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7-06所属分类：农业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和比对数种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志和游记，确定了1949年以前西藏农作物的种类;综述了粟、黍、青稞及小麦等在西藏栽培与引进的研究成果，补充了近几年相关的考古新材料;根据有限的史料初步考述了1949年以前多种主粮、经济作物、瓜蔬及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和比对数种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志和游记，确定了1949年以前西藏农作物的种类;综述了粟、黍、青稞及小麦等在西藏栽培与引进的研究成果，补充了近几年相关的考古新材料;根据有限的史料初步考述了1949年以前多种主粮、经济作物、瓜蔬及果树在西藏的栽培与引进情况;初步探讨了大麻、蚕桑、棉花、甘蔗及圆眼等是否曾在西藏栽培的问题，认为只有大麻和蚕桑可能在西藏小范围种植。探究西藏农作物种类及其栽培与引进，不仅可增加对西藏传统农业状况的认识，且可拓宽了解西藏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视野。
关键词：西藏;农作物;种类;栽培;引进
关于1949年以前西藏农作物①的种类及其栽培与引进，民间有相应的传说，但可靠而全面的史料则来自地方志、游记及考古工作。学界就西藏早期农作物培育与引进的种类、大体年代及种植地域等进行考证和论述，取得了重要成果。概括起来，以往研究主要探究了粟、黍、青稞、小麦及瓜蔬等的栽培和引进情况，以及它们在西藏传播的大致路线;而对西藏农作物的具体种类未作考察和确定，对若干种农作物在西藏栽培和引进的历史鲜有探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主要考述以下问题：一、初步确定西藏培育和引进的传统农作物种类，且划出需要进一步考证是否曾在西藏栽培和引进的农作物种类;二、综述学界在粟、黍、青稞及小麦栽培与引进研究方面的主流观点与分歧，同时补充近几年的相关考古新材料;三、尝试对若干种农作物在西藏栽培与引进的史实进行考证，其中包括对大麻等是否曾在西藏栽培与引进的初步考证。受史料、考古实物和人类学调查资料所限，一些相关史实难以详考，故仅依据可得材料做出部分考证，是为抛砖引玉。
一、西藏农作物种类的初步确定
要探讨西藏农作物栽培和引进的历史，首先需明确西藏农作物的种类，然而鲜见与此相关的学术工作。故下文基于对清代中晚期和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志和游记的考察与比对，将初步确定西藏农作物的种类。
(一)清中晚期地方志和游记中记载的西藏农作物种类
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的《西藏记》载：“拉撒(拉萨)，谷属产青稞、小麦、胡豆(蚕豆)、碗豆、菜子(油菜)。自他处贩来者菉(绿)豆、黄豆(大豆)、水豆(小扁豆)、稻米、黑糖。蔬属则圆根、葱、蒜、芫荽。近汉人自中国(内地)带来菜种，有白菜、莴苣、菠菜、苋菜、韭菜、萝葡(萝卜)、桐蒿(茼蒿)、四季豆、胡豆……自他处来者则葡萄、枣、杏。恩达、察哇作贡、桑阿却宗，俱产稻米、麦、豆、葡萄、胡桃……昌都产稻米、粟谷……自拉里至昌都，产蕨菜、茜菜、葡萄、胡桃(核桃)。”[2](P33-34)
