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5-24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常修泽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成绩。同时，他的学术撰述还追求人文学科的哲理性和文学性。他对于人文历史因素的持续拷问，引发人们对于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关注;他富于审美趣味的语言表述，将经济学理论以一种别样的阐述方式展现出来。他
摘要：常修泽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成绩。同时，他的学术撰述还追求人文学科的哲理性和文学性。他对于人文历史因素的持续拷问，引发人们对于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关注;他富于审美趣味的语言表述，将经济学理论以一种别样的阐述方式展现出来。他的学术撰述力求将严谨性、思辨性和文学性相互融合。
关键词：常修泽;经济学;人文因素;文学审美
常修泽是知名经济学家，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研究，尤其对制度经济学领域中人的发展理论、广义产权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颇有建树，作为在1949年—2009年《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和《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的双入选者，他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成绩。常修泽的学术撰述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智慧和文学素养。他在讨论经济学问题时，经常别出心裁地从人文历史的角度进行探寻，以提供解决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法;在阐述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时，既有丰富的经济数据，同时兼具形象生动、轻松幽默的语言表达，富有感染力。
一、富含哲理的经济学思想
《文心雕龙》曾对何谓好论著有过如下界定：“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文心雕龙·征圣》)写文章既要有充实的思想，也要有文采，感情真诚而文辞巧妙精美。所以，孔子赞美子产时，也称赞其论著“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同样，好的经济学论著，除了应在经济学意义上具有学术价值外，还要有思想的光芒，能让人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矛盾和问题的缠绕中，超越固有思维的迷障，发掘出经济问题背后隐藏的文化、历史奥秘。在语言表达上，也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
常修泽的论著在这两方面都有所体现。首先是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常修泽的经济学研究，志在创建“人本经济学”，他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些智慧来分析经济改革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他的人本思想来源多元而又深厚，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189)的启迪，也有卡西尔所说的“人不断解放自身”[2](P22)的思想，甚至还有阿马蒂亚·森的“人类发展能力理论”[3](P34)的滋养和管子所言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的警示。
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持续了30多年对“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执着探索。①从1986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到2008年出版《人本体制论》，再到2015年出版《人本型结构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始终贯穿在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这彰显了他对人的主体性和人性的高度关注，并说明在建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时，必须以人的自身解放和发展为目的，正如他在《人本体制论》中所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至于在未来某个虚拟世界的体制下，人性会不会被过度纵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现在最想探求的是。
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4](P1)常修泽还认为，现在虽然大家都讲“人”，但一定要按这种“人本实质论”来探讨人自身的发展问题[4](P16)，真正把人摆在主体的位置，才能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4](P17)“人本”与“资本”的关系，是实现人的发展绕不开的命题。早在1996年，他就在《积极推进企业制度创新》一文中，直白地提出了“人本原则高于资本(效率)的原则”[5]。
新世纪初，在为中共十六大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基本判断和改革新阶段的战略思考》中，他建议中央：“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来提出。”①近年来，他又提出“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的“社会共生”理论。[6](P18)上述论述中，有他对人性在经济生活中被扭曲、被侵蚀的忧虑，也有探求“促进人的发展”的迫切愿望和目标。这是他在把脉经济问题时，有意识地追寻其背后的人文因素，并致力于建立起一个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体制。
这既是他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学术追求，也曾多次将这些思想和主张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到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其中有一些意见被决策层吸纳，也使其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社会，以助推社会的良性发展。其次是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常修泽将人的发展从“天”(人的发展生存环境)、“地”(人的生存发展资源)、“人”(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三方面及其关联来进行研究，他这30年的研究，始终从“人”的角度出发，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论文《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提出，“天—地—人”三者之间是具有内在耦合性的。
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思想，使得他能在30年的研究中，不懈地探寻人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产权制度安排，形成了独特的“天上——环境产权;地下地上——资源产权;人——各种人力资本产权”的“天地人产权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天人合一”思想来源于先哲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论述。在人类面临环境挑战的21世纪，他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产权理论研究，得出了新颖的“天地人产权论”，颇具理论创新性。再次是“包容性改革”的思想。
