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6-09-26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这篇高级职称论文发表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进入新时期文学以来，文艺路线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任务，文学的演进不再是走马灯是的思潮更替，随着人文精神迎着实际的曙光，又呈现除了高扬的趋势。
这篇高级职称论文发表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进入新时期文学以来，文艺路线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任务，文学的演进不再是走马灯是的思潮更替，随着人文精神迎着实际的曙光，又呈现除了高扬的趋势。
从197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这30多年中，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平民百姓的生活到国家的体制改革，伟大的中国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风口浪尖上走出了一条繁荣昌盛的强国之路。历史以改革开放来命名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而文学作为社会变革和思想激辩相碰撞的产物，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巨变时，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也必然地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总主题和总特征。新时期以来在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全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在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中，不懈地探求文学在新时期发展中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这就表明在当下，执行党中央的文艺路线仍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进入以多样分流为特征的转型阶段。文学的演进不再是以往那种走马灯式的思潮更替，而是在同一个时空里的多样分流、异质同构。在急遽的分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流和互补。在文学的世俗化倾向强势发展的同时，作家们仍在坚持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另外现实关注和历史眷恋一起成为9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脉。个人化叙事和女性文学成为90年代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日益强烈，由此带来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提升。世俗文学以满足大众文化消费为目的，以市民大众的文化品位和语话方式观照市民社会的功利现实和凡俗的苦乐年华，创作和阅读共同追求世俗的快乐，其传达方式也带有明显的商品属性。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也有一些作家无视其人文关怀和精神鼓励的职责，淹没在欲望的海洋中，从而导致了人性立场的丧失和现实批判的滑落。这是一个客观而严峻的现实，然而它却不是文学精神的全貌。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还有陆天明的《苍天在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周梅深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王跃文的《国画》、《驻京办主任》等优秀作品张扬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以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冷静思索描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和批判了在体制改革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当然还有先锋文学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对人生孤独迷惘的揭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此同时，汪曾祺、莫言、林斤澜小说中的民间精神;王蒙、张炜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扎西达娃小说、马丽华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铁生、北村小说中的基督精神;张承志、霍达小说的伊斯兰精神。载示着各种文学精神的小说文本纷纷闪亮登场，其种类之繁多，精神之丰富，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不管它们是昙花一现、电石火光的瞬间，还是如恒星般灿烂于中国的文学史。
新的世纪，文学的人文精神迎着世纪的曙光，又呈现出高扬的趋势。首先是人性主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它既不像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人性被压抑的悲愤控诉，也不是随后出现的对美好人性的赞美，而是对人性的严厉拷问。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冷漠与隔绝，人与人之间以自我为中心，难以沟通，以致造成误解、对立甚至是残杀。如陈应松的《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刘庆邦的《卧底》、张欣的《浮华背后》。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抗战题材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脱离了原来的“高大全”形象表现的更加有个性，血肉丰满。使得人物呈现出立体性如《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尤其重要的是民族精神打破了政治的樊篱，超越了党派观念。由原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单方面所为扩展为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甚至绅士土匪在内的全民族所有。这些文本最大限度的去还原记录历史的真相，谁又说这不是人性的回归呢?其次是对人生存困境的关注。所谓生存并不仅仅是温饱问题，而是从人本身出发关注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反映他们生存的艰辛和不幸。如阎连科的《受活》、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震云的《手机》等。反观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坛，会发现创作趋势大致呈三个倾向：一是走向市场操作和经济崇拜，几乎整个通俗文学、纪实文学都带有明显的商业操作特征。如王朔、二月河、都梁、海岩的作品。二是走向个人创作立场和边缘化写作。如新生代诗人在90年代的创作;韩东、朱文等的都市小说;陈然、林白、海男等的女性文学。他们的共同特点即由社会责任感转向个人生活态度，对个体意识和自我生存状态的关注，创作也由文化中心位置转向了边缘立场。三是坚持精英文化立场和张扬理想主义。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山居笔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
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文化的裂变转型期，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加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一个参照。对中国文学势必产生强烈的冲击、渗透，这种冲击渗透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使新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从这一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文学，所谓商业化创作与个人写作，平民化的创作角度与知识分子的人文思考，以及对党的文艺路线的宣传和解释，其实都代表了某种社会心理和思潮的不同侧面。正是这样，新时期文学才会以蓬勃的活力呈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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