与《西藏记》著于同时期的《西藏志》“物产”篇所载西藏农作物种类与《西藏记》几乎相同，只是《西藏志》记“水豆”为“冰豆”，并多了“苦豆”。[3](P19-20)“水豆”应是“冰豆”的错讹，冰豆即小扁豆[4]。成书于乾隆朝早年的《西藏见闻录》[5](P卷上17)和成书于“道光甲辰、乙巳、丙午间”的《康輶纪行》[6](P439-440)所载西藏农作物种类亦多与《西藏记》相同。这与学者所考察的《西藏图考》中所载西藏农作物种类也颇相同[7]。此外，民国时期刘赞廷所撰的西藏地方志也对藏东南和藏南地区的农作物种类做了记载。其所撰《波密县志略》载，波密“地方膏腴，教种稻棉”[8](P59)，又载果树有“桃、梨、杏、葡萄、石榴、核桃”[8](P60)。其所撰《冬九县志略》载，冬九县“产稻谷、稞麦(青稞)、荞(麦)、粟、豌豆等”[8](P115),特别提到产“山茶”[8](P116),所述其余水果与波密略同。其所撰《察隅县志略》载，“本县(察隅)每年征收稻谷一百二十四石零五升一合……每年两季所产有稻谷、稞麦、莜(裸燕麦)、粟、豌豆，萝卜等……桃、梨、甜杏、葡萄、石榴、核桃无不丰美。有芭蕉……”[8](P133-134)《察隅县志略》所附“原梯县”篇载，“产烟叶、稻、麦;产桑，制绸名曰倮绸。”[8](P136)其所撰《科麦县志略》载，科麦“间有产稻谷、稞麦、莜、粟②、豌豆、圆根等……产桃、梨、杏、葡萄，特别丰美……有石榴、核桃等树。”[8](P163-164)其所撰《硕督县志略》载，“有山茶”[8](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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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的是，署名李梦皋的《拉萨厅记》“杂记”篇被证明是后人伪作[9],同时因《拉萨厅记》“物产”篇所记拉萨可产“秫稻”和“稻米”皆不可信，故《拉萨厅记》所记拉萨物产此处不述。
(二)1949年以前西藏农作物的种类
就上述各种文献做几点总结和说明。一、上述地方志和游记所载的西藏农作物种类基本一致，本文另将上述地方志和游记未提及而其他可靠历史文献提及的个别农作物也列入西藏农作物。二、本文将瓜果蔬菜包括在农作物之内，这样对西藏农作物的考察会更加全面。三、本文的西藏地界以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划定的西藏地界[10]为准，将巴塘、里塘归入西藏。四、本文将一些存疑③的农作物种类也列出。据此，本文初步确定出西藏传统农作物种类(见次页表1)。
二、粟、黍、青稞、小麦在西藏栽培与引进的研究综述
总体来看，迄今学界对西藏农作物栽培与引进的研究主要聚焦粟、黍、青稞及小麦之上。
粟和黍。粟俗称谷子，去壳后称小米。黍俗称糜子，中国北方称黄米。人们往往将黍与稷混淆。黍“与稷为同种，区别在于成熟后的子实性质的不同，黏性或糯性的为黍，非黏性或粳性的为稷”[11]。粟和黍是西藏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农作物种类。此说以距今约5300—4000年的西藏卡若遗址出土实物为依据[12](P167-169)[13]⑤[14]。晚于卡若遗址的西藏贡嘎县昌果沟遗址也出土了粟遗存[15]。这说明史前藏东峡谷可能已较普遍地种植粟。距今1700年左右的西藏加嘎子墓地也出土了“粟/黍”的种子[16]。学界倾向于认为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粟是从中国黄河流域传播到青藏高原的[17]⑥。“所以可以推测昌果沟遗址中出土的粟应当是间接地从藏东谷地向西传播而来”[17]。这些推测较为可信，因为不仅当时的藏东峡谷不具备驯化粟和黍的条件，而且经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传播到西藏得到了考古学发现的佐证[18](P143-144)。