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5-06所属分类：农业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 要：村两委干部作为乡村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以广东省S市H区的农村为研究对象，研究S市H区如何培育出称职的领头人，使两委干部在新老交替后，农村基层治理不仅可以正常运转还能越来越好，进一步论证农村基层治理领
摘 要：村两委干部作为乡村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以广东省S市H区的农村为研究对象，研究S市H区如何培育出称职的“领头人”，使两委干部在新老交替后，农村基层治理不仅可以正常运转还能越来越好，进一步论证农村基层治理领头人的力量对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称职的领头人
1 农村基层治理中“领头人”
一个好的领头人是农村基层治理环节中重要的角色。但村干部的选举，很多时候都是“不尽村民之意”：村民抱怨自己所投的选票没有起到自己预期的作用。对于S市的农村而言，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通过调研发现，与中国的许多村落相似，S市H区农村的家庭生产模式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那些逐渐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家庭模式一样(贺雪峰，2013)。然而，S市H区的村干部的选举还算得上是让村民满意。为什么H区的村干部选举可以让村民很满意呢?为什么H区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可以相对稳定呢?通过不断与当地村民和村干部的交谈发现农村稳定不稳定，能不能稳定发展，其中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能不能选出“称职的领头人”。
2 何为“称职的领头人”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由此，村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但实际的情况要比法律上规定的复杂许多。村干部，无论是村支书还是村主任，其行动的主观动机受制于以下因素：第一，虽然村主任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但作为上级的乡镇行政有足够的办法和资源来让村主任服从自己。第二，虽然村支书更有服从乡镇行政的理由，但是村支书大多数都是本村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还要在本村长久地生活下去，他们不愿意充当不受村民欢迎的上级代理人。第三，经济因素，不明却的产权规定使集体经济资源成为村支书和村主任及其他们背后各自利益群体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导火索。第四，村庄本身的性质会对村支书与村主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有些村子，民主选出来的村主任只是村民用来控制权欲膨胀的手段，而在另外的一些村子，村民选举村主任只是为了家族的荣耀与面子。例如村子的宗族问题，一方面，本族希望选举出一个能够代表村民利益的人的村干部，并且十分迫切地希望是自己本族的人当选。作为上级乡镇行政更需要的不仅是村中的精英，更是能够代表自己意志的“代理者”，此代理者不仅要维持村庄内部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权力平衡，还要能够代表上级与村民对话。在这种民主选举的背景之下，只有村支书能够承担这个角色。
相关期刊推荐：《农村实用技术》(月刊)创刊于1998年，是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主管、云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主办的农业技术类刊物。主要面向农村，为广大农村干部、农民群众以及农业科技人员提供先进实用的可操作性强的农业生产技术。
对于S市的村庄而言，更为复杂的是：一部分村庄是一肩挑模式，即村主任和村支部书记是由一人承担，这使本来就复杂的两委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此时作为代表上级乡镇行政意志的“代理者”村支部书记与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主任是同一人时，在面对村民与上级乡镇行政意志冲突时，就变得尤为复杂与尴尬，做的好，能够充分地解决问题，不仅可以得到村民的支持与认可，还可以充分地向村民传达上级乡镇行政意志，让村民接受。做的不好，则结果恰好相反。尤其是这些村干部都是生活本村的村民，很多时候会不敢冒着被村民咒骂的危险去为上级办事。对于这样的情况，H区农村的村干部，却可以把这些难题大致地化解。对于H区的村支书，笔者做了一个大致的概括，即经济实力型、道德召唤型、执行力型。这些支部书记在“领头人”的角色扮演上，从称职的角度来看，却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通过H区几个典型村治成功的案例来看村干部的称职问题，其都具有以下三点共性：第一，领头人要为村民说话，要以村民为中心。第二，领头人要有足够的能力与政府沟通，协商处理问题。第三，领头人在做事时，要得到村民的认可，获得村民的支持。这里我们就拿征地的事情来看这个问题。HP街道，书记说：我们近几年有征地，HD社区里，2012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一个是征了7亩多，是用来做政府配套的工业区里的建电站，配套企业用电。还有一个是征地了20亩多一点的土地，政府的征一亩地包社保是10多万左右。第一个征地的才10万多一点，后来征地的就13万。十多年前还有2万、3万一亩地，到现在就是和政府协商后，最终现在是一亩地包社保13万。但是这种征地款的差距，村民并没有因为此事闹起来。这主要还是要归功我们HD社区以前这些老前辈(退休的村支书)，因为他们，村民都很相信村干部。
