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4-20所属分类：教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下来的英雄人物、传说、诗歌对德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后世德语作家灵感和隐喻的来源，并在近现代德语文学中得到继承、升华和反思。由于语言与文化的距离，中国日耳曼学者在研究中世纪德语文学时面临比德国学
摘要: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下来的英雄人物、传说、诗歌对德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后世德语作家灵感和隐喻的来源，并在近现代德语文学中得到继承、升华和反思。由于语言与文化的距离，中国日耳曼学者在研究中世纪德语文学时面临比德国学者更多的困难和挑战。深入了解中世纪德语文学的二语性及相关学科知识、了解基督教对德语文学创作的影响和中世纪文学与当时历史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是研究中世纪德语文学的前提和关键。
关键词:中世纪德语文学;手抄本;基督教;口头文学;古文献编辑
中世纪德语文学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从时间上来说，中世纪指从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之间(中世纪的起点和终点根据标准不同而不同①)，介于“古典”和“文艺复兴”之间的这段时期。但文学领域与一般我们知道的历史学中政治史上时代的划分有可能不一致，大多数学者认为，中世纪德语文学的起点应从出现有文字记录的文学文本开始，并延伸至18世纪———宫廷文学写作传统的结束。[1]12从地域上来说，中世纪早期还没有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德国的存在，那时在今天德国的土地上生活着几大日耳曼氏族部落，他们的活动范围从波罗的海沿岸到莱茵河地区。在经历了几次语音变迁后，日耳曼人的部落氏族中形成了不同的方言群体，而当时生活在欧洲内陆从“莱茵河到易北河、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之间定居的各日耳曼人”[2]25可以大致推断为讲德语的群体，但还不能由此得出这个群体就是德语早期文学作品的创造者的结论。因为提到中世纪德语文学，就不得不提到“泛日耳曼的”(Gemeingermanisch)这个概念。中世纪早期，日耳曼人的足迹已从北欧延伸至莱茵河沿岸各地，日耳曼人虽然分为不同的氏族部落，但在日耳曼人民间口头传播的文学内容或主题经常都是相同或相似的，所以那个时期的文学用“泛日耳曼文学”的概念来概括似乎更为恰当。而真正的德语文学的产生应该是在公元750—900年间，由一些讲德语的修士在对基督教拉丁文文献和世俗科学著作进行注释和翻译的过程中，逐渐创造出了一种使用拉丁字母但按照德语方言发音的新的书写方法和规律，并用这种新的书写方式将口头传播的德语民间文学记录下来。这些文学作品包括偶然的只言片语、一段话、诗节，直至后期的长诗。但是在此之前，德语文学一直是以口头方式进行传播，大多没能完整流传下来。其文学的存在，是通过一些历史注释或有记载的文献中的影射、雕塑以及官方文书等证据才隐约被后人所认识。
中世纪德语文学研究在德国本土从一开始的被忽视到现今接受了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洗礼，这一路的演变大致经过如下几个阶段:1.中世纪后的人文主义学者对中世纪文学的嫌弃和忽视———由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落后，整个中世纪被后来的人文主义学者认为是“黑暗、污秽的时期”，一些人文主义学者虽然懂得拉丁语却不屑于研究中世纪文学，他们试图跳过中世纪，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研究古典时期希腊和罗马帝国先贤哲人们的经典著作。2.真正算得上对中世纪文学进行研究和关注的，始于以诺瓦利斯(Novalis)为代表的早期浪漫派作家，但由于缺乏对中世纪史料及文学资料的深入研究，当时的浪漫派大多把中世纪描绘成乌托邦似的理想图景，他们对中世纪的一些描述还远远称不上“文学研究”，只能算是一种对中世纪文学的怀念或解读。但这种对过去的怀恋却与当时德国人心中刚刚觉醒的爱国主义不谋而合，得到很多重要作家、学者的大力提倡。3.到了18、19世纪，文学界盛行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理论方式:实证主义的目的是将文学研究科学化(即，将作品、作者、流派及时期当作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对象一样来研究)，以解释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人文主义则主张历史性地看待文学。到了二战过后，“爱国”在德国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学者们不再轻易将中世纪文学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于是，从心理分析、酷儿理论、接受美学等新的观察角度的分析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
对于研究日耳曼文学的中国学者来说，由于语言与文化的距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自是不言而喻的。但中世纪作为德语文学的开端，从口头文学中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人物、传说、价值观对德国人的影响和教育是非常深刻的，很多还成为后世作家的灵感和隐喻的来源，一直在德语文学中得以继承、发展、反思和升华。所以，对中世纪文学作品的研究成为德语文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文学时期，我们只能抱着一点点挖掘，一点点推进的态度来研究它。
