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4-20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1949年以来，学界有关中华服饰文化遗产、知识谱系及文明符号等的研究成果大量产出。从社会历史、民族特色、民间民俗、文化遗产以及时尚创新等视角，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华服饰研究的相关成果;并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指出中华服饰中的最新出土实物
摘要:1949年以来，学界有关中华服饰文化遗产、知识谱系及文明符号等的研究成果大量产出。从社会历史、民族特色、民间民俗、文化遗产以及时尚创新等视角，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华服饰研究的相关成果;并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指出中华服饰中的最新出土实物、“服饰民族学”范畴、艺术人类学方法、“非遗”品牌、“中国时尚”理论等的相关研究依然欠缺。基于现有研究成果，立足新时代背景，将中华服饰研究的新时代价值凝练为4个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国家形象的高度、悠久历史的深度;打造服饰时尚名片，彰显创新设计的力度、中国风格的亮度;实现人文精神传承，彰显文明互鉴的广度、价值耦合的厚度;建构中华特色“衣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气度，时尚未来的宽度。
关键词:新时代;中华服饰文化;研究评述;新时代价值
中华自古便有“衣冠王国”的美誉，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标志着中华服饰制度基本确立。自人类生活伊始，服饰便在自然进化中求得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内涵。中华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以顽强的意志和超凡的智慧，创建了独特、罕见的中华服饰语言，汇集成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华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复兴，提出了新的时代选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提出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的战略布局和时代号召。因此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服饰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发展脉络及风格特征等是时代所需。
1国内外研究现状
1.1国内研究现状
1.1.1中华传统服饰文化史论研究史论研究成果以考古学结合文献学、图像学等的实证研究为主。首先是通史研究，以专著为主，代表性成果有:沈从文[1]立足历朝历代石刻、画像、陶俑及出土文物等，详细梳理了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至清代的典型服饰品类及服饰现象，拉开了中华服饰专门史的研究序幕，为服饰文化考据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研究范式，更为中华服饰史论研究奠定深厚的理论基础;周锡保[2]首次遵循历史朝代的时间脉络，系统完整地勾勒出中华服饰的起源、服饰制度的形成，以及各朝代不同阶级、不同群体穿着服饰的品类、形制、装饰、细节等，这些成果对国内服饰相关专业教学、设计实践和戏曲创作等极具参考价值;此外，还有黄能馥等[3]、孙机[4]、华梅[5]等学者，从民族交融、艺术发展、技术更新等角度，对中华服饰文化史作出梳理，透彻考析了服饰史中的重要变革，一展中华服饰之盛况，为当下中华民族服饰的文化阐释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断代史研究方面以专著为主。例如兰宇[6]重点采用图像学方法，对唐代服饰的缘起、嬗变及美学问题进行研讨;王雪莉[7]主要从考古学视角，对宋代服饰文化史中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专题考析，如服饰制度的继承与改进、常服的礼服化、异族服饰涵化以及奇装异服现象等;王熹[8]则从服饰品类的分化与细化着手，对明代社会各阶层服饰形制进行全面整理;孙彦贞[9]直接从满汉交融切入，在民族学框架下对清代女性的“服”与“饰”及其蕴涵的文化符号进行深入考察;崔荣荣等[10]则分别采用艺术考古、田野考察、图像视读等方法，对明代以来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梳理。此外还有期刊论文和学位的断代史研究成果，如明史专家陈宝良[11]立足文献学方法论，试图还原和再现明代服饰中的“伦理世界”和“时尚世界”，有效深化和细化了中华服饰的史论研究，为此注入新的学术观点。
1.1.2民族学视角下中华服饰艺术体系及特色研究国内对以民族划分的少数民族服饰或特殊地区服饰研究成果颇丰，如祈春英[12]从少数民族的经典服饰、文化遗存、文化特征、文化功能、头饰文化、服饰与舞蹈、典型工艺等方面对其服饰展开研究，并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与发展提出建议。此外，还有大量学术著作从历史、地域角度对传统少数民族服饰进行深度解读，如李肖冰[13]从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等方面介绍西域典型服饰，并用大量图像清晰直观地构建西域民族服饰发展的历史体系;包铭新[14]以历史上北方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族群为载体，结合目前遗存的考古实物，论证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构建北方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郑炳林等[15]运用石窟艺术图像及相关原始资料，对敦煌石窟中少数民族服饰的发展及变迁进行美学研究;段梅[16]从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服饰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服饰特征以及制作工艺等;戴平[17]从文化生态学、美学、民俗学等视角，对中国少数民族服饰进行研究;钟茂兰等[18]通过在民族地区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材料，对各民族服饰的历史与现状、外在特征与文化内涵等进行比较。此外，还有大量研究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专题性学术论文[19-21]，研究方法和思路基本是对前人的借鉴。研究者通过对中华各地民族服饰的考察与阐释，基本建构了中华服饰艺术体系，也彰显了各民族服饰的艺术魅力与价值特色。