3 培育称职的领头人
3.1 确立一个新理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章第十三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意味着村干部实行海选，但这对于S市的农村而言，则出现合法性的困境。
S市的大部分农村依然受到传统的宗族社会影响，对于S市H区的农村调查发现一部分的村子都具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村子中的村干部在不同宗族的分配上早已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比例，并且由哪个姓氏的人出任村书记，哪个姓氏的人出任村主任，或者是“轮流坐庄”的现象逐渐地固定下来，并且村民对于这种现象也逐渐习以为常和认同。从理论上来看，这种村干部在姓氏上的分配比例，构成村级权力结构的横断面，这种比例的固定化，就形成了模式，被称之为“模化”，而这种权力结构的分配模式被成为“村级权力结构的模化”(贺雪峰，2013)。正是因为这种权力结构的模化，更是会出现一个现象：在下一届村干部选举时，因为一个村子同一宗族的人口半数以上甚至是更多时，就可以通过选举来占有全部的村委会干部的名额。尤其是在一些集体经济较强的村子，在面对海选村干部尤其是选举村委会主任时，宗族、房界往往会特别希望推选出本族内的人选，但是这个人选未必会是一名“称职的村干部”，甚至是一些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被推选成为村干部，这对村子的未来发展和运作尤其是本村的基层治理是非常不利的。而这种事在S市也是时有发生，例如C区的WS镇曾经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宗族的关系，最后推选出一名不识字的村主任。
S市是一个著名的侨乡社会，侨乡的势力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侨乡势力的影响也蔓延到了村干部的选举中来，一些侨乡为了利益，一些在外巨商通过自己的势力左右村民的选举，最终选出并非是出自村民自身意愿村干部。归根究底是因为这样的选举对于S市的农村而言无法选举出“称职的村干部”。因此，这种海选出来的村干部，虽然本意是让村民自主选举出心中的村干部，但是往往却不尽人意。在如此背景之下选举出的村干部并非是称职的村干部，给S市农村工作带来巨大困扰，并且我们发现S市农村很多不稳定因素都与村选有关，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就是强化党的领导。H区敢于在全体干部中明确一个观念：街道要强化对村居的干预而不是无组织的海选，要宣传强化党对农村基层两委的领导，坚决选出能代表党和人民需要的村官。
3.2 大力的财政支持
通过调查发现，吸引精英回村，报酬是重要的因素，同时，村中精英是否愿意当村干部以及努力干工作与报酬是呈正相关的。要想两委干部努力干作，就需要实实在在的给予他们工资福利和前途。H区近几年大幅度提高村两委干部的工资，2014年村支书每月获财政支付2600元，加上村集体经济收入，可以与H区副科级干部收入相当，居S市各区县之首，这是H区基层社会治理成功经验的关键。但是，H区是S市南岸中心城区，虽坐拥粤东地区少有的3万亩连片可开发工业用地，却因缺乏规划与资金，受制于传统机制体制的禁锢，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市容市貌与“城市”相去甚远，与S市其他区相比，H区财政能力仅仅属中游水平。
3.3 建立健全农村后备干部培养制度
对于S市的农村而言，选不出优秀的村支书是一个共同问题，但问题核心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即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一个村支部书记的成功，不仅仅是在任职时所作出的成绩，还好培养出一个接班人，不能自己退出来了，就了事。)后备干部是选好村支书的保障，也是建设高素质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保障。虽然S市各区都有后备干部培养制度，但真正落实，H区的方法特别有效。H区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非常好的培养制度，新书记在老书记培养起来，形成一个传承。2009年H区实施了一个后备干部的种苗工程，起初的原因是发现在村干部换届时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两委干部”，总是眉毛胡子一把抓。选出来的人要不是没有能力，要不然就是不具备村干部的素质。因此，在2009年时H区要求每个村居必须找出2人作为后备干部来培养。为此，建立了一个后备干部库，由街道来培养这些后备干部。实施以来，发现由街道培养的后备干部还是达不到预期的要求。在2011年换届以后，H区就实施了“后备干部培优工程”就由街道培养提升到区培养，从原来选出的后备干部中再选出一批人来进行培养。从2012年下半开始第一期，持续效果很好。2014年后，一部分后备干部在换届中得到村民认可成为两委干部后，在新一届的村选中大部分已经履职，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成为坚强堡垒的一部分。现在HB社区的支部书记、AT村的书记、QS街道的中村的书记都是后备干部培养上来的，现在都已经形成了这种后备干部培养的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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