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4-19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进入20世纪以后，东西方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产生了不同的有益于自身的发展和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在东西方呈现出不一样的两种状态，在东方是以一种政治手段、政治家的身份站在舞台中央，而在西方则犹如一把钢刀毫不留情地刺破资本主义的伪善
【摘要】进入20世纪以后，东西方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产生了不同的有益于自身的发展和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在东西方呈现出不一样的两种状态，在东方是以一种政治手段、政治家的身份站在舞台中央，而在西方则犹如一把钢刀毫不留情地刺破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以霍克海默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下，开始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也在遇到问题的同时进行自我的修正和调和，使得马克思所预想的资本主义将面临的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所面临着理论层面的问题与现实层面的问题，其次进行解决的关键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否依旧适用于对当下社会的批判，而其侧重点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哲学;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
资本主义的自我革新以后，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高福利的环境下，有效地减少和降低了其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内在遇到的因矛盾的对立与激化而产生的各种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此失去了应有的批判作用，资本主义以及资本贪婪的本性是丝毫没有改变的。
一、文明
《启蒙辩证法》中的启蒙与理性的逻辑是启蒙与理性的批判，霍克海默斥责“启蒙退化为神话，被彻底启蒙的世界陷入了野蛮状态”[1]。其中的逻辑是从文明、启蒙和理性三者进行逐步依次实践的。从启蒙运动开始，人们就开始用文明来对抗自然，从启蒙时代开始，文化概念就包含了文明的要素，正如弗洛伊德所表述的“我们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痛苦”。使得弗洛伊德开始重新审视人类对文明所抱有的种种不满，霍克海默在此基础之上继承发展了此观点，在《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一文中，他将现实与自然、文明与屠杀联系在了一起，在文明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反犹教主义的屠杀行为。人类社会的现象之中也与对抗自然的胜利是紧密相连的。权杖上的每一颗珍珠都是流着血的，他将极权主义与文明归为同列，并为同行，其极权主义制度机制如同文明的发展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此文中，他将文明一词披上了伪善、消极、贬义的外衣来进行使用。将文明作为一条锁链，来连接多个不同的民族文化。人类发展之始到现在进程的演变，期间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能看见文化的传播与创造的身影。而这其中也有习俗规范等物质文明的成果。启蒙运动以后，文化变成了商场货架上的商品，它可以像信息那样随着风与人们的观念到处传播，而不再是只留存在寻求他的人中间进行弥漫。同时，思想成了孤立化的探索，一方面将它作为批判固有文化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将本身作为批判的对象。
二、启蒙
启蒙在反抗权威的过程中，逐步使自己成了权威，大众文化毋宁是这样权威之下的产物，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挣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康德认为人类成就必须是引导启蒙人类心灵再独立和运用理智的勇气都是来自启蒙，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启蒙带来的不光是上述的内容，还有专制统治和杀戮。
启蒙的出现通常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之中，启蒙从一开始就用人类所理解和使用的自然科学去消除由神话所带来的人类被蒙蔽的愚昧，但随着启蒙在历史中不断地被授予本属于神话的权利，并在当中代替了神话，使得自己成了权威，人类却又将自己深深地陷入了没有目标的野蛮状态之中，即为启蒙倒退成为了之前的神话，启蒙的倒退带来的是科技对人们的控制和人们对自然的压制，这样的表述表明了真正所谓的启蒙还未降临，霍克海默在此指出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界限的。因此，启蒙本身就包含着启蒙自身对立面。他是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启蒙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在历史过程之中被称之为进步精神，启蒙是无尽头、并永远在进程之中的。第二重含义，具有和神话一样的有权威性的重要性文化。启蒙确立了人类在自我单方面的对自然的统治，在此时，启蒙则完成了启蒙自身的目的。世界由此也笼罩在启蒙所带来的灾害之中，正是因为启蒙的双重性，才使得文化在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之中，发生了自身的分裂与矛盾，所确立的原则和规范又反作用于文化自身，使得文化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启蒙内在的双重性的相互对立，这本质上是文明与文化的互相对立。