1.1.3民俗民间视角下的中华传统服饰研究清末民初，民俗学家张亮采的著作[22]是国内已知最早的社会风俗史研究成果，其首次分门别类地梳理了中国风俗的发展历史。此后更系统和全面研究社会民俗、风俗文化的著作逐渐丰富，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民俗行为(如婚俗、礼俗、丧俗等)为基础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杨树达[23]、尚秉和[24]、高洪兴[25]等。周汛等[26]以服饰风俗形成、流布和嬗变为考察重点，对传统服饰中的披发覆面、插筓习俗、穿袜礼节、配绶制度、扎巾风俗以及成人礼俗等逐一展开解说;华梅等[27-28]指出，服饰不仅是人类外表的物质包装，而且具有多重精神含义，它凝聚了人类的智慧、对未来的希冀等诸多文化内容。此外还有一些论文类研究成果，李俞霏[29]以地方礼俗服饰为对象，全面探讨礼仪服饰的形制、面料、工艺、装饰及其蕴涵的文化等。一些学者从历史学角度追溯古已有之的风俗习惯，如徐杰舜[30]、宋兆麟[31]、陈东原[32]、严昌洪[33]、陈来生[34]等，从性别文化等视角总结了传统风俗的变迁与发展，为研究中华传统民俗服饰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1.4传统纺织服饰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①传统装饰技艺的研究成果颇丰。潜心研究刺绣的如李宏复[35]、王欣[36]等，先后从纹饰设计、工艺技巧、审美装饰、代际传承等方面，对中华刺绣的艺术表征进行了专题研究;专心研究织造的如陈澄泉等[37]、朴文英[38]、张道一[39]等，主要从“技”“艺”共生及其对文化符号指代的角度，对传统纺织织造技艺进行解读，重点研究中国丝绸织造技艺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影响;致力于印染类研究的如于雄略[40]、吴元新[41]等，以灰染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涉及扎染、蜡染和夹染等相关民间印染技艺，基本完成了民间印染知识谱系的系统构建。②传统服饰制作技艺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集中于少数民族服饰。陈美娟[42]、杨玲[43]等，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采集记录了地方少数民族服饰完整的制作过程。涉及汉族服饰制作技艺的研究主要针对服饰部件，如魏娜等[44]、王忆雯[45]、王艳香[46]等，依托清末以来的传世实物资料，测量传统襟边缘饰、眉勒等，最大限度地还原并剖析经典的制作工艺。③特定类型的服饰制作研究成果，如李薇[47]以剧装、首服、足履、道具为载体，复制、复原了传统京剧服饰的制作技艺及设计规律。
1.1.5立足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时尚创新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华服饰由20世纪90年代的“身体解放”开始走向“多元发展”和“自觉自信”，服饰中的“民族性”逐渐成为设计师及理论学家关注的焦点。权衡服饰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感”，探讨中华民族新时尚，成为了实践和研究的议题。刘元风[48]针对“新中装”，从历史、文化、学术的视角，真实、准确还原了2014年APEC会议领导人服装的设计过程，并从“廓型、面料、色彩、纹样、工艺”角度，规范了新时代“新中装”的风格范式;苏珂[49]在梳理旗袍流行发展、装饰细节后，从二维、三维、四维等设计层面开展新时代旗袍的时尚设计研究，探寻传统旗袍在当代社会中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值得一提的是，贾玺增[50]著《中国服装史》，在详细解读中国服装发展脉络，对比展示服装款式、裁剪结构、工艺细节的同时，还大量列举了东西方时尚品牌及设计名师的经典作品和成功案例，分析中华历史素材向国际时装转化的技巧与路径，将服装理论与时尚设计有机结合。民族时尚研究的期刊及学位论文较多，如潘隽媛等[51]、杨静等[52]、张宝华[53]等，在新时代新生活方式的背景下，考析传统服饰的“形色之美、技艺之美、寓意之美”，结合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探索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时尚产品方案。
1.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针对中华服饰的理论研究，主要从艺术人类学视角依托传世实物及田野考察展开。首先在文化遗产角度，国外相关博物馆机构对其藏品的出版与展示介绍，如美国CRILLR等[54]，以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中国纺织品、服饰藏品为例，宏观展示中华服饰及丝绸精品的艺术风貌;其次是人类学家及汉学家对于中华服饰文化的理论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有美国GARRETTVM。他早在1988年便开始关注中国民间服饰，全面考察了近现代中国南方包括香港地区民间服饰的发展概貌[55];1994年著ChineseClothing(AnIllustratedGuide)[56]，部分内容介绍中国大襟袄褂和民国旗袍的形制特征;1999年，聚焦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服饰品类———龙袍和极具代表性的纹饰———官补，同样从实物观测的视角，考证中国明清时期宫廷帝王服饰及各类官补的形制、工艺、装饰、符号等[57-58]。GARRETTVM还主编了ACollector'sGuidetoChineseDressAccessories[59]等华服研究著作。