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国古典典籍中有大量有关‘包容性’的论述。作为中国治国之‘大智慧’结晶的老子《道德经》，就有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道德经》第十六章)。”
他进而指出：“中国治国‘大智慧’启迪我们，无论是研究中国转轨战略，还是研究两岸的发展前景，还是研究人类文明的制度性进步，都应当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要讲究一个‘容’字。”他甚至还在题记中写道：“海纳百川，因为海有博大的胸怀，壁立千仞，因为壁有擎天的境界，21世纪的文明史，将昭示一条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值此中国全方位改革开启之际，谨以这部《包容性改革论》，献给所有关心中国改革前途和命运的人们。”[6]
(P1)以上论述的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即使细微的，如审批这样的具体问题，他也能提到哲学高度进行思考。例如，在谈到政府在项目审批方面“有为”太多、“有事”太多的现状时，他建议审批部门学一学老子的哲学：“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他尤其推崇“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句话，他说，如果执政者没有私欲的话，那么百姓自然就会淳朴，关键就是政府自身有没有私欲，如果政府部门有私欲，那就很难要求老百姓做到淳朴。为此，他认为，只有确立“公共利益关怀”的价值，克服“政府部门利益化”倾向，控制住政府部门自己的“欲”，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
从《道德经》中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一句，他竟能发掘出“辅”的价值并赋予经济学新意。在《企业家阶层新论》(《上海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一文中，他在论述如何塑造新型政商关系时，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说的这句话，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他说，“圣人”在这里可以看成决策者或管理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一定要“辅”但不要“主”。一个“辅”字，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决策者或管理者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应有的位置表述得清楚明白。最后是文化的反思。在吸取前人思想的同时，常修泽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如对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细致的辨析。管子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管子·霸言》)他在《人本体制论》中认为，管子虽然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但是其人本思想是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为执政者服务的，他将之称为“人本工具论”。他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尖锐地提出：中国到底是要“人本工具论”，还是要“人本实质论”?他主张抛弃“人本工具论”，而实行“人本实质论”。[4](P140)反观当今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其实是一些落后的封建思想和思维方式在作祟，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阻力。
在《人本体制论》中，他这样写道：“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体现人类文明的思想，但是不容否认，也有一些反文明的封建糟粕。由于历史的原因，诸如公共、公平价值，独立价值等现代人类的普遍价值相对缺乏一些。这些‘人文价值’不是某一种集团或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现在来看，‘人类共同的文明’可以说是‘不可逾越’的基础依赖。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失序、失衡和失范现象，从深层来考虑，有其深刻的人文背景和制度根源，或者说，在人文价值取向和基础性制度规范方面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仅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存在，而且在体制转型的其他方面也有类似情况。”[4](P138)对于这些隐藏在社会现实和政治现象背后的文化历史中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具备人文和历史的眼光，不对此加以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便难以找到问题背后的症结和根源，更难以发现它们在思想意识深处对改革所起的阻挠和破坏作用。因此，对经济体制转型和改革中的问题，从人文的角度加以哲学的辩证思考，使他具有了相当的高度和深度，也使他的经济学撰述带有哲理意味。
二、富含审美趣味的文学语言
首先是比喻的妙用。卡西尔在《人论》中说：“语言与思想是不可分割的。”[2](P6)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它的表达风格既蕴含着作者的思维方式，也体现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就连亚里士多德也说：“掌握比喻是最大的一种艺术。”[7](P51)缪勒也认为：“人类语言除非凭借隐喻就不可能表达抽象概念。说古代宗教的全部词汇都由隐喻构成并非夸大其词。”[8](P60)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并不一定在文学作品中才能被运用。
在科学论文中，也并非是逻辑推论、法则和定律归纳的天下，容不得比喻这种带有文学色彩的修辞手段。很多科学家都喜欢用比喻来阐述理论和概念。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Bohr)将电子绕原子核运行比作行星绕着太阳运行，并建立起了原子结构理论。“多米诺骨牌效应”“蝴蝶效应”，就是用了比喻的手法来解释社会政治或经济生活中因某一事件而引发的连锁反应。比喻能以简单喻复杂、以具体喻抽象，从而通过形象思维来阐释抽象思维领域的很多问题。
常修泽的学术撰述，在叙述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或表达某些思想时，常常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清晰简洁、生动形象地说明问题。常修泽在《人本体制论》中曾经使用过“在两个鸡蛋上跳舞”的比喻，这是他在探讨和比较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后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要在市场化改革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的思想。
市场化要求的是效率和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公平是维系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没有稳定的社会就没有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常修泽指出，如果打破经济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就可能倒退;如果打破社会公平这个“鸡蛋”，中国就有可能动荡。因此，只有兼顾市场化和公正化，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这样一个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重大命题，用“在两个鸡蛋上跳舞”来比喻，既形象生动又准确精到地说明了处理二者之间平衡关系的微妙性和战略性。在对产权问题进行研究时，他把现代产权体系中某一领域的“产权”比喻为“核桃”，把每个产权内部中的权利比喻为“桃仁”，在构思《广义产权论》一开始，就提出了“在现代产权体系中，究竟有多少产权‘核桃’?每个产权‘核桃’中，究竟有多少权利‘桃仁’?这些产权‘核桃’和权利‘桃仁’究竟是用何种产权制度内在相连的?上述产权制度该如何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实际?”等问题，并加以深入细致的研究，这就是后来的《广义产权论》。
