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2-11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文章以民国报纸和档案为主要资料，分析了直隶获鹿县的1918年流感疫情，给出了具体的感染率、死亡率以及在不同年龄、性别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指出此次流感虽然未在中国形成大面积流行，但由于对发病原因认识不足，医疗手段落后，北洋政府未能采取统一的防
摘要:文章以民国报纸和档案为主要资料，分析了直隶获鹿县的1918年流感疫情，给出了具体的感染率、死亡率以及在不同年龄、性别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指出此次流感虽然未在中国形成大面积流行，但由于对发病原因认识不足，医疗手段落后，北洋政府未能采取统一的防疫措施，导致个别地区流感死亡率偏高。作者认为国家的积极作用是控制疾病大流行的关键。
关键词:1918年流感;疫情;获鹿县
从2009年全球性的甲型H1N1流感，到2013年中国发生的H7N9型流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各类流感病毒在较大面积范围内爆发的情形，说明流感这一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影响日益加剧。各类流感病毒的迅速变异和肆虐，使人类面临着流感大流行恐慌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历史。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感大流行是1918—1919年间的西班牙流感，也被称为1918年流感。目前最通行的数据是全球至少有2000—5000万人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现代流行病学家估计的数字大约是5000万，甚至高达1亿①。科学家的努力已经证实了这次大流感与2009年流行的H1N1甲型流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②，分析和牢记1918年大流感的历史教训对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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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疾病大流行危险不断露出端倪，国外学者对1918年大流感的重视和研究从没有停止，并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笔者所见国内翻译的相关专著有两部:美国《纽约时报》科学专栏特约记者吉娜·科拉塔的《又见死神:与流感共舞》和另一美国学者巴里的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国的1918年流感疫情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比较忽略的内容。除少数介绍性的文章外①，近年来仅有数篇医学病理和传染病预防方面的分析，甚至资料整理性质的《中国传染病史料》②和专著《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③等，都因流感不是国民政府的法定传染病而对此次大流感疫情没有提及。最近有学者通过现代资料检索技术，分析1918年流感的中国疫情，得出一些基本数据和结论，弥补了国内研究方面的空白，但有些研究数据的准确性有待商榷④。笔者有幸在河北省档案馆见到一份1918年10—11月间获鹿县(今鹿泉市)流感情况调查表⑤，分年龄段、男女、村庄等统计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本文尝试以此档案资料为基础，结合《大公报(天津版)》和《申报》的相关报道，对获鹿县的1918年流感疫情做简单的估计，以弥补该方面研究的不足。研究显示，1918年流感有三个高峰期，1918年7—11月的第二阶段为此次流感最严重的时期，不仅席卷全球，传染广泛，且病死率高⑥，其中9中旬到11上旬又是死亡率最高的时期⑦。鉴于资料的时效性，本研究所揭示的主要是1918年10—12月间流感疫情最严重时的情况。
一、各地的流感疫情和具体症状
流感是流行性感冒的简称，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有发热、咽痛、咳嗽、鼻塞、流涕等症状，少数病人可有腹泻等症，严重者可引发肺炎或肠胃感染⑧。笔者翻阅1918年11—12月的《大公报(天津版)》和《申报》，多以“流行时疫”或“疫症”概括各地发生的疫病。派往浙江余姚中国济生会的医生曾报告患者的具体症状:“其发起现状如头痛伤风浑身酸软，作恶寒热咳成转痢疾”、“病情多系咳嗽，喜饮带痢，舌苔灰燥干黄，如医治不得法，轻者至险，重者至毙”，“离城十八里潘巷地方，大半咳嗽，喜饮，痢色如酱，……全村之症皆是”⑨。其它各地患者也大部分具有头痛、咳嗽、发热等症状，可以确定这些“疫病”是“流感”无疑。早在1917年底到1918年初，中国爆发了全国范围的肺鼠疫，症状与1918年流感有些相似，感染者也有“咳嗽、头痛、咳血、恶寒”等现象瑏瑠。已有的研究已经确定此次肺鼠疫与流感的区别瑏瑡，研究者在阅读资料时需要加以区分，笔者的研究集中在1918年秋冬季节，也有避免将两种疫情混为一谈的考虑。
