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8-11所属分类：农业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内容摘要】中国农村有乡绅自治的传统，积淀了丰厚而久远的乡贤文化。传统乡贤自治表现为：他们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是农村伦理的教育力量，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能够保持农村稳定、缓和社会冲突，承担和主持地方公共事务，守护和传承地区文
【内容摘要】中国农村有乡绅自治的传统，积淀了丰厚而久远的乡贤文化。传统乡贤自治表现为：他们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是农村伦理的教育力量，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能够保持农村稳定、缓和社会冲突，承担和主持地方公共事务，守护和传承地区文化。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接续传统乡贤文化，通过大力发掘和宣传新乡贤资源，再造和涵育乡贤群体，完善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制度支持与政策保障等举措来建设和培育现代新乡贤文化。
【关键词】传统乡贤,社会治理,伦理教育,新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植根于农村社会土壤，蕴含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农村的重要表现形式。“有乡贤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贤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乡贤文化不仅凝结着百户千家的精神信仰，也承载着无数乡民的情感寄托。
历史上，中国广大农村有长期乡绅自治的传统，积淀了丰厚而久远的乡贤文化，成为维护和稳定农村秩序举足轻重的力量。乡贤泛指乡中贤德之人，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享有较高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如告老还乡的高官、耕读故土的读书人、年高有德的耆老等。乡贤地位崇高、责任重大，能够参与地方事务决策、监督基层政府运作、调节社会矛盾，并通过兴办义学实现地方文化的代际更新，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人才。
一、传统乡贤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
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管理只到县一级，这就为农村社会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使得乡贤参与农村治理成为可能。在农民眼里，乡贤们知书达理，代表着相当的道德权威与文化权威，也就拥有对传统社会评价标准做出解释并进行实际评价的权力。乡贤是中国农耕时代延续文明、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社会角色，是传统农村社会中的管事，关注农村社区的公共利益和事业发展，是具有社区自治组织的地方领袖。
(一)乡贤是保持农村稳定、缓和社会冲突的主要力量
费孝通说，农村社会中的绅士“可以从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土皇帝本人。”这些传统士绅也即乡贤，他们是社情民意的表达者，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换句话说，传统乡贤在农村地区具有不可撼动的文化权威和社会地位，并在传统文化和制度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不属于权力结构中的组成，但是在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网络中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地位。
在公共决策与农民利益发生冲突时，传统乡贤可以直接向地方权力体系表达社会诉求，代表农村、农民与地方政府进行官方或非官方的沟通。例如，农民因为对官府所制定的政策及征收的税赋总是会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们会将服从或抵制的态度反馈给地方乡贤，在得到了乡贤的认同，并听从乡贤的建议后，经由乡贤向官府反映和沟通，以保证自身权益得到一定的维护。
同时，乡贤还是调解农村矛盾纠纷的主要实施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冲突。这是因为在以农耕文明为生存方式的时代，乡贤往往是宗族、家族、农村的精神领袖，担负着“道在师儒”的使命，具有日常事务和民规俗约的裁判权，从而使大量的矛盾在基层社会得到解决，减少了官府诉讼压力。
(二)乡贤是承担和主持地方公共事务的主要力量
传统乡贤之所以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积极参与处理地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这些公益事业包括兴办救济慈善、公产、义学、社仓、兴修水利、道桥以及调节邻里纠纷等事务。同时，农村公共事业的兴革也大都由乡绅掌控，所谓“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废。”
除本村的公共事务外，涉及到大型的跨县区的水利或道路工程，为保证工程的顺利开展，虽然地方官员会主动出面协调，“但是无论这些工程由官或由绅指导，在执行中总是绅士承担主要负担”。乡绅们是政府在地方社会上的代理人,所谓“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从史料记载来看，捐资济贫、修路修桥、兴办善堂、支持学校等行为是乡贤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秉持仁爱、互助、奉献、慈善等精神，也即“同宗相济，守望相助”，即赈灾救灾，捐款捐物。传统乡贤通过设立义庄、义田等方式来救济、赡养本族成员，具体来说有宗族救助、宗族养老、宗族教育及宗族医疗等形式。他们既是福利救济的主要捐助人，也是村庄福利救济的组织者。此外，乡贤还出面组织并主持村庄公共活动，如宗族祭祀、整修族谱、迎送祈福等，既凝聚了人心，维护了社会稳定，又推动了农村社会的繁荣。