一、中世纪德语文学的二语性(Zweisprachigkeit)及中世纪文学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拉丁文成为学者和科学界的公用语，①记录下中世纪文学的“字”不是指古高地德语，而主要是拉丁文。中世纪早期和中期，日耳曼人几乎都以农业为生，即使到了中世纪末，农民还几乎占总人口的80%，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如何做好一个农民比读和写重要得多，再加上大部分人都不能上学，所以人们普遍不识字，即使是写字，也是用拉丁文书写。到了卡洛琳时期(751—911年)，欧洲中部几乎只有修道院的僧侣和牧师会读和写，即使是贵族也有很多不识字，就连致力于教育的皇帝卡尔都不会写字。因此，流传至今的中世纪德语文学手抄本多是由拉丁语写成，还有一部分是古高地德语(德语文字是公元8世纪逐渐在拉丁文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古法语。而在民间，关于日耳曼部落英雄的传说、故事等文学作品从一创作出来到整个中世纪时期，主要通过当地民间说唱艺人到各个宫廷、市场等地用德语方言吟唱的方式口头传播，即“口头文学”，这就是所谓文学在人民大众中传播主要是日耳曼人的方言、口头语，而记录下这些故事的语言却是拉丁文的中世纪德语文学研究的“二语问题”(dasProblemderZweisprachigkeit)[1]13。
中世纪德语文学领域的二语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为研究者带来了几个问题:
第一，研究中世纪文学对研究者的拉丁文、古高地德语知识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再加上中世纪时期的书写习惯在近现代早已不再采用，要读懂这样的文学作品就必须经过古文献编辑学的加工。而且，同一个故事的手抄本往往不止一本，为了创建最接近原文本的文本，编辑出版中世纪文学作品的出版社，不得不通过严格的论证证明自己在编辑过程中持有的是一种历史批判性的态度以及为何将某个抄本确认为是“最可信的”。所以，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世纪文学作品，是将原始的手抄本经过复制、转录或是抄写，然后打印成可以识别的字母。为兼顾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及最大可能忠实于原文本，编辑们得经过一定的考证后增加或补充相应字母以及进行部分书写习惯的调整才能将供普通读者阅读的版本呈现出来。虽然出版这些古代文献的出版社不止一个，但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古文献编辑工作，这个领域也已形成了一些大致统一的标记，笔者列出一部分标准以供读者查阅[1]39:
1.字母上方的小尖角为长元音符号，例如:，ê，a，，。
2.原文本中写作∫的地方，如果不影响意思的改变，常被换为s。
3.v和u的写法以及j和i都有所调整:辅音写成v和j，u和i是元音。
4.由于中世纪时有大小写并用的书写习惯(Manuskel，Minuskel)，现统一为只有在称呼、句子或诗节开始时才大写。
5.原来的手抄本中没有标点符号，现加上标点。
6.调整了分开写和合在一起写的文字。
7.被替换了或是出版时添加的字母都用斜体并用尖括号标识出来;写漏的词和句子补出来用方括号标识出来。
8.调换过位置的部分，在第一个词前面用“”表示，后面用“”表示。
第二，手抄文学版本的不一致导致文学研究必须了解其对应的文献编辑史及标明所研究的版本。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面文学远远不如口头文学传播得广泛，口头文学传播的主力是云游诗人，每个诗人从不同的源头获得故事的内容，在演绎的过程中难免加上自己个人的理解和风格，僧侣们对云游诗人演绎的口头文学作品进行誊抄，或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加工创作，以供人们阅读。当时大学中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就是为大学生抄写他们需要的书籍。但即使是同一个作品的抄写本，每个人在抄写的过程中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抄写错误，例如:《尼伯龙恩之歌》有34个手抄本，埃申巴赫(WolframvonEichenbach，1170—1220年)的《帕齐法尔》(Parzival)约有70个手抄本，这些流传下来的文本何为“正统”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再加上交换、赠送、贩卖、偷窃以及三十年战争时期的销毁，很多手抄本就此不见踪迹或是流散到了其他地方，能够流传至今的就显得格外珍贵。不仅如此，保存下来的手抄本还有不完整和不统一的问题，①上述情况成为中世纪文学作品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原文本的原因。所以，适当了解文本的编辑史及研究的版本对于避免误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研究中世纪德语文学不是单纯的解读文学文本，很多信息需要借助于考古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才能明白，可见，中世纪文学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例如中世纪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出生于哪年，文学作品中除了标题，没有关于作者所处年代、地点等相关信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时间的推断人们逐渐总结出了一些方法，如在造纸的过程中，要用筛网从纸浆桶中捞出纸浆定型，筛网的形状就会留在做好的纸张上，这被称为“水印”，而不同的造纸厂留下的水印不同，史学家由此可以推断出纸张的年代和地点。
由上可见，严格意义上的中世纪文学研究是以对古代文献编辑学、中世纪文学流传史等多门学科的了解为前提的一项工作，不但包括古字体、纹章、插画、书写材料等内容;还包括印制人、印制地点、版本、设施等内容，是一门交叉性的、复杂的学科。
