、张霞、易荣华等提出从竞争质量、民生质量和生态质量等3个维度评价宏观经济质量[20];李胭胭、鲁丰先从增长稳定性、增长结构、科技创新、社会福利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构建了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21];师博、任保平从经济增长的强度、稳定性、合理化、外向性以及社会成果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两个维度评价了中国省区经济发展质量[22];李博、田闯、史源钊等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社会福利和生态环境等4个方面构建了省域海洋经济评价的指标体系[23]。借鉴以上成果,依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本文从着重反映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投入产出的质量、城乡协调以及绿色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反映地区经济质量。除遵循科学性原则以外,指标体系要体现地区实际。山东省经济总量长期稳居全国省区前三位,但人均GDP仅排在8—10名左右,经济大而不强;传统产业比重大,国有企业贡献大,创新能力不强,质量效益不高;地区创新能力和经济规模差距明显[24],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十分突出。针对以上实际情况,尽量选取比值和人均、地均等指标,保证地区间数据的可比性,构建包含35个观测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1.2研究方法熵权法:指标体系评价的关键是权重赋值。鉴于层次分析法、特尔菲法等方法可能带来一定的主观性,本文使用基于指标数据特征自动确定权重的熵权法。评价步骤是:首先,使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次,计算指标信息熵,确定指标权重;最后,计算各地区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指数。

  1.3数据来源本文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研究时段为2006—2016年,选取2001年、2006年、2011年、2016年等国家“十五”到“十三五”的4个“五年计划”的起始年为代表性年份开展研究。借鉴相关研究[25],指标“中文期刊论文发表数量”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地市名称为单位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获得。其他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年份《山东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统计年鉴和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2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的分析2.1省域尺度的测度与分析首先从整体上即省域层面上分析山东省的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状况。如图1和图2所示,山东省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均呈不断提升的态势。2001—2016年,山东省创新能力从2001年的4.537增长至2016年的5.518,经济质量则从5.481增长到7.101。但4个年份的经济质量指数均高于创新能力指数,表明山东省的创新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相比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对创新能力的贡献较低。从图1可见,2001—2016年,山东省创新投入稳步增加,且在创新能力评价中占据了较大份额;创新环境自2006年以来也不断改善,促进了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创新产出自2006年以来却呈下降的趋势。由此表明,山东省创新投入产出效率不高,如何将增加的创新投入转化为更多的产出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山东省经济发展呈现协调绿色化的趋势。从图2可见,研究期内,山东省经济质量显著提升,但各时点的构成存在较大差异。2001—2006年,主要来源于投入与产出的增加,2006—2011年则是协调与共享,2011—2016年表现为协调与共享、投入与产出以及绿色化发展三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由此说明山东经济发展已经初现协调绿色化的态势。但总体来看,研究时段内经济质量指数提升的幅度不大,这与山东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程的事实相符。

  2.2地区尺度的比较分析计算各年份各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并制图(图3)。如图3所示,地区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存在显著差距。各地区4个年份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的均值中济南创新能力指数(0.763)最大,是最小值菏泽(0.090)的8倍多,青岛的经济质量指数最大(0.694),接近菏泽(0.238)的3倍。各年份的差异上,2016年地区间创新能力极差值最大(0.767),该差值大于除济南、青岛以外其他地区的创新能力指数;2006年的经济质量指数极差最大,威海(0.750)与菏泽(0.203)的差值仅小于威海、青岛和烟台等3个地区的数值。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及其演变呈现显著的同步性特征,且大部分地区的创新能力滞后于经济质量。创新能力强的地区经济质量水平一般也较高,地区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的变化在年际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对比各地区的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济南各年份的创新能力均高于经济质量,东营、莱芜、滨州等地区个别年份创新能力高于经济质量,其他地区的创新能力均滞后于经济质量。总体来看,相比经济质量,大部分地区的创新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地区间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呈现分化的趋势。济南和青岛稳居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水平的第一梯队;威海、东营、烟台、淄博等地市稍低,处于第二梯队;潍坊、泰安、济宁、莱芜、日照、滨州等6个地市经济质量水平较高,创新能力稍弱,为第三梯队;枣庄、临沂、德州、聊城、菏泽等5个地区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均较低,为第四梯队。另外,地区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的多年份变化表现出马太效应趋势,尤其创新能力方面,如菏泽的创新能力持续下降,2016年达到最低点,而济南和青岛的创新能力稳步增长。

  3创新能力与经济质量的耦合协调计算各年份各地区耦合度和协调度指数(表2),耦合度数值在0.4—0.5之间,均处于低度耦合阶段,基于ArcGIS软件自然断裂法并结合地区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的结构特征,进一步划分为3类:0.40—0.44为极弱耦合,0.44—0.48为较弱耦合,0.48—0.50为低度耦合。3.1耦合度分析地区耦合水平总体不高但呈上升趋势。从耦合度数值和类型上看,2001—2016年,各地区耦合度数值均在0.4—0.5之间,数据分布较为集中。参考既有研究[13],各地区处于耦合水平的提升阶段,耦合水平不高。从各地区的平均耦合水平来看,4个年份的耦合度指数均值分别为0.469、0.482、0.484、0.474,呈上升趋势;各类型的占比方面,4个年份低度耦合类型地区占比分别为41.2%、58.8%、76.5%、58.8%,也表现为不断提升的态势。地区耦合度与经济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一致性的特征。如图4,青岛、潍坊、淄博、莱芜和东营等地区均处于低度耦合阶段,济南虽然在2006年和2011年处于较弱耦合类型,但耦合指数接近低度耦合阈值,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胶济沿线。另外,耦合度指数较高的烟台、泰安、济宁、德州、威海等地区也处于或紧邻胶济和京沪铁路线。胶济和京沪铁路线是山东省经济发展和空间分布的重要轴线。地区耦合水平的演变表现出空间扩散的趋势。结合分析各地区各年份耦合度指数(表2)和耦合度空间格局图(图4)发现,2001年低度耦合类型的地区集中分布在胶济沿线,2006年则以鲁中地区为中心,向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扩展,2011年进一步向鲁南和鲁东两个方向延伸,2016年低度耦合类型地区虽然又回归至胶济和京沪铁路沿线,但外围地区耦合度指数仍表现出增长的态势。由此,耦合水平表现出由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扩散的特征。

  3.2协调度分析协调度水平总体不高且地区差距大。从表2可见,各地区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的协调度指数处于0.2—0.6之间,进一步划分为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等4个类型,没有地区达到初级协调(D>0.6)以上水平;各类型地区的数量上,4个年份达到勉强协调水平地区的数量为3—4个,属于轻度和中度等失调程度较高类型的地区数量为10—11个,表明地区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的协调发展程度不高。另外,4个年份协调度最大的地区和最小的地区的差值均在0.26以上,地区协调度差距较大。地区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呈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表2和图5显示,4个年份稳定处于勉强协调状态的地区仅有济南、青岛和威海三个地区,且青岛和济南的协调度数值远高于威海,说明青岛和济南是山东省创新能力和经济质量协调发展的双核心。协调水平仅次于勉强协调的地区有烟台、淄博、东营等地市,这些地区处于济南和青岛两个核心城市连线即胶济铁路沿线附近,此线以西和以南的鲁西、鲁南各地区协调水平总体偏低。另外,2001—2016年,地区协调度水平以济南和青岛为核心向外逐步降低,距离越远,协调度越弱。——论文作者:姚振飞a,张学波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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