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7-18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最为知名的神话传说之一，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非常丰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古代确实存在过一场大洪水，这场自然灾害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政治权威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作为自然灾害的大洪水无疑是其形成的有
摘要：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最为知名的神话传说之一，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非常丰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古代确实存在过一场大洪水，这场自然灾害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政治权威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作为自然灾害的大洪水无疑是其形成的有力催化剂。“大禹治水”虽然是一个神话传说，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着对政治权威形成的巨大推动力。
关键词：大禹治水;文明起源;政治权威;政治地理;神话传说
引言
上古时期的历史往往充满了神秘色彩。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今人们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参考。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几位上古时代的杰出人物为人们所熟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大禹。大禹因为治水而被人们所铭记，其勤劳勇敢，“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奉献精神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多年以来，史学界对于大禹治水以及大禹人物的真实性存有争议，但是因为其代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以及大禹治水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具有巨大意义，所以对于这段历史的探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华夏大地出现了一场大洪水。这场洪水在尧的时代便出现，尧便在四岳的建议下派禹的父亲鲧去治理洪水，但是鲧治水用的是堵塞的方法。“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1]50于是被舜放逐于羽山而死。禹继鲧而治水。“而使绩鲧之业。”[1]50禹以疏导的方法最终平定了水患，成就了一番事业。这是人们对禹以及治水的基本了解，中国古代介绍大禹以及大禹治水的传世文献并不算少。
《尚书·禹贡》《山海经》《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史记》等传世经典对于大禹治水都有所提及。目前所能知道的最早介绍大禹治水的文献来自于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遂公盨。经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为代表的考古专家们鉴定，这件文物属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周夷王时期(前891-前878)，距今约2900余年，刷新了人们对于大禹治水传说文献的最早来源。说明至少在2900年前人们就知道了大禹治水。但是上古时期真实的情况怎样，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是悬而未决。这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形成是极其必要的。
一、关于大禹治水真实性的讨论
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争议和研究有很多，大禹治水是否是信史也曾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的讨论。20世纪初的“疑古派”思潮兴起后，千古不移的大禹文化体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顾颉刚[2]提出了“禹是一条虫”的著名论断，认为禹是铸在九鼎之上的一种动物。《说文》中对于“禹”一字的解释也有虫的意思。这种推论对当时史学界有着不小的冲击。
周始于后稷，商始于契，是有明文的，独夏代只知有末王而不知有首王，《论语》中以夏商为“二代”，又单言尧舜禹。以尧舜禹置于夏商之上，则禹与夏最为近，故有合一的趋势。人们称禹为夏禹，正和称尧为唐尧，舜为虞舜一样无稽。因为《论语》上只言尧舜而不言唐虞，唐虞之号不知何以在“鲧禹的传说”中。在《尚书》《诗经》中，禹的地位是独立的，事迹是神化的，禹是禹，夏是夏，两者毫无交涉。
一直到战国以后的文籍里才记载禹是夏代的第一世君主，《国语·郑语》里，始见“夏禹”一名。商代距离夏代并不遥远，但是就目前可以肯定的商代甲骨文资料来看，并无关于夏代的只言片语，为人所疑惑。另关于治水之事是否有，也有学者提出了怀疑。其中丁文江就指出说“禹治水之说决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3]
虽然有质疑的声音，但是对于大禹治水的肯定的声音更多，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指出：“夫自《尧典》《皋陶谟》《禹贡》皆记禹事，下至《周书·吕刑》亦以禹为三后之一，《诗》言禹者有不可胜数，故不待籍他证，然据近人乃复疑之，故举此二器证春秋之事，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成汤而有天下也。”[4]徐旭生[5]提出了对夏文化的探索，将考古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对于大禹治水等上古之事做了考证，并且引导研究者理性看待夏文化。
徐旭生和苏秉琦[6]提出对于此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应该分为三期，分别是商周至战国，战国至西汉，东汉以后，提出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的观点。詹子庆[7]在肯定大禹治水为信史的前提下建议：一是对传统文献的重新定位与辨析;二是对尧舜禹时代的自然环境进行考察，要借助于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三是要借助于考古学家和水利史方面的专家对大禹治水范围和方法的研究。