启蒙思想最开始是本着消除迷信神话的，但真正启蒙之后的世界，启蒙坐在王座上却又变本加厉，反过来压制人类。此时启蒙早已与人们设想的相左，此时的启蒙不再追寻自由，而是毫无保留的控制人类，有规律、有计划、按照设想的去排除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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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启蒙所具有的极权性，注定启蒙不会止步于此，启蒙占据权威地位后，会使得科学、艺术等都为这个世界的某些特定的需要而服务，不再具有自身对时代的反思。“完全被启蒙的人”[3]实则应是要被重新启蒙的个体。霍克海默从始至终都确信，人类可以通过启蒙并凭借于此进而对自身进行批判，人类可以调和好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可以实现扬弃自身，进而实现第一层含义的启蒙。
霍克海默所提出的启蒙文化批判的立足点是在于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在文中“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4]这种表述，用了双重意义方面中的启蒙概念，在启蒙的自由性上进行批判的同时，又对启蒙的极权性进行了批判，尽管启蒙辩证法成熟于二战时期，对至今当下的种种问题依然是一种警示，这其中也是同为批判的实质在其批判的根源。至此，霍克海默表明，启蒙批判的内涵是理性批判，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理性阐述的启蒙。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5]——便是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在此事中可以看出人类自始至终是从自身的角度去思考外界的，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趋向的方向。那是外界所不能自发而形成的，因此人类的发展不断地在向理性方向发展，所以霍格海默将理性作为考察文化批判的核心。
三、理性
《启蒙辩证法》将启蒙解释为由理性所激发出来的，但这种由理性而引导的启蒙，未来的何去何从，也顺势成了他所担心的问题，当“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人类为其权力而膨胀，付出了他们的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6]在理性趋势之下，启蒙占据了曾经神话的位置，这也会使得理性最终完成为了手段，被用于现代科技之中，犹如神话运用文化而为自身服务一样，霍克海默发现了大众对文化的接受，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实质依然是被操控着。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着重地进行了解释。启蒙的事业最终成了理性的主体。在这样一个没有时间节点的自我保存事业之中，以理性事业为己任的启蒙却是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后才形成完善的。新教之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得以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传统的天主教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将信仰从僧侣手中拿走，并递给了个人，不再相信神职、僧侣，对神的旨意的传达，认为人们可以直接同上帝对话，由此，启蒙将人放在了首要，以人的理性支撑着人类的主体性。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理性由启蒙占据了主体性的向上发展的道路，成了“普遍大写的理性”，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驱动下，使得理性发生了变化，不再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手段，而是成了守护公序良俗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用来约束和管理的工具，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在其功能的转变下，产生了与之相反的作用。在当下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过程中，人被分为两类，一是资本所有者;一是劳动力的持有者。都是以自己生活为主体，对资本所有者而言，他的每次行为都由自己选择而决定，这里的行为是为资本增加，对于劳动者而言，他也在时刻为自己的生活做选择，并没有受到他人的指使和奴役。
这种理性操控人们所做出选择的结果，并不是人们为之努力与神话反抗而得到的。但它又确确实实地出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似自由而却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对这种启蒙后的现代，启蒙在运用理性的同时，也需要自我反思。这样才能防止理性如同神话那样去奴役人类。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担心的，所恐惧的，所不安的并不是启蒙与神话的关系，而是理性在没有了拐杖后，是否真的不是一只逃脱了铁笼的野兽。
霍克海默所批判理性在于，他认为科学是无法涵盖所有的事物，范畴哲学无法理解所有个体的多样性，科学最终还是有边界的，理性亦然也是有边界的。最后用一句谚语结尾，“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在理性发展为主导的今天，给感性留一块自留地。——论文作者：赵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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