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4-10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革命文学不是对五四运动的重复展开，也不是从文学革命中简单发展而来。它成为一种可以实现的文学状态，并且只有经过改造了阶级意识并且获得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文艺家才能实现。革命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包容性的文学形态，它的意义、概念、内涵充满了复杂
摘要:“革命文学”不是对五四运动的重复展开，也不是从“文学革命”中简单发展而来。它成为一种可以实现的文学状态，并且只有经过改造了阶级意识并且获得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文艺家才能实现。“革命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包容性的文学形态，它的意义、概念、内涵充满了复杂性: 一方面，它属于文学理论上的范畴，具体表现为一种文学活动; 另一方面，“革命文学”又远非文学这一范畴所能涵盖。“革命文学” 是一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它不仅以文学、文化、艺术批判的方式，更是以直接参与革命的姿态，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有效的融为一体，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力。“革命文学”将文艺与革命合理的统一起来，有利于促进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推动革命的进程。
关键词: 革命文学; 话语权力; 命运; 姿态
“革命文学”是指 1930 年代兴起于中国现代文坛的一种文学运动，并且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作为革命战争时期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革命文学”的概念大约在 1922 年至 1926 年间就初现端倪。当活跃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在 1922 年前后，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影响逐渐衰弱之际，为了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有个更加新颖的未来，同时也为了给民主主义革命探索一条更好的发展道路，以鲁迅为核心人物，结合茅盾、画室( 冯雪峰) 、华汉( 阳翰笙) 、沈端先( 夏衍) 、钱杏邨( 阿英) 、丁玲、冯乃超等为主要成员的 50 余位左联成员，作为“革命文学”的先驱，在与之相关的革命与文学二者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能够更好地将文学服务于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左联为核心的社会团体，将“革命文学”融入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并且实实在在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又带动了革命的兴起。经由创造社、太阳社、左联等文学团体的大力提倡，“革命文学”以一种有别于以往纯粹文学的方式，力求在大革命失败后担负起文学的历史使命，发挥文学社会救赎的功能，积极探索自身的话语体系，建立一种新的话语权力。“革命文学”希望能够以一己之力唤醒整个沉寂许久的文坛，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发展，以此来推动革命前进。
一、 “革命文学”的提出
笔者通过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中国现代报刊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上海图书馆等，统计出 1927 年至 1928 年间，超过 60 余家报刊在这两年内，发表了 400 余篇有关“革命文学”的论著。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都笼罩在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中。在民主主义革命偃旗息鼓之际，一种高举革命旗帜的新型文学运动———“革命文学”，在白色恐怖之下异军突起。当全国革命普遍处于低潮时期，一种冠之以“革命”的文学如何能够从理论到实践，从文学内部扩大到整个社会，并且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得益于那批在炮火下成长起来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以郭沫若、成仿吾、沈雁冰等为代表的创造社成员，以蒋光慈、钱杏邨( 阿英) 、孟超等为代表的太阳社成员，以鲁迅、茅盾、画室( 冯雪峰) 等为代表的左联成员，以及其他文艺团体的百余位文学先驱，奔波流离于战乱中的他们，有许多人都深切地体验到了社会生活的困难、人民大众的艰辛。这批文学先驱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民主革命的重大意义，纷纷加入了革命队伍，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一方面，这批近现代文人、知识分子盼望革命成功之心日益迫切，于是他们希望文学能够为革命提供切实可行的助力。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社团的部分成员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他们丰富复杂的亲身体验，使得这批文艺工作者对“革命文学”的建设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更加实际的主张和更加可行的理论。在此基础上，“革命文学”以一种有别于其他文学的全新姿态，在中国大地上空前繁盛起来。在革命中心的广州、汉口等地，在北京、上海知识分子聚集等地，以《新青年》《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晨报副镌》《学灯》《创造月刊》等为主的报刊上，有关“革命文学”的理论、创作、实践扑面而来不绝如缕，一时之间“革命文学”受到大家的热忱欢迎。
相关期刊推荐：《宜宾学院学报》(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宜宾学院主办。设有：政治哲学、法律经济、文学、教育文化、历史、生物、数学物理等栏目。本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二为”和“双百”方针，提倡理论和知识创新，实行学术自由和讨论自由，为提出新理论、取得新成果营造良好的气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鼓励、引导和支持对全局性、前瞻性、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文艺基本上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中，然而次年围绕着创造社、太阳社，加上后来成立的左联等文艺团体，以李大钊、陈望道、陈独秀为早期代表的无产阶级，在吸收借鉴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后，一直认为当前的文学若是想要有新的发展，那么就一定要从五四“文学革命”中脱胎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随着郭沫若、鲁迅、茅盾等不断加入，“革命文学”初露端倪，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当首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一文。他在这篇论著中，通过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到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百年历史梳理，着重论述了在革命影响下两国文学的发展境况。郭沫若指出，在当前中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不仅要与时俱进，有时候还可以在大革命偃旗息鼓之际充当先驱。大革命的发展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新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社会材料，因此文学要抓住社会变革之际的新事物，通过具有先锋性的言语振聋发聩，以期达到让国人觉醒的效果。正是在以郭沫若为首的《革命与文学》一文中，“革命文学”开始登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舞台。