也有学者认为，粟和黍“极有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从四川西部或甘青地区传播到高原的东部”[13]，这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佐证。尽管学界关于粟(黍)向西藏的传播路线持不同意见，但关于其由传播而来的观点却是一致的。此外，有学者指出，“昌果沟新石器时代晚期粟与麦的混合农耕最终演变成了以麦(青稞)为主栽作物的西藏近代农耕”[15]。因为“气候最佳状态的结束意味着在喜马拉雅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粟作农业已不再是一种可行策略”[19]。
青稞。西藏迄今发现的最早炭化青稞颗粒来自新石器时代的昌果沟遗址[15][20]。在属于早期金属时代的西藏丁东遗址也发现了炭化青稞粒[21]。在距今3500年的格布赛鲁遗址墓葬发现了西藏西部迄今最早的青稞[22]。在距今3200年的廓雄遗址也发现了“青稞种子基因”[23]。有关西藏青稞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青稞的起源问题。相应的基因研究[24][13]支持“其他地区传播而来”说，因为它表明世界上所有栽培大麦是单系起源的。有学者根据卡若遗址“有粟而无麦”推测，尽管昌果沟遗址出土了青稞，但青藏高原并不是青稞的“初生起源地”[15]。新近的一项基因研究也认为西藏大麦(青稞)是从别处传播到西藏的，且传播者可能是“古老粟黍种植者”[25]。总体来看，“其他地区传播而来”说得到了较多科学证据的支持。
小麦。西藏迄今发现的最早小麦出土于昌果沟遗址[15]。属于汉晋时期的西藏加嘎子墓地也发现了小麦[16]。黄河流域数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遗址都出土了小麦种子或小麦炭化粒[26]。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中国黄河流域发现的麦类作物由传播而来，也有学者认为昌果沟遗址的麦类作物也是传播而来[14][15][20]。从昌果沟遗址和加嘎子墓地出土小麦的分布来看，西藏的小麦栽培也经历了一个由藏东向藏西的传播过程。
三、豌豆等主粮与经济作物在西藏栽培与引进的初步考述
豌豆。昌果沟遗址出土了1粒炭化豌豆[15]。豌豆是西藏重要的传统农作物之一[27](P7)。《定瞻厅志略》说：“豌豆、蚕豆，半作食用，半喂养牧畜者也。”[28](P16)上述各地方志和游记也记载豌豆在西藏境内广泛种植，足见西藏人民对它的喜爱。豌豆被认为至迟在西汉经中亚细亚传入中国内地[29](P279)，中国内地迄今发现最早的豌豆来自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30](P55-56)。但昌果沟遗址发现的豌豆可能要早于西汉，这为重新考察豌豆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和年代提出了新要求。
蚕豆。蚕豆源于非洲[29](P37)。有学者根据西藏人民称蚕豆为“甲散”指出，蚕豆源自祖国内地[31]。《西藏记》也说蚕豆“近汉人自中国带来”[2](P33-34)。《本草纲目》载，豌豆和蚕豆与中国自古有之的大豆不同，它们来自西域[32](P196-198)。蚕豆在世界各地史前考古遗址中多有出土，在距今4000年的浙江钱山漾遗址也出土了蚕豆。研究表明，“公元前6500—6000年(详后)，到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蚕豆已传遍地中海沿岸各国，尤以意大利、希腊为集中”[33]。上述各地方志和游记也表明蚕豆在西藏境内有种植。故蚕豆应是由西方传至中国内地，后经四川传入西藏。
