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10-23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中古佛典序跋呈现出非单一性的特征，也即某一部佛典被题写有多个序文或跋文，佛典与其序文或跋文一一对应的局面被打破，它在发生时间、作者身份及题写数量等方面具有广泛与持续的复杂性。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具有重要价值，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当
摘要：中古佛典序跋呈现出非单一性的特征，也即某一部佛典被题写有多个序文或跋文，佛典与其序文或跋文一一对应的局面被打破，它在发生时间、作者身份及题写数量等方面具有广泛与持续的复杂性。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具有重要价值，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当时佛教的发展程度、佛典的价值属性以及被翻译与整理的频度、佛典序跋的灵活性及其自身的发展程度等。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形成与佛典的多次汉译及整理、佛典类型的丰富、佛教宗派的推动等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
一、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复杂形态
在中古①时期，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佛典数量的增加、佛典序跋的深入发展，佛典与序文或跋文的一一对应关系被打破，一部佛典被写有多个序文或跋文，佛典序跋的非单一性由此形成。整体观之，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呈现出复杂形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就发生时间而论，包括两种情形：
1.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发生在同一历史阶段之内。佛典序跋均写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论》的两篇序文：僧叡法师的《中论序》与昙影法师的《中论序》，二者都写于姚秦时期。真谛法师所译的《摄大乘论》有两篇序文：慧恺法师的《摄大乘论序》与道基法师的《摄大乘论序》，二者都写于南朝。佛典序跋都写于隋唐时期，《大唐西域记》的两篇序文：于志宁的《大唐西域记序》与敬播的《大唐西域记序》，二者都题写于隋唐时期。《辩证论》的两篇序文：释法琳的《辩证论序》与陈子良的《辩证论序》都写于隋唐时期。义净法师所翻译及整理佛典的序文分别是，写于垂拱元年(685)的《大唐新译三藏圣教序》、长安三年(703)的《大周新翻三藏圣教序》，神龙元年(705)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它们都写于唐代。总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发生在同一历史阶段的现象相对普遍，相关事例较为丰富，于此不一一胪列之;
2.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发生时间横跨不同历史阶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跋文与序文分别是法虔法师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与吉藏法师的《金刚般若经序》，二者分别写作于梁时与隋时。
《梵网经》的序文分别是《梵网经序》与《梵网经记序》，二者分别写于东晋时期与唐代。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隋唐时期产生两篇内容较为相同的《四十二章经序》，今人许明先生所编著的《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将二者分别收录于东汉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佛典序跋。此类事例比较丰赡，于此不一一举之。观上述可知，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发生时间相对复杂，具有延续性与广泛性，存在于中古各个历史阶段及不同题写者的佛典序跋之中。
二是从作者身份而论，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执行者身份比较复杂。作者身份均不可知，即佛典序文或跋文的作者都不可知，如前文所述及的《四十二章经序》，它们的作者都不可知，在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中唯此二篇。作者的身份可知与不可知同时存在，《法镜经》的序文与跋文分别是《法镜经序》与《法镜经后序》，前者的作者是康僧会，后者的作者身份则不详。《阿毗昙心经》的序文分别是《阿毗昙心序》《阿毗昙心论经序》《阿毗昙心序》，前两篇的作者分别是慧远法师与优婆扇多，最后一篇的作者则不详。
作者的身份均可知，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形。佛典序文或跋文的题写者同属一人，《弘明集》的序文与跋文是《弘明集序》与《弘明集后序》，二者的作者同为释僧祐;《名僧传》的序文与跋文分别是《名僧传序》与《名僧传后序》，二者的作者同为释宝唱;《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的序文与跋文分别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序》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后记》，二者的作者同为法藏法师;《大唐内典录》的序文与跋文分别是《大唐内典录序》与《大唐内典录后记》，《释迦氏谱》的序文与跋文分别是《释迦氏谱序》与《释迦氏谱后序》，《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的序文与跋文分别是《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序》与《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后记》，上述佛典序跋均出自道宣法师之手。