1927 年初，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把“革命文学”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文学革命”的“完成”[1]。之所以会用“完成”一词，是因为在作者看来，“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 二者在参与主体、大众成分、白话文形式、实践内容、价值指向、社会变革等许多方面，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和同一性。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还是之后新起的“革命文学”，都是社会实践、政治革命、民主主义对文学艺术的直接影响，都是它们在文学领域的有效反映。不过到了 1927 年底，成仿吾在另一篇文章中《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更改了自己先前文中的观点，认为“革命文学” 当在此时承担历史使命: “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哪里干起。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将从‘革命文学’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革命文学’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予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2]。在这篇著作中，作者有意识地强调“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也就是说，作者意识到“革命文学”已经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而这“革命文学”的“新”，恰恰是与社会变革的“新”，相互联系、密切配合。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成仿吾在“革命文学”提出之后，于 1928 年 9 月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一篇名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充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成仿吾着重反思了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体身份、“文学革命”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几个重要问题。基于此，成仿吾结合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面貌、政治革命需求，提出了告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2]，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与工农兵大众、无产阶级充分结合，让无产阶级掌握辩证法的唯物论，向“革命文学”的发展方向合理转化。流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文学革命”，其本身与 1927 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由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作家、左联成员、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等倡导的“革命文学”，都是属于中国近现代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看来 1928 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不仅仅只是在当时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并且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一种文化现象或学术思潮的产生往往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现实生活的需要”[3]，从 1928 年开始，“革命文学” 已经取得了合法性地位，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发生了一种质的转变。以左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使用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发展新文学。可以说，这些新的文学动态构成了 1928 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界的重要特征。
一直以来，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中，“以民主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也还有相当的革命作用; 然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的工农大众”[4]。当我们面对千千万万“沉睡的民众已经醒来了，几百万的机器劳动者，与一部分的贫苦农民，早已站在战斗的前锋上，呼号革命了”[5]的社会现实，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干脆利落地说道: “什么是革命文学呢? 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5]。因此，在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学”中，以工人、农民为主要成员的无产阶级大众，在极其困难的大革命时期，被历史赋予了主体的崇高地位，他们对于“革命文学”来说极具价值。这意味着“革命文学”书写的主角应当是群众，“革命文学”反映的社会现实主要是群众的生活实践， “革命文学”要为千千万万的大众发声。
为了确定“革命文学”的基本内涵，以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冯乃超、李初梨等核心成员为代表的创造社团体，自认为是最早为“革命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这些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不遗余力地倡导“革命文学”。“对自身的澄清是获得实在意义的根本”[6]，或许我们可以从郭沫若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革命与文学》一文中略窥端倪。他在该文中大声疾呼: “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祸中去，你们要晓得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我们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是一致，我们昭告着我们，我们努力着向前猛进。”[7]从以上这段话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看出，与其说是郭沫若是向青年一代发出的一种革命倡议，毋宁说这种革命倡议更像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命令。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要求广大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深入基层大众，宣扬“革命文学”，为民族革命和农民群体服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郭沫若所表现出的“到民间去”的文艺追求，反映了他要求青年认清文艺创造的主要潮流。这种文艺创造的主要潮流，在郭沫若笔下便是“革命文学” 运动。他提倡青年要深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祸中去”，目的是希望青年的文艺创作、“革命文学”主张，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打算，要与大众融为一体，去获得大众的认可。