大豆。大豆古称“菽”，可能源自中国。在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考古遗址中都有大豆出土[34](P34-35)[30](P55-56)。较近的一项考古研究将中国大豆的栽培时间上溯至西周早期或者商代中晚期[35]。《西藏纪游》说“提茹”地区(靠近打箭炉)“豆萁直且昂”[36](P64)，但不知指的是何种豆作物。《西藏记》说大豆是“自他处贩来者”[2](P33-34)，而《康輶纪行》则说西藏产大豆，故拉萨的大豆也有可能“贩自”川藏交界地区。
小扁豆。小扁豆也叫冰豆，在距今4800—4300年的克什米尔Semthan等遗址已同小麦、大麦及豌豆一同出现了[13]，在伊拉克新石器时代的乌姆·达巴吉亚遗址中也出土了小麦、豌豆及小扁豆[37]。而在公元前400年—公元100年，小扁豆就传入喜马拉雅山脉的Jhong山谷了[38]。而目前还未见到中国内地发现较早小扁豆的考古报道。故可考虑小扁豆经喜马拉雅山脉传入西藏的可能性。
大麦。这里的大麦指的是皮大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考调查材料来看，皮大麦可能并不是西藏的重要农作物[39](P49)。目前也缺乏考古方面的重要发现。按照新近的基因研究[13][19]，西藏的大麦应是由“其他地区传播而来”。应考虑皮大麦与青稞一起传入西藏的可能。
裸燕麦。中国内地种植的燕麦主要是裸燕麦，裸燕麦古称“莜”。“在(昌果沟遗址)灰坑内出土尚需进一步鉴定才能确认的炭化粒有1粒裸燕麦已碎断种子的炭化粒”[15]。但未见到后续研究报道这颗炭化粒是否为裸燕麦。在1951—1954年的科考中发现，“栽培种燕麦，除亚东区略有种植作为饲料以外，在广大的其他地区都未见到”[40](P64)。《察隅县志略》和《科麦县志略》都记载有“莜”的种植。由此来看，燕麦在西藏的种植可能较少。若昌果沟遗址所发现的的确是裸燕麦，那么其起源也应考虑“其他地区传播而来”说。
荞麦。《新唐书》载，吐蕃“其稼有小麦、青稞麦、荞麦、荳豆”[41](P9)。由此可见西藏荞麦种植历史之长。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科考队指出，“有人说西藏高原是荞麦的老家，似乎是无疑义的”[42]。另一农业科考队认为西藏野生荞麦情况“证实西藏是荞麦起源地之一”[43](P4-5)。故可考虑荞麦在西藏的独立起源。
玉米。对玉米如何传入中国，有学者认为是“16世纪初，葡萄牙人将玉米传入印度、孟加拉国等地，而后从印度经中国的西藏传入内地”[44](P29)。学界普遍考虑的玉米传入中国的路径主要有三条，即“通过东南海路为主，西南、西北陆路为辅的三条入境路径”[45]。其中“西南陆路”指“由欧洲传入印度、缅甸，再传入我国的西南”[34](P42),考虑到16世纪云南各地已广泛种植玉米[45]，西藏的玉米极有可能是沿西南陆路传播的结果。有学者指出，“玉米从打箭炉、绥靖等地向西扩张，传入川西藏区腹地，种植河谷农耕区”[46]。清代《桐华吟馆卫藏诗稿》载，“日采包谷南瓜杂野草充食”[47](P168)，这说明清中期玉米已在西藏种植。
水稻。吐蕃王朝时期的《第穆萨摩崖刻石》载：“在其境内所产之物中以酿酒粮食、青稞、大米任何一种(奉献)均可。”[48](P101)这可能是藏文文献中首次对大米的记载[48](P104)。这似乎表明西藏东南地区的稻米很早就上贡给吐蕃统治者了。此外，“加嘎子墓地的食物遗存是由稻米和麦类作物(主要来自青稞)碾磨成粉后制作而成，并夹杂了……水稻……等种子”[16]。这些都表明稻米很早就在西藏人民食物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了。西藏民间传说“白鸠送来大米种”[49](P45)，这不足为信。《西藏纪游》载“喇嘛也食稻米”[36](P93);其又说“工布，产稻米如内地”[36](P58)。清代王世睿在《进藏纪程》中说，墨竹工卡“人勤耕稼，稻畦绣错，一如内地”[47](P69)。《西藏图考》也载“自拉里至昌都，土民皆种稻。阿里噶尔渡一带，产稻米”[50](P226)。乌斯藏(古为唐古特)的稻米皆产自后藏[47](P70)。因此可以推定西藏栽种水稻有较为悠久的历史。