佛典序文或跋文的题写者分属不同之人，《安般守意经》的两篇序文同名为《安般守意经序》，二者的作者分别是康僧会与谢敷;《阴持入经》的两篇序文同名为《阴持入经序》，它们的作者分别是道安与陈氏(晋居士);《般若灯论》的两篇序文同名为《般若灯论序》，二者的作者分别是法琳法师与慧颐法师;《大宝积经》的两篇序文同名为《大宝积经序》，它们的作者分别是李隆基与徐锷。
相关事例极多，于此不一一胪列之。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作者的身份比较复杂，这种复杂性存在于中古的各个历史阶段及不同题写者群体的佛典序跋之中，具有持续与广泛存在性。三是就题写数量而言，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表现层次比较复杂。在中古时期，某一原始佛典被题写有两篇序文或跋文，此现象在中古佛典序跋极为普遍，除上文所提及的之外，亦有其他数篇，试看右表。在中古时期，随着佛教的深入发展及佛典的广泛传播，原始佛典在我国经过多次翻译与整理之后形成多个汉译本。
由于这些汉译本佛典都是在同一原始佛典的基础上衍生而出，它们之间理应存在关联，它们的序跋理应具有一定共性，其内容均与原始佛典存在一定联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原始佛典的序跋。再者，中古的佛典类型不断丰富，其中以纂集类、注疏类、目录类佛典最具代表性，其实它们都形成于同一原始佛典，由同一原始佛典衍生而出，它们的序跋在内容上均与原始佛典相关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原始佛典的序跋。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始佛典衍生出多个类型，其序跋也相对丰富，多为三篇甚至三篇以上。
二、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价值
中古佛典序跋的非单一性具有多重价值。
一是间接映射出中古佛教的发展程度。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间接折射出当时佛典数量的丰富性，因为佛典序跋以佛典为题写对象，二者在量上正相关。中古佛典数量的增加与当时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佛教的充分发展，才能推动佛典的多次翻译、整理、编纂及其类型的丰富，从而最终导致佛典数量的增加。由此可知，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通过佛典数量，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程度建立起关联。
二是对佛典本身有所暗示。一方面暗示了佛典本身的价值，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与佛典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及其被认可度相关。观上文所列表可知，由《华严经》所衍生出的序文或跋文多达十六篇，除未详作者的《华严经记》写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外，其余者均形成于隋唐时期，《华严经》的序文或跋文多集中题写于唐代，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华严经》的价值广为唐人认可，这与历史事实相吻合，因为“到唐代时，随着《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的传入，中国达到了《华严经》的翻译、研究、传播和接受的顶峰。”[1]
由《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衍生出的序文或跋文共有八篇，除未详作者的《梁朝传大士金刚经序》作于汉末魏晋南北朝之外，余下七篇均形成于隋唐时期，由此映射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价值广为隋唐之人认可，在唐代的流行“仍然保持着枉盛的势头，受到知识界和普通民众的广泛重视。”[2]
三是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能够间接折射出佛典序跋的灵活性。随着佛典序跋的逐渐增多，它由单一逐步发展为多个，在此过程中，佛典的数量或增加、或未变化，由此具有双重意义。若中古佛典序跋随着佛典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由此折射出它随着佛典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灵活性。
若果佛典的数量没有变化，即同一个汉译本佛典被题写有多个序文或跋文，尽管题写对象相同，然而由于题写者、题写时间等因素不同，这就导致它们难免有所差异，如僧叡法师与昙影法师同为《中论》题写序文，在阐释“中论”时，前者认为“以中为名者，照其实也;以论为称者，尽其言也”[3]400，后者则认为“寂此诸边，故名曰中;问答析微，所以为论。是作者之大意也”[3]402，二者对“中论”的阐释有所差异。
再者，在释道宣为《大唐内典录》所题写的序文与跋文：《大唐内典录序》与《大唐内典录后记》，尽管二者的题写者及其题写对象相同，然而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前者重在阐释佛教义理，后者则着重阐释释道宣编纂《大唐内典录》的原委、时间等，详情参看该佛典序跋的原文。
同一佛典的序文或跋文尽管有着相同的题写对象，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在某一层面上映射出中古佛典序跋的灵活性，能够为不同的题写者所用，表达他们的意图。三、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成因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佛典的多次汉译与整理为其奠定了重要基础，佛典类型的增加又丰富了其题写对象，中古尤其是隋唐佛教教派的推动在客观上起到催化作用。