二、 “革命文学”话语体系的探索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为了适应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社会、反对资本主义，更是为了适应民主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沉寂许久的文坛迎来了“革命文学”。当五四“文学革命”从爆发之初的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到 1926 年前后偃旗息鼓、影响微弱之际，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支援当时的政治变革，1930 年至 1936 年左联活动时期，他们倡导的“革命文学”推陈出新，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领导地位。大致说来，1915 年至 1926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文学 革 命”倡 导 的 是“人 道 主 义”和“人 的 文学”，其价值取向主要有人性、博爱、自我、个性、自由、艺术自律等。1927 年至 1949 年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倡导的是“马克思主义”和 “无产阶级文学”，其价值取向更多倾向于阶级性、唯物论、集体、人民、政治、工具等。“革命文学”延续了五四以来“文学革命”的基本文艺实践，但又告别了“文学革命”的主要价值指向。
然而，当“革命文学”发展到 1930 年之后，由于共产党内部的一些人对于当前社会形势和革命前途的发展捉摸不定，对革命将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没有作出一个准确的预判，即部分共产党员将无产阶级参加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误以为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当时的民主革命视为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将中国的民主革命错当成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分支，因此“革命文学”便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文学”。实际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本是存在很多差异的两个不同政治成分，只是由于时代潮流的混乱、社会局面的动荡，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未能及时认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导致了一些错误的判断，影响了“革命文学”的发展。
有鉴于此，为了让“革命文学”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同时给它争取更多的学术资源，让它产生更广的社会影响，如上所言，从 1927 年开始，围绕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出版机构创办了许多刊物，这些刊物陆续发表了许多文论，成为“革命文学” 的发声地。这诸多的前提，为之后左联的成立作好了充分的准备。1929 年秋中国共产党指示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与鲁迅及在他影响下的有志青年联合起来，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号召，1930 年 2 月 16 日，鲁迅、蒋光慈、画室( 冯雪峰) 、沈端先( 夏衍) 、钱杏邨( 阿英) 、柔石、彭康、华汉( 阳翰笙) 、郑伯奇、冯乃超、洪灵菲、戴平万一行人成立了筹备委员会。3 月 2 日，左联在上海多伦路 201 弄 2 号成立。除去上述 12 人之外，到会的还有郁达夫、田汉、李初梨、潘汉年、陶晶孙、冯宪章、孟超、林伯修( 杜国庠) 、徐殷夫、龚冰庐、沈叶沉、莞尔、邱韵铎、王一榴、朱镜我、王尧山、周全平、黄素、许幸之等 40 余人。左联成立大会上，推选鲁迅、沈端先( 夏衍) 、冯乃超、田汉、郑伯奇、钱杏邨( 阿英) 、洪灵菲7 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 2 人为候补常务委员。稍后，1928 年东渡日本的茅盾于次年 4 月回到上海，参加左联的工作。左联的成立，有效地将“革命文学”带上了一条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
于是，“革命文学”在中国共产党、左联、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等各方面的有力领导下，积极探索自身的话语体系，开始寻找一种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实践。作为一种带有时代标志、痕迹鲜明的现代文学新形态，“革命文学”顾名思义便是文学依托革命，将文学与革命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1928 年 2 月，李初梨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章虽然没有长篇大论，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他的这篇论著是早期有意探索“革命文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文献，因此该文也就成为“革命文学”话语体系的提纲挈领。在该文中，李初梨掷地有声: “在我们，重新来定义‘文学’，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8]。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学，李初梨希望重新定义文学，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既然要重新定义文学，那么他所认为的文学是什么呢? “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 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常故意地是宣传。”[8]这短短的 38 字，旨在突出一个关键词———“宣传”。
在该文中，李初梨认为“革命文学”的性质，是要将“无产阶级文学”发展成为一种“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8]。李初梨的这个主张是一种要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充分融入“革命文学”的创作中，他强调要想成为一名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就一定要担负起文学的社会救赎功能，而“革命文学”恰恰是一种具有了社会救赎功能的新文学形态。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李初梨的“革命文学”主张，其逻辑是呼吁一切文艺工作者，不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农民、无产阶级，他们一定要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李初梨之后，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阐释了“革命文学”，为探索“革命文学”的话语体系献策献计。——论文作者：冯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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