吴文祥和葛全胜[8]从历史自然地理的角度提出尧舜禹时代确实存在大洪水，虽然出现了一位叫做“大禹”的英雄人物的存在，但是对于克服这场大洪水的因素来说，应是由于气候的转变，而非人力所为。此前的研究对于上古时期人力能否克服如此大的自然灾害抱有怀疑态度，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治水传说的存在并不是子虚乌有的，而是来自于先民对于这场大洪水的深刻记忆以及领导人物的及时出现。对于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性的探讨，范文澜的话更具有启发意义，“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的‘地成天平’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考洪水的有无或禹能否治洪水，都是不必要的。”[9]此语对如何正确看待大禹治水的传说以及大禹之说的影响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对探讨这场洪水以及大禹治水的意义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根据前人尤其是历史地理学方面对于大禹治水的相关研究，可以认为上古存在一场大洪水，而这场洪水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大禹治水与古代政治权威的关系
关于大禹治水，更应该关注的是大禹治水对于后世的意义，因为大禹治水之后出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夏的地理范围并不是很大，目前的考古资料还不能肯定这个朝代的存在。但是当时在黄河流域确实存在过一个国家并且有了国家雏形似乎是可以肯定的。而这个国家的起源就在于治水英雄在治水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威信并通过威信在意识形态领域确定了国家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大禹权威的奠定
通过《史记·夏本纪》以及《尚书·禹贡》的记述可以看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的组织协调的动作。“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1]51“任土作贡”[10]301在遂公盨所刻的铭文中记载“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民，成父母。”[11]
此类说法可以肯定一点，即大禹已经有了治水的权力和能力，领导着治水。拥有治水的能力并获得成功是大禹权威奠定的基础，这也是在文献中禹与鲧这对父子待遇千差万别的原因。在上古蒙昧之时，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有限，当禹成功之后，自然为人所敬仰，甚至当神来崇拜。“在人类思想发展的这一阶段，世界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平等的社会，所有的人，无论自然的或超自然的，都被认为是处于相当平等的地位。
可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自然的广漠无垠和自己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软弱。”[12]这时，一个拥有强大能力的人同时也拥有了强大的权威。除了个人能力，禹还有了为人所称颂的“德”。“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亶亶穆穆，为纲为纪。”
“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而不敢，过家门而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1]51孔子评价禹能够“尽力于沟恤”。可见禹不仅是一个有能力治水的人，并且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的风向标。如此有能，有德，有力的“超人”人物，正是中国古代传统帝王的楷模。如此人物，能成为《史记》所言之“帝禹”是水到渠成之事。
先秦诸子著书立说丰富大禹传说，鼓吹大禹治水的贡献，并为其找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并不是纯粹找禹作为其理论代言人，还因为大禹治水本身的深刻意义。中华民族有着很强的实用主义传统，所崇拜的对象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至少宗教生活依然被一种实用精神所主导，这一实用精神在极大程度上使中国免于神秘主义的冒险。”[13]38作为一个与河密切相关的农业民族，水害时常会出现，而作为崇拜治水英雄的文化表现，正是这种实用精神的体现。可见大禹治水的传说对于先民来说有着极其大的心理认同感。
(二)大禹个人权威的影响
第一，可以使社会凝聚力大大增加，在不得不面对的困难面前由群体共同去面对，避免了个人对抗困难的境况。比如说治水这种公共行动，个人力量是无法面对的，“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1]50当每个人的命运被灾害所掌控时，就需要群体的力量去面对，而领导万民的英雄人物就会被历史所牢记，并被后世所尊奉。当先民被巨大的恐惧所笼罩时，就需要并且希望交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以免受死亡的威胁。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过非常有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其中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求，在这种需求和个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之下，社会凝聚力形成了。“社会凝聚力，始于对集体的忠诚(这种忠诚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而得到加强)”[14]16社会凝聚力有其内在的驱动力，但是内在的驱动力源于外在的威胁，并通过大多数人深思熟虑之后而形成群体性力量。“最初的社会凝聚机制，就像今天仍然可以在最原始的种族中发现的那样，是通过个人心理起作用的，而不需要什么被称作为政府的东西。”[14]25
“在很早的阶段，对群体的忠诚一定是对领袖的忠诚来强化的。”[14]17对领袖英雄大禹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是个人自觉的过程。所以大概可以理解古人对大禹个人权威的肯定，也大概可以理解古人对大禹形象“超人”般的刻画。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极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场大洪水。古人尊奉统治领袖的心理很大程度上难以脱胎于对大洪水的恐惧记忆，只是大洪水在后世可能变成了更多的化身。第二，大禹个人权威的构成对于后世王朝提供了很强的理论依据。