(三)传统乡贤是地区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乡贤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他们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体认，大多在追求功名过程中研习文化典籍，而且在人生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精神也有着深刻领悟，通过言传身教，引领着农村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
传统乡贤将家族地位和荣誉看得至高无上，在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回到家乡后，不惜巨资修建祠堂、牌坊、族谱、道路，并救济有困难的族人，同时制定一些约束族人行为的准则，以凝聚家族并维持农村繁荣。
那些读书步入官场的士人，无论赢得何种高位，还是要告老还乡，办学以提高族人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将家族的兴旺和昌盛看成是自己责无旁贷的职责，从而起到了传播传统文化的知识要点、价值体系等的作用。他们通过教育带动许多农村的勃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王朝崩溃后，而一个宗族却仍能在农村点燃传承文明的火焰。
二、传统乡贤是农村伦理的教育力量
费孝通指出，中国乡村社会是通过“差序格局”中的“乡绅自治”来维护社会秩序的运行和稳定，而乡绅秉承儒家伦理教化思想，其慈善救生、至德风范的伦理信条和为大义献身的无畏精神对村庄民众起到了范例和标示作用。就现代意义而言，乡贤文化承载着民众的精神寄托和信仰，是所有离开家乡在外奋斗的游子们探寻故乡血脉、弘扬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也是他们回馈乡里、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
千百年来，无数从农村走出的鸿学大儒、商界巨贾、贤相良臣，当他们荣归故里时，总会用他们的人生经历影响这一方民众的为人处事、生活轨迹以及闯荡世界的价值观，打造崇德向善的标杆，成为促进社会稳定、推动地方进步的力量。传统乡贤是农村道德模范、价值观的引导者。乡有贤、化育人。
传统中国乡贤之所以能够承担道德教化的作用，是因为他们长期受儒家德治理想的熏陶和教育，受相应的典章礼乐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从而形成了高风亮节的人格精神，勇于担当的行为姿态，谨慎谦退的处事方式。早在先秦轴心时代，孔子就说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君子儒就是“其心专务为己，不求人知，理有未明，便着实去讲求，德有未修，便着实去体验，都只在自己身心上用力，而略无干禄为名之心”。
简单地说，“君子儒”就是专心修己。传统乡贤实际就是君子儒，是在历史文化中获得普遍认同，与他们的生存生活产生亲和感的有德有行的地方贤达。他们属于孔门四科①中的“德行”人物，尽管也同时具备“言语、政事、文学”等才能，但“德行”始终是其最重要的品质，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
也因此，他们被冠以“贤”字，进入乡贤祠长期安享百姓的香火祭祀供养。[1]传统乡贤的道德力量主要体现在宗儒守道，匡扶正义，崇文右学，敬宗收族，乐善好施，务本求实。[2]乡贤精神对于敦厚民心民风、引导农民崇德向善、激发农村发展潜力具有特殊价值。浙东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感怀》诗中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这里的人心就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人的典型人格。
传统乡贤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林语堂曾对传统乡贤的社会影响力做过评价：中国农民行为“是由长者凭借自己的年岁从精神上予以指导，也由绅士们凭借自己对法律及历史的知识从精神上予以指导。从根本上讲，它是用习俗和惯例这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法律进行统治的。”[3]生活在“熟人社会”环境下的传统乡贤，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力依赖于当地民众的主观认定，这种主观认定和价值判断被视为人们对于当地核心文化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普遍遵守。
也就是说，一个地方贤达能够被称为乡贤，关键因素在于他能够遵从并满足当地特定文化观念下民众的普遍期待。基于此，传统乡贤有致仕的缙绅,在宦海中曾贵为将相，也有落第的读书人,虽不乏见识但郁郁不得志;有富甲一方的地主商贾,也有衣食勉强温饱以耕读为业的白丁;有年高德劭的族长耆老,也有奋发有为的青年才俊;有避世的隐士,也有求仕未能遂愿的文人……[4]
这些有威望的乡贤通过“守望相助”在当地开展教育、治安、教化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等活动，他们凭借经济实力兴办公益事业，凭借文化优势指导农村礼仪秩序，通过德高望重的自身威望对民众的矛盾进行调解，凭借制度支持裁断乡里日常纠纷。他们获得了乡民的推崇和服从，其言行举止很容易成为乡民的法则，在公序良俗的建构中起着不可磨灭的引领作用，维护着社会的公正和稳定。
三、接续传统乡贤文化，培育新乡贤文化
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接续传统乡贤文化，培育现代新乡贤文化。从文化主体上说，新乡贤的主体范围既包括道德模范、社会贤达等，也包括以自己的专长、学识和财富建设农村、改善民生的优秀人物。可以是农村干部、文人学者、退休官员，也可以是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
与传统乡贤一样，新乡贤是道德教化的活标本和积极拓展者，其“贤”既表现为物质发展的“贤”——抛却优越的城市生活，致力农村发展，将自己的财富、技术、经验无偿回馈乡邻;又彰显人格的“贤”——帮助别人、回馈社会，崇德向善、诚信友善，拥有朴素的公共责任感。同时，新乡贤也是农村文化和乡土文明的自觉守望者。