油菜。改革开放初的农业科考活动指出，“我们认为青藏高原将被证明是油菜的一个重要原产地”[42]。另一项几乎同时期的科考结果也持类似观点[43](P5)。这种推测得到了生物学科学研究的支持：“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中国西部高山、丘陵地区，既是中国白菜型油菜的起源地，同时也可能是芥菜型油菜的起源地。”[51]上述地方志和游记也记载西藏出产菜子(油菜)。宣统《盐井乡土志》载盐井(今西藏芒康县境内)“惟羊芋(马铃薯)、麻子、菜子三种，业经试验成熟”[52](P9)。这是对清末在川藏一带推广农作物的描述。既然西藏是油菜的起源地，那么应该种植了油菜，且《西藏记》《西藏志》《西藏见闻录》都说西藏产“菜子”。清末在西藏推广油菜种植可能是想扩大油菜的种植面积或引进新品种。
马铃薯。马铃薯源于南美洲[29](P153)。1960-1961年的科考活动指出，西藏传统马铃薯大致可分为白皮种、红皮种及紫皮种[34](P51)。据说白皮马铃薯引进到西藏才60余年[31]。《四川宁属农牧调查报告》载，清代中叶四川宁属马铃薯“行经西藏而传入”[53](P21-22)。宣统《盐井乡土志》载，盐井“羊芋，则觉陇、列丁遍山皆可种植”[52](P9)。由此推测，清末在西藏推广马铃薯种植可能也是想扩大马铃薯的种植面积或想引进新品种。
烟草。《西藏纪游》载，“藏地所产烟叶味如干土”[36](P31)。《巴塘志略》说巴塘地区种植烟草[54]。《察隅县志略》也说原梯县“产烟叶”[8](P136)。有学者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明末清初烟草已经基本上传到了除今青海、西藏和新疆外的全国各省区”[55]。那么，清中晚期烟草应已在西藏种植。
茶叶。《冬九县志略》和《硕督县志略》说冬九县和硕督县皆产“山茶[8](P116)。“山茶”应采自当地自然生长茶树而非人工种植茶树。有学者考证西藏察隅地区至迟在光绪年间已种植茶树，随后驻藏大臣张荫堂也在西藏东南隅引种四川茶树[56]。这与《冬九县志略》记载相符。由此来看，西藏至迟在清代中晚期甚至更早已产茶叶，但可能茶叶不佳且采自天然茶树，后来才有人工栽培茶树。
花生。花生又称长生果。《西藏赋》说“果则长生竞掬(形如小螺，生地中，绛色，番名角玛，汉名长生。蒸熟，拌糖食之，甚甘)”[57](P145-146)。和瑛于乾隆五十八(1773年)年任职西藏，于嘉庆二年(1797年)写成《西藏赋》，故推测花生至迟在乾隆末嘉庆初已传入西藏。
四、若干种瓜蔬在西藏的栽培与引进的初步考述
瓜蔬种类较多，故大体考述之。起初，“一般藏族群众没有吃菜的习惯”[31]，“《宋史》所载，西蕃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5](卷下P3)。《西藏纪游》说：“西藏(应指小西天⑦)……不产蔬菜，止有苦荬(苦苣)一种，亦不恒见。闻近时官兵出差西藏者，携菜子给番人种之，仅得数亩。”[36](P63)巴塘则截然不同，“巴塘番民较多，气候和煦，瓜果蔬菜略如内地，惟成熟较晚耳……时黄瓜已熟……亦有西瓜”[36](P27)。清代查骞在西藏任官时，“恒课夷民垦地，种蔬菜，趁三四月时，冰消冻解，播种芜菁、莴苣、波凌菜、莲花白之属，间种芋、麦、豆、瓜……惟夷俗恐侵彼牧场，扩我场圃。明知蔬菜可食，故践踏阻挠”[58](P9)。这也印证了西藏人民起初不喜蔬菜的说法。清代吴崇光所著《川藏哲印水陆记异》载：“昌都……小菜、南瓜多有。”[47](P345)又载，(昌都)嘉玉桥处“又有瓜果小菜”[47](P346)。《硕督县志略》载，驻塘官兵所栽培“瓜棚豆架，如同内地”，而“土人无之”[8](P182)。《卫藏图识》载，巴塘产西瓜[59](P物产篇)。