大禹个人权威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大禹的“德”，一个中国古代最看重的品质。“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1]1157在中国古代，道德对于政治的发展产生着极其大的影响。就《史记》中所记之上古贤王，无不是德才兼备，而德在才之上，为后世所尊崇。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1]15。舜在父顽，母嚣，弟傲的情况下还能“顺适不失子道，兄弟慈孝”[1]32。
可见“德”高而万民敬仰，成为天下之主，并成为后世王朝所看重的一个统治基础，而失德也成为失天下的重要原因。因为大禹之“德”，所以至少夏商周秦诸朝都会把始祖追溯到与大禹治水有关的人物中，为自己的王朝的正统性寻找依据。如商之始祖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1]91;周之始祖弃，即后稷，在治水中“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1]51;秦之始祖大费“与禹平水土”[1]173。所以大禹治水中仅仅出现的几个人大部分被后世王朝挖来做了祖先。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言“洪水传说与各王朝的祖先都有关系”[15]。各王朝为自己的正统地位做了强有力的舆论工具，虽然这些王朝的祖先传说大多经过证实并不可靠，但是在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下，这种关于王朝正统下的宣传是很有作用的。有“德”成为王朝的基础之一，而失去统治地位古人就会认为是失“德”，所以就会出现夏桀、商纣、周幽王之类的人物。秦朝的失败在很多古代学者看来就是失“德”所导致。可见“德”在古人心中之地位。
葛兆光就曾谈过这一问题，“统一的天下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领袖，联盟的首领是推举出来的，象征了公开的伟大人物，他没有私心，就像传说中的尧、舜、禹一样，能够举贤任能，主持正义，拥有权威，他依靠一种象征的暗示与示范，使得联盟内秩序稳定，他以他个人的魅力，使美德成为不言而喻的规则。人们相信，他的权力来自他的人格，所以权力并不是私有的东西，当一个更适合承担首领责任的人出现，权力就会被愉快地移交。”[16]9
可见在古代，人们面对统治集团时，会为个人的权威所折服，这一权威的核心品质来自于“德”。同时“德”这一品质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权威中的基础，这一基础来自于大禹治水。第三，大禹个人权威对于出现集权人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权力，可以协调众人治水，举行集体性的公共事业。在舜死后，禹获得了“帝禹”的称号，无疑大禹已经拥有了最高权力，处于国家统治的中心。
苏秉琦认为在洪水和治水的推动下，中原王朝最终形成，“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17]禹在个人权威稳定之后就有了巍巍然的天子形象，“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会诸侯于会稽长狄,防风氏后至,禹戮之。禹命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其州之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18]可以看出禹的权力之大。在个人权力奠定之后，政治话语权也就随之被确定并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
其余不服者也就往往成为政治牺牲品，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有扈氏。“有扈氏不服，启伐之……有扈氏威侮五行，怠业三正……”[1]84有扈氏是否威侮五行暂且不论，但是其行为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所以名义上也被道德与理性所排斥。“理性也不用试着在那些会躲避它或力图拒绝它的事物之间杀出一条血路来。在这里，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19]治水之后的个人权威的迅速膨胀预示着权力向少数人的集中，预示着少数人对话语权的掌握。而其他人就只能有对上的服从，不服从就意味着反叛。
对于首领的服从是古代政治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服从的启示就来自于大禹治水。对于一个古代农业国家来说，这是必要的。所以，大禹个人权威的形成至少使得一个集体的形成，而在集体中出现领袖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使得古代国家形成有了基础的保证并且产生了等级的划分。大禹个人之“德”是一种超理性的存在，也是一种典范，后世王朝用这种典范为自己的统治合理性寻找依据，把自己的王朝美化成“德”的化身。从这一层面上看，大禹个人权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实行不平等统治的合法依据，也成为了古代人民所能接受统治的条件。
三、结论
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的传说研究有很多，大多认为在上古时期出现一场大洪水以及有一位叫做禹的领袖领导治理了这场令古人闻之色变的恐怖记忆。但是大洪水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自然灾害，它更多的影响是在灾害被克服之后才体现出来的。本文认为，这场大洪水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大洪水产生了集体与领袖，权力也就变成了少数人的游戏，并给大禹之后的王朝寻找依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法，同时也深深的影响了古代的政治地理。所以，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威源于大禹治水，后世越来越复杂的政治权威也是在此基础上逐渐被丰富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顾颉刚.古史辩(第七册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43.
[3]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08.
[4]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5-6.
[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28-162.
[6]徐炳昶，苏秉琦.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M].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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