他们能够深刻领悟到农村所特有的生命力量、厚重的文化滋养、淳朴的文明熏染，对农村文化和乡土文明有着天然的感恩和敬畏。新乡贤文化应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发扬传统乡贤品格，又凝练现代乡贤品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农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贤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一部分。对于如何培育现代新乡贤文化，有明确的政策指引。2014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指出：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解释材料》指出：“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5]
培育新乡贤文化必须要站在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传承“古代乡贤”所体现的自强不息、扶正扬善、回报乡梓等精神特质，另一方面应摒弃传统乡贤文化中的封建等级、尊卑有别等消极腐朽的观念。同时，对传统乡贤文化进行现代发展，倡导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民主法治理念、开放竞争意识、包容创新氛围、幸福平等精神，提炼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新乡贤文化内涵。具体来说，一是深入挖掘和继承建设现代新乡贤文化的传统资源。
习近平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传统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包含着农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是千百年来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一块基石。我们应该在传承古代乡贤精神的基础上，挖掘新乡贤，提炼新乡贤文化，实现乡贤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接续，让古今贤达历久弥新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精神和力量传承下去。
二是大力发掘和宣传新乡贤资源，再造和涵育乡贤群体。我们应当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拓宽乡贤主体范围。例如，鼓励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退休后回到故乡以行动回报乡梓，这样既能让农村生活拥有知识分子的气息，从而告别不懂科学、蛮干、笨干等愚蠢的耕作方式，懂得科学种田、健康生活的道理;同时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工作经验帮助农民科学进行农村自治。又如，不仅要把新乡贤“找出来”，更要把新乡贤“用起来”，使其真正发挥力量。摒弃“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的家乡观，在外结合各地同乡会编织乡贤交叉融合的网络，在内营造培养新乡贤和吸收新居民乡贤的温床，让乡贤墙内、外开花香成片。
三是完善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制度支持与政策保障。作为基层政府应该明确党组织整合乡贤资源的动员引导力量，制定新乡贤的认定标准，用荣誉认定、精神激励、组织联络等办法机制发掘和发现新乡贤。同时完善新乡贤回归的保障政策，为新乡贤回乡提供“快捷通道”。以农民再组织②作为新的制度基础，营造弘扬新乡贤精神的良好氛围。
还要完善新乡贤的培育工程，让新乡贤能够及时了解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能够切实把握农村社会发展新动向，做到为家乡科学把脉，精准服务。注释：譹訛关于“孔门四科”之内容有两种说法，一是《论语·述而》载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后世有人遂认为孔门四科指“文、行、忠、信”四个方面;二是更多学者将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视为“孔门四科”，其基本依据便是《论语·先进》上有这样的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就是说，孔门弟子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本文采用了第二种说法。②
促进农民再组织化是解决众多农村问题的关节点。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的治理程度与社会成员的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当发达的社会组织把分散的个体成员“组织”起来，政府通过或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治理社会，不仅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更提高治理效率。进入新世纪，将分散化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实现农民的“再组织化”，不仅是改善农民生活状态、促进社会整体进步的需要，更是改变政府直接面对农民个体的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现实要求。
参考文献：
[1]张新民.从乡贤文化的兴衰看社会秩序的重建[J].教育文化论坛，2016(03).
[2]苏雁，孙宁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N].光明日报，2014-8-13.
[3]孙晔.乡村精英与规则变迁[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1).
[4]马小红.“乡贤”的过去与未来[N].法制日报，2015-11-14.
[5]李金芳.“新乡贤”未来大有可为[N].光明日报，201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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