内地蔬菜品种在西藏的大量栽培和引进始于清代。“驻藏大臣及驻边清军的家属们把蔬菜引进拉萨及其驻地……凡是有军队驻扎的地方，大都有人种菜”[60]，“于是随着一些清朝官员和士兵入藏，白菜、莴苣、菠菜、苋菜、韭菜、萝卜、四季豆和苦豆等蔬菜种子被带到了西藏并开始在西藏一些地区进行种植……随着民国以来内地蔬菜品种多次反复引入西藏，不断改写西藏蔬菜品种的历史”[61]。
蔬菜中需特别论述的是圆根。文成公主将“芜菁”带入西藏[62](P6)。芜菁即圆根或元根，有人认为，“这一不起眼的块根植物是见之于文字的西藏最早的外来作物之一”，也是“清代前藏区仅有的蔬菜品种”[61]。这倒未必。因为《西藏见闻录》载工布产蕨菜[5](P卷上16)。《康輶纪行》也说西藏产蔬菜“圆眼”[6](P439)。《西藏记》载拉萨产芫荽[2](P22)。但与圆根相比，这些蔬菜产量较少。
五、葡萄等果树在西藏栽培与引进的初步考述
葡萄。《史记》等明确记载了西汉时张骞从西域带回葡萄和石榴等作物。有学者说，“三江流域的葡萄栽培至少有300多年的历史，据推测，可能是由四川西部引进的”[31]。但据何推测，其文不详。《进藏纪程》载，乌斯藏的枣、杏及葡萄都产自后藏[47](P70)，而巴塘有“土产则葡萄、核桃、黍谷、蔬菜……”[47](P63-64)焦应旃在康熙辛丑年见昌都“土葡萄最多”[47](P14)。另一种说法是昌都地区种植的葡萄引种自法国和欧美[63]。但也不排除昌都的葡萄分别引种自外国和祖国内地的可能性。
桃、杏、梨、苹婆、橘、李、林檎。焦应旃描述今昌都情形如下：“核桃园风景，颇似中华……红杏发而芬芳。”[47](P14)《西藏见闻录》载，“阿里噶尔妥(今阿里地区噶尔县)产枣子、杏子”[5](P卷上17)。《西藏纪游》载，“桃园在藏之南数十里……著花微小，结实不多”[36](P45)。《西藏赋》载，“毛桃流液，酸橘软牙，苹婆似卵，哀梨比樝”。有学者说“苹婆”指苹果，“樝”指山楂[57](P146)。但“苹婆”并非苹果，而是一种乔木果树，又称凤眼果、七姐果，中国内地多产于岭南和云贵地区[64](P270)。关于“李”的记载仅见于《卫藏图识》，产自乍丫[59](P物产篇)。《硕督县志略》载硕督县“所产桃李，多为不实”[8](P182)。《西藏纪游》载：“藏地产林檎，时未结实。”[36](P8)林檎是苹果属的一种，又名文林沙果[64](P256)。
核桃。“藏核桃如桃杏之仁而大倍之……强名曰核桃尔”[36](P60)。科学研究也表明，藏地核桃是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生态型[65]。因此，西藏核桃极有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坡。
枣。《西藏纪游》载：“藏枣长寸余，色如榧子，味甘而涩，核有一纹，形如女阴……来自甲噶尔。”[36](P10)枣树原产中国，公元前传到朝鲜、印度等地。有说藏枣产自西藏者，也有说藏枣产自天竺者[58](P262)。《西藏见闻录》说，“阿里噶尔妥产枣子”。由于“阿里噶尔妥”与印度极近，故可考虑“藏枣”自印度传入西藏“阿里噶尔妥”的可能性。
石榴。除上述地方志和游记所载西藏产石榴外，《西藏赋》也说，“火榴绽葩(山南帕克里多有之)”[57](P144)。“火榴”即火石榴，虽也能结果，但主要作为盆景。
芭蕉。一种普遍未被注意到的水果是芭蕉，《察隅县志略》对此有记载。从气候条件来看，西藏也只有察隅适合芭蕉生长。——论文作者：陈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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