报纸所见，1918年11月“西班牙流感”在中国传播广泛，几乎各地都有病情发生，死亡报道不断，12月以后类似报道开始减少，说明1918年11月也是“西班牙流感”在中国较为严重的时期。但多数报道将这次流感归入“疫症”或“瘟疫”，尚未认识到其“流感”的性质。
从流感发生的区域看，无论北京、河北，还是东北、山西、江南、广东等地区都有疫病发生，尤以浙江情况较为严重，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明确了此次流感发生范围的广泛性瑏瑢。直隶省赵县、晋县、无极、深泽、定县、易县等处“发生一种时症”，“初则头痛、咳嗽，数日即愈，其服药错误者，则往往致毙”瑏瑣;“多伦发生疫症”，“与京津近日流行之时症相仿佛”瑏瑤;定县“瘟疫流行甚为厉害，染患时疫者甚多，因而殒命者亦复不少”瑏瑥;迁安县“时疫传染甚速，自城厢以及乡镇患病者几于比户皆然，而监狱内之犯人为尤甚”瑏瑦。奉天城西城南一带“乡间时疫之猖獗甚属可怕，因患是症而死者，每屯每日均不下十余人”，“省城时疫虽稍见减，然据记者调查，因患是疫而死者仍日有数起”①。浙江一带时疫大肆流行，情况更为严重，“绍兴、余姚、上虞各属，时疫流行，死亡相继”，“近日蔓延钱江上游一带，杭属亦遭波及”②;定海“各乡时疫流行”③;嘉兴一带“疫疠自前月初由南乡蔓延至城，染之者竟十居八九”④。上海“浦东一带时症流行……各乡村莫不沾染”⑤。南京也发生“头痛、呕吐、咳嗽、咽喉痛等时症，此病传染极速，城内外人民几占二分之一”⑥。江苏省“江北时疫之盛行……现已传染至邳、宿一带”，“因学生患者甚多，其现象为头疼、恶寒、恶食、腹胀。甚至一方皆被传染，举家无能行动。”⑦安徽安庆也报告“民间疾病发生甚至一家之内病者数人，殊为危险”⑧;桐城也报称“疾病蔓延，其病初起时咳嗽、头痛、发热不退，今则传染日盛”⑨。山西情况虽然较轻，但“时疫蔓延全省”，各地皆有报告瑏瑠。
当然，时人也开始认识到这次“时疫”的“流感”性质，并给予明确的定性。保定警察厅在《防疫布告》中明确称:“近查城关一带发现一种感冒症，最易传染，……一经传染，或治不得法，间有生命之虞”瑏瑡。红十字会派往绍兴的医生通过诊病认为此疫病即为西医中的“流感”，“流行之恶伤风为多数，即似歌氏内科学所译Influenza，瘁病是也”，“此症传染甚速，蔓延亦广，其病状时寒时热，咳嗽急烈，四肢酸软，伤风鼻涕重者则气管发炎、肺叶炎、肾炎，有气喘。热度高者昏谵，极弱类如伤寒”瑏瑢。《申报》也专门对全球各地的“时疫”发表评论，指出此次“时疫”与世界性大流感的联系，“近日报章屡载时疫消息，所纪病症皆同，即所谓西班牙流行病是也”瑏瑣，并认为此症“性属流行，若按气管支炎及肺炎者亦有性命之虞，故死者亦不乏人”瑏瑤。直隶省长公署在1918年12月19日发给各县的第7351号训令内也将此次流感称为“时疫流行”，而其所附调查疫病的表格则明确用“染患流行性感冒时疫及死亡人数年龄表”和“各村染患流行性感冒时疫及死亡人数表”瑏瑥，说明其已明确此次疫病的“流行性感冒”性质。
二、获鹿县的流感疫情
由于缺少专门的调查资料，我们对1918年流感的中国疫情认识不足，对其基本特征、感染率、死亡率等未做专门分析。而河北省档案馆所藏获鹿县民国档案《省长令饬调查七年十月十一月间各村感冒时疫死亡人数表卷》瑏瑦为我们从事该研究提供了便利。
(一)资料介绍
《省长令饬调查七年十月十一月间各村感冒时疫死亡人数表卷》包括两份调查表，即“获鹿县染患流行性感冒时疫及死亡人数年龄表”和“获鹿县各村染患流行性感冒时疫及死亡人数表”，为行文方便，暂时将其简称为调查表。两表是1919年5月20日由获鹿县程知事提交直隶省长呈文的底本。根据卷宗内容所见，此两表是应1918年12月19日直隶省长7351号训令要求，通过“派员分投调查”填写完成。直隶省长在训令中称:“本年十月十一月间时疫流行……查此次时疫传染极速，且极普遍，各县几无不感有此”，“传闻所云甚至一家遍受传染者，其死亡人数闻亦极多”，为弄清“究竟传染人数合各县人口几分之几，死亡人数合传染人数几分之几，无凭调查，故亦无凭统计”，提供表式两份，要求各县知事对本县感染流感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当然，获鹿县两表数据是详细调查所得还是根据情况估算，无从确定，准确性存疑。但却为我们了解和估算1918年流感高峰期时的感染率、死亡率等提供了便利。
(二)感染率和死亡率
据两份调查表统计，1918年10—11月期间，获鹿县城乡各村染患流感者共19917人，死亡者1945人，死亡人数占患者总数的9.77%，也就是说近十分之一的患者在流感大流行中死亡。民国3年(1914)的人口调查数据显示，获鹿县总人口共262049人瑏瑧。若以此人口数为基础，1918年流感期间全县共有7.6%的人被传染，0.74%的人口死亡，数月之内人口损失近百分之一。