二、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主宰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总是渗透在不同的历史现实中，表现出相应的内容和形式。在中世纪欧洲，宗教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也深深地烙上了宗教的印记。从查理大帝推行基督教化和罗马化后，基督教在德国取得了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教育也极大地受到了宗教的影响。早在6世纪初，教育由教会来开办，牧师来领导，而且只有教会的人才能上学。特别是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能用文字写出一些东西并能流传于世的都是神职人员，当然，这样的社会背景对于写作的内容也是有限制的，所以，当时的作者不是写耶稣的诞生或是末日审判的日期等问题，就是写当时的国王或王国的历史，就连应用文献也多从个人经验出发，且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文学的发展极大地受制于宗教，就连对世界和自然的认识，都从基督—救世史的角度出发，而非理性、客观的角度。以基督教的方式思考问题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考方式，并同时反映在文学创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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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时流传非常广泛的自然科学著作《博物学家》(Physiologus)①就是一部基督教动物学。《博物学家》前半部分讲述了动物的特征和生活习性，下半部分开始结合基督救赎史，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每一种动物行为的意义，书里注重的不是事实，而是它的道德宗教意义。例如这部书中提到了一种独角兽，很凶猛，用常规办法无法将其捕获，但捕获独角兽往往表示基督道成肉身;把独角兽带到王宫，就表示基督再次找到了回归圣灵之路。《博物学家》作为一部宗教性的科学著作广泛地影响着当时人们对自然和世界的观念，书中贞女和独角兽往往指的是玛利亚和基督，独角兽可以表示基督、死亡、魔鬼，同时还可以表示力量、勇气和贞洁，“贞女和独角兽”的故事，成为之后的宫廷文学最受欢迎的母题。
《博物学家》中提到的动物因为基督教式的注释，往往含有宗教的隐喻，由于类似应用类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将一些事物赋予宗教的隐喻已成为作者们的一种思考方式。此外，在德语文学中还有几类线索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1.物体(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石)。例如植物上的刺经常让作品中的人物想到这是基督头上的王冠，而且，刺可能不仅仅是刺，有可能暗指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宫廷爱情诗中常出现的火炬其实也经常被用来隐喻被思念的爱人。2.数字和时间。中世纪人们的时间和地理观念深深地受到《圣经》及其注释的影响。例如:“12”常常暗指以色列的12个部落或是《新约》中的“12使徒”;“6”也经常成为一个特殊的数字，因为基督教将人类生活的世界分为6个时期。3.地点。中世纪时，欧洲人对世界地图的绘制多追溯到古希腊、埃及和圣经中的文献，在伦敦的《旧约诗篇》地图中，地球被认为是一个被海洋环绕的圆盘，耶路撒冷作为耶稣受难的地点被置于中心，同时也是亚、非、欧三个地块的交汇之地。而且，亚、非、欧三地在当时常被安放为“T”字形，这个“T”代表地中海，T字以上是亚洲，左边是欧洲，右边是非洲，而欧洲和非洲加起来有亚洲那么大。此外，人们想象出的四条天堂中的河流及亚当和夏娃在天堂中被驱出之地都出现在了世界地图上。
除了对自然的认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思考方式极易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创作类型化。类型学(typologie)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意思是“人物诠释”，即将一些看似普遍存在的人物，根据内在的实质上相同的特征联系起来。中世纪文学中人物的塑造和类型学有极大地关联，当时的作者常常将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与《旧约》中提到的人物、事件因某种内在的联系显性或隐性地相合或呼应起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或事件(原型，Typ)与和他(她)呼应的人物或事件(antityp)成为一个类型，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除了指自己，还指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不仅包含前者，而且还是前者理念的遵守者或完成者，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连续性，后来者往往由前者演化而来，还是前者的补充或发展。从人物上来说，大卫、所罗门、亚当以及国王和皇帝往往指的是基督，他们和基督一样，是能够与上帝和人民之间沟通的人物。从事件上来说，文学作品中某个英雄人物为了人民而牺牲自己的故事，其实暗含的是基督之死，伴随着这样的暗示，作者也往往会描述一些自然界中的异象来作为两者之间的线索。例如在中世纪早期的《罗兰之歌》中，戈那伦对罗兰的出卖隐喻的是犹大出卖了基督，罗兰之死则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性质一样。——论文作者：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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