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形成与佛典的多次汉译及整理密切相关。在中古时期，佛典被多次翻译及整理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就在客观上催生了同一原始佛典产生多个汉译本，导致中古佛典数量的增加。中古佛典数量的增加丰富了佛典序跋的题写对象，为佛典序跋的题写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中古时期，佛典多次翻译及整理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妙法莲华经》自公元三世纪始，在我国历经六次汉译与整理，由此形成六个汉译本。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形成与佛教宗派的推动密切相关。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深入发展先后形成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三阶教八个宗派，详见石峻，方立天的《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5]一文，于此不复赘述。其中的一些佛教宗派以某一部或多部佛典为根本经典。
被某一佛教宗派奉为根本经典的佛典被其视为立派之本，由于实践教义的需要，佛教教派不得不借助注疏、纂集等手段编纂佛典，同时为了便于查阅而编有目录，这一系列行为无疑丰富了佛典的数量。由于佛教教派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被其奉为根本经典的佛典也相应地呈现出系统化特征，如华严宗翻译、整理与编纂了大量与《华严经》相关的典籍：二祖释智俨的《华严搜玄记》《华严一乘十玄门》《华严五十要问答》及《华严孔目章》，三祖释法藏的《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华严经旨归》《华严经义海百门》等，与《华严经》相关的典籍群由此形成。
再者，律宗的创始者释道宣翻译、整理与编纂了大量与《四分律》相关的典籍，其中“三大部”指的是《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补随机摩羯疏》，“三大部”外加《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则被合称为“五大部”，与《四分律》相关的典籍群得以形成，陈氏玉霜的《道宣律师与四分律研究》一文就此有详论，可参看。
佛教宗派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被其奉为根本佛典的类型，导致一系列典籍群的形成，这些典籍群有时被题写有序文或跋文，《华严经》的序文分别是法藏法师的《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序》《华严经旨归序》《华严经义海百门序》，《四分律》的序文或跋文分别是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序》《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后记》《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序》、怀素律师的《四分戒本序》《僧羯磨序》及《尼羯磨序》等。
尽管上述佛典序跋的题写对象不同，然而都由同一部原始佛典衍生而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也都属于原始佛典，由此丰富了相关佛典的序文或跋文。整体观之，在中古时期尤其是隋唐阶段，佛教宗派在佛典序跋非单一性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整体观之，中古佛典序跋的非单一性具有鲜明特色：持续性，它存在于中古各个历史阶段的佛典序跋领域内;复杂性，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在发生时间、作者身份、题写数量等方面呈现出复杂状态;广泛性，非单一性存在于各类中古佛典序跋及其题写者群体之中。
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所具有的价值往往超越自身，一方面暗示了中古佛事活动的多个层面：佛教、佛典、佛典序跋，另一方面奠定了后之佛典的形式，尽管佛典序跋的非单一性形成于中古时期，却为后之佛典序跋所继承，为之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古佛典序跋非单一性的形成不具偶然性，与佛典的多次汉译及整理、佛典类型的丰富、佛教宗派的推动等因素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桑大鹏.三种《华严》及其经典阐释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1.
[2]张开媛.《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在唐代的流传和接受[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1.
[3]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蓝吉富.中华佛教百科全书[M].台北：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1994：3690-3691.
[5]石峻，方立天.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J].哲学研究，1981，(8)：68-72.
[6]陈氏玉霜.道宣律师与四分律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7：36-49.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