这仅是获鹿县的数据，其它各地的情况如何，可从报刊报道中窥知一二。有报纸用棺材铺、药店等处的生意兴隆来说明感染、死亡人数之多。奉天城西杨士屯等处，“因患是症而死者，每屯每日均不下十余人，以故进城买棺椁者络绎不绝，城关各大小铺所存在棺椁材木均行售尽”①。浙江湖州时疫盛行，“以致死亡枕籍不下，绍属近日南乡一带如菱湖、双林、荻港等镇棺材均已卖空”②。江苏宿迁一带“时
疫盛行”，“甚至一方皆被传染，举家无能行动，医生药铺均有应接不暇之势，并闻宿邑大兴镇棺木一律卖空”③。也有报道给出了笼统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如上海浦东一带因流感“亡者亦有十之二三。各乡村莫不沾染，蔓延数十里。陈家行、高陆两行等各乡镇几至十人九病，南汇县境病者亦多。”④安徽桐城县流感盛行，“相继死亡，有一家死至三四口不等者”⑤。浙江嘉兴“(疫疠)染之者竟十居八九，稍一不慎，即有性命之忧”⑥。
当然也有部分地方报道称感染者众，但死亡率较低。如山西灵邱县“疫症有增无减”，但“幸愈者多，死者少”;定襄县虽“城乡发现瘟病者约十之六七”，也仅“疫死老人、小孩十一人”⑦。南京感染疫病者“城内外人民几占二分之一”，虽有部分丧命者，但大部分人“尚无性命之忧，身体强者三五日即痊愈，弱者亦不过十日”⑧。
有学者估计，1918年流感期间，全世界的感染率达20%—40%⑨，从获鹿县的数据看，这种估计似乎稍显夸大。结合报刊报道所见，中国的1918年流感疫情普及面虽然相对较广，但感染率仍相对较低，重疫区只是呈点或线状分布，未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疫情。香港学者认为1918年中国的流感疫情只是小规模爆发，并没有大规模扩散的情形应当是准确的瑏瑠。
因为流感的易感性和变异性，普通流感的死亡率最高可达到2.5%瑏瑡，但西班牙流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大流感。资料统计显示，1918年7—11月法国的死亡率为7.7%瑏瑢，10月份美国的死亡率达到创记录的5%瑏瑣，全球平均病死率为2.5%—5%瑏瑤。获鹿县的统计数据则显示，此次流感的死亡率高达9.77%。说明获鹿县的流感疫情较为严重，可能与其当地的医疗条件较为落后有关。当然，死亡率较高的情形，在其他地区也存在，如上海浦东一带“亡者亦有十之二三”瑏瑥;安徽桐城县“相继死亡，有一家死至三四口不等者”瑏瑦。但这种情形的普遍性如何，有待发现更多资料进行补充。1918年流感在中国虽未形成大规模的扩散，资料所见各地疫情也存在差异，在不排除部分地区死亡率偏低的情况下，多数地区的死亡率仍是偏高的，获鹿县的数据即说明这一点。
阿丽塔等人的研究引用香港学者郑景辉(K.F.Cheng)、梁秉中(P.C.Leung)合作研究成果中上海、香港和承德的数据，并参照其他学者的研究，认为1918年流感在中国的疫情并不严重，死亡率很低瑏瑧。郑景辉等人的研究主要参考资料是《中国旧海关贸易册和贸易报告年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档案》和《1918年到1932年辽宁和热河的流行病档案》瑏瑨，所得出的死亡率与获鹿县有很大的出入。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前者统计的数据是长时段的，本文的研究则是集中在1918年流感最为严重的时期。其二，1918年大流感疫情在1919年上半年以后就已经彻底消退，郑景辉等人的统计数据时段，香港、上海是1918—1920年，热河则是持续到1922年11月。1919年上半年以后的流感，已经是普通流感，不再属于1918年流感疫情的统计范围，普通流感的死亡率肯定远远低于1918年流感。另外，郑氏等人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医疗条件较好的城镇，研究数据以到医院或诊所就诊的病人为主，无钱医治的贫民和乡村居民则基本不包括在内。
(三)疫情的年龄、性别差异
一般性流感中死亡者多以老人和儿童为主，但已有研究表明1918年流感的死亡曲线呈“W”特征，具有以青壮年为主要受害者的特点瑏瑩。分年龄段分析获鹿县流感调查表(表1)，60岁以上老人虽然感染和死亡人数都较少，感染总数仅有680人，死亡74人，但死亡率为感染总数的10.88%，为各年龄段中死亡率最高者。其次，无论从感染总数还是死亡总数上看，21—40岁青壮年数量均为最多。31—40岁青壮年感染人数最多，总数达到5490人，死亡520人，死亡率为9.47%，稍低于本县的平均死亡率。21—30岁青壮年感染人数3660人，仅次于31—40岁者，而死亡者达到395人，死亡率仅次于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0.79%。再次是1—10的婴幼儿，感染1792人，死亡185人，死亡率仅次于老年人和21—30岁青壮年为10.32%。因此，获鹿县1918年流感的死亡曲线是以60岁的老人死亡率为最高，21—30岁青壮年较高，1—10岁婴幼儿最少的不规则“W”型，与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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