此外，还有研究弓鞋的学者JACKSONB[60]，立足田野考察，寻觅中国缠足女性最后的足迹，从性别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女性缠足习俗的文化背景、符号内涵及其在近现代的存留展开专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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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服装工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建树。如FINNANEA[61]在研究中国辛亥革命时期高领紧身袄、五四运动时期学生装的同时，还指出当时“家庭作坊式制衣方式”让位于“机织方式”，且国外进口布料也渐渐占据一席之地;VOLLMERJE[62]详细介绍了清代满汉服饰的特点，叙述布料上各种纹样的设计、绘制制衣工艺图、详解制衣步骤等，并分析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意义、社会影响和文化内涵。此外还有CHEANGS[63]，MARYWB[64]等，对中华服饰中的龙纹、缂丝等经典艺术符号展开专门解读。
整体而言，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越来越多外国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中华服饰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也成为很多外国学者的研究方向。但目前西方学者对中华服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以来的服饰现象，且热衷于对龙袍、旗袍、弓鞋等独具东方异域情调的服饰品类的专门研究，难以完成通史、专门史、谱系类的系统性研究。
2中华服饰文化研究评价及发展趋势
尽管服饰学界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与庞大的中华民族文化相比仍显不足，特别是在将设计学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交叉建构中华服饰文化体系，以及对新时代中国时尚的研究等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2.1最新出土服饰实物的考证
服饰属于物质文化范畴，物质性是其第一属性，因此实物研究是服饰历史研究中最具说服力和实证性的范式。近年来，随着各地域、各时代文物的大量出土，以及文博系统中纺织服饰类馆藏实物信息的公示，大量最新的地下纺织服饰遗存走进人们视野。这些珍贵的历史实物，是最具研究价值的一手资料。作为历史生活的“亲历者”，实物的实证性要远高于文献及图像，甚至是口述。这批未被研究的实物，亟需学者考察、测量、对比、研究、思辨，从而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质疑、补充和拨正，敢于“重写”中华服饰文化史。
2.2从“民族服饰学”走向“服饰民族学”
现有中华服饰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族服饰学”层面，即聚焦特定民族、支系、地域人群的服饰研究。研究方法、对象和思路的趋同性较为严重，较易陷入服饰“史略研究-形制研究-工艺研究-装饰研究-文化研究”的一般逻辑和学术套路之中。简言之，目前较为缺乏对“服饰民族学”的界定、思考和理论建构。“服饰民族学”区别于“民族服饰学”，“民族”成为了概念的界定，而非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甚至是对象。“服饰民族学”主要研究服饰中民族属性及民族学相关议题，如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细节、规律、价值，以及民族内部之间基因流动、更新、积淀，并且从服饰层面实证和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格局，这是服饰学者值得深入的学术议题。
2.3民间服饰艺术研究中的艺术人类学介入
纵观目前国内的民间服饰艺术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学理较浅，经常出现“重物轻人”“重服饰表象，轻人为生活”的问题。从研究视野及方法创新的角度看，艺术人类学是民间服饰艺术研究值得思考和介入的重要学理之一。服饰学者在开展田野考察的同时，除了采访、记录和测量服饰本身的物质形式信息及观察服饰自身的演绎和嬗变外，更重要的是对服饰的制作者、穿着者、观看者，甚至是收藏者等本体的关注，对人保持极高的敏锐度，擅于观察、关注、分辨、解构、解读和服饰产生关系的人的言行举止。这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要义之一，也是当下服饰研究者的盲点。
2.4经济史视野下的相关“非遗”品牌研究
“非遗”作为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征程中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其所承载的使命，不仅是自身的文化符号意义，更重要的是其潜藏的巨大经济效用。激活“非遗”的具体做法有:①各方要加大对当下“非遗”文创产品的研发力度，以及对“非遗”相关时尚产业的实践和研究深度。②学者要重点关注“非遗”在历史中曾经发挥过的经济价值。据最新文献考据，目前国家级“非遗”———顾绣，自明末清初从画绣向“商品绣”转变之后，迅速成为了苏州刺绣、江南刺绣以及中国刺绣的代表性符号，无能出其右者，迸发出巨大的商业价值，成为当时民间商贾、朝野赏赐和国际出口等的重要产品。而如今名声大噪的“苏绣”，在当时根本“默默无闻”，史料记载几无。因此，历史中的顾绣是如何实现其商业化和品牌化，后又因何没落;而异军突起的“苏绣”，是何时被何种力量建构的，这些经济史视角下的“非遗”符号价值和现实启示研究，将是今后的重要方向。
2.5新时代中国时尚的理论构建
目前的民族时尚研究仍以实践性综述为主，并未从设计学、艺术学等艺术理论的本源上将时尚设计的方法、原则和过程等提炼出系统的理论成果。换言之，研究成果仅通过提炼传统服饰中的装饰设计元素，并将其设计运用到现代时尚产品上，只是赋予了作品一些吉祥的文化寓意和民族属性，但其只能算是一项合格的实践性综述，或设计综述，而非设计理论。因此，新时代的学者和设计师须从理论的层面思考构建真正的中国时尚。——论文作者：崔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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