[9](P20-69)这是一部用新的思维思考和探讨现代产权制度的著作，也是作者试图从广义产权角度为中国改革和发展提供制度支撑的理论探索，其理论和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在《创新立国战略导论》(《上海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一文中，常修泽将建立一个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比喻成建造一座“大厦”，并分别论述了大厦的“顶层”“横梁”和“立柱”部分。其中“顶层”，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挑战的高度，提出中国创新立国战略;第二个层次是从化解加工大国内在矛盾(包括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矛盾以及政策性扭曲的矛盾)的视角，提出必须由“加工大国”向“创新大国”的战略转型。
大厦的“横梁”包括三个层面的创新体系，即国家层面的创新体系、产业层面的创新体系和企业层面的创新体系。大厦的“立柱”，即创新立国战略的体制支撑，共有四个，分别为创新型人才体制支撑、创新型教育体制支撑、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支撑、迈向“创新大国”的相关配套体制支撑。“顶层”“横梁”和“立柱”这一比喻，将创新立国战略的几个重要方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表述得既生动形象又逻辑清晰。在《企业家阶层新论》一文中，常修泽将企业家阶层与制度环境比作“鱼水”关系。中国共产党一直将人民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用“军民鱼水情”来比喻，表达了人民军队始终不能离开人民的深刻寓意。
他在这个比喻中又生发出新的涵义，指出没有水，鱼自然无法生存;但是，如果鱼自身变坏，也会葬身于水，甚至污染整个水域。将企业家阶层和制度环境的关系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两个角度来阐述，表达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涵义。因此，他认为只有从内外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完善制度环境与提高企业家素质并重，企业家阶层才能更加壮大，企业家精神也才能得到进一步激发。其次是诗意的表达。2006年，北京举办“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常修泽在谈到公立医院改革中的“药房托管”问题时，引用了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的一段诗句：“所有的事情，/犹如悬挂在，/草尖上的一滴露珠。”他将“药房托管”比作“一滴露珠”。
在他看来，在“小草”干渴之际，即使只有“一滴露珠”的滋润，也是“久旱逢甘霖”。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渴望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了。“药房托管”在医药体制改革中只是一个具体措施，相比整个体制改革来说似乎有些微不足道，但是它对于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因“久旱逢甘霖”而对于这“一滴露珠”的渴望，将老百姓对解决看病贵问题的迫切程度表述得极为生动形象。这些诗情画意的文字，同样出现在他提到的当前我们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状时。他曾借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表述，说：“中国处在高增长的春天，中国处在多矛盾的冬天。”
“高增长”和“多矛盾”对应，“春天”和“冬天”呼应，把复杂的经济形势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出来。最后是形象化的表述。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后，决策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方略，由此激发了改革能量的释放。在分析这个能量释放的状态时，常修泽用了几个非常形象化的词语。他认为，前一阶段开出的改革“药方”，有的尚未使用，有的虽被采用但“药量”不够，还有的“药力”正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4](P80)这里的“药方”“药量”和“药力”三个词，形象而又准确地描述了改革举措和方略在现实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阶段和状态，以及存在问题的根源。在紧接着谈到改革能量的释放时，他又提出了“涌流式的释放”和“涓流式的释放”两种方式。[4](P81)
在常修泽看来，前者“蔚为壮观”，后者“弥足珍贵”，我们寄希望于改革的能量如涌流般强劲释放，也要珍惜那些潺潺流淌的涓流。在论述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需要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时，他还借用了“腾笼换鸟”一词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腾笼”就是要将那些长期与民争利的竞争性项目退出财政支付体系，换掉那些与公共财政不相容的“旧鸟”，换上基本公共服务的“新鸟”，将政府的职能从“创利型”转变为“服务型”。[4](P81)
在《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一文中，常修泽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一个增长中心主义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游荡。”它化用了《共产党宣言》中引言的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他将“幽灵”指代“增长中心主义”，因为在当今，对高增长和GDP的崇拜就像一个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的“幽灵”，虽然整个社会对有关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以转变的共识早已达成，但GDP犹如幽灵般地挥之不去。
“幽灵”一词对“增长中心主义”的顽固和难以根除作了非常生动的注脚。常修泽对哲学、历史、文化和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我们时常可以在他的论著中感受到深厚的人文学科的学养和造诣。故而以“理定辞畅”(《文心雕龙·情采》)和“文质彬彬”(《论语·雍也》)来概括他的文风是较为恰当的。刘勰曾说：“辞理庸隽，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
语言风格与每个人的德识、才气、性情、经历密切相关。常修泽的经济学撰述，不仅有助于我们寻找解决当前经济改革中某些问题的良方，还有助于发掘和探索在漫长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常常被忽略的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人的未来，以及发展中所需要的持续性、包容性、友好型的“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他的撰述除了经济学的价值之外，也具有哲思与文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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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修泽.人本体制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5]常修泽.积极推进企业制度创新[N].经济日报，1996-01-08.
[6]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7]曾庆茂，徐昌和.英语修辞鉴赏与写作[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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