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碎片化的话语根源诊断

发布时间：2021-07-08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154次

摘 要： 摘要:史学碎片化的产生有其话语根源。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揭示了史学文本的双重话语结构，即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并认为历史书写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操作活动，史学文本就是一则隐喻，得出史学若文学结论。实际上，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必然会导致极端的

　　摘要:史学碎片化的产生有其话语根源。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揭示了史学文本的双重话语结构，即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并认为历史书写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操作活动，史学文本就是一则隐喻，得出“史学若文学”结论。实际上，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必然会导致极端的碎片化状态。而通过对以乔治·莱考夫和保罗·利科为代表的当代隐喻理论的分析，发现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完全割裂了隐喻与真实之间的联系，是对主流隐喻理论的一种阉割。对于如何有效地克服极端的史学碎片化，现代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它可以从逻辑的根基处，即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阻断极端碎片化的生成机制。

　　关键词:海登·怀特;史学碎片化;隐喻的真实;现代唯物史观

　　不少研究者认识到，“史学研究中‘碎片化’问题的产生与后现代史观的弥散、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1]但他们所谓的“后现代史观”更多地指向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他于1987年出版了《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以及利奥塔，其中论及福柯、德里达、巴特、海登·怀特的文献很少，而后四位正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言哲学的杰出代表。也就是说，现有的关于史学碎片化的研究，更多的是史学家们反思二战以来史学中出现的诸如文化史、社会史、心灵史等所谓新史学之产物，而很少从语言或话语这一形式角度对其进行哲学剖析。本文以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首要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aydenWhite，1928-2018)的历史书写理论为例展开分析，以期揭示史学碎片化与话语、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探寻克服史学碎片化的逻辑出路。

　　一、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

　　怀特以其特立独行的历史书写理论，即“史学若文学”①，搅得史学界不得安宁，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中，怀特详细地论述了该理论。

　　怀特把史学与文学等同起来，其基本的思路就是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待史学研究活动，聚焦于对史学研究的终端产品即史学文本的语言分析，揭示其话语结构。怀特的分析结果是，每一个历史叙事都包含着显性和隐性双重话语结构，显性结构表达文本的意义，这些意义又分三个层面，即情节化结构、形式论证式结构和意识形态蕴含式结构，每一种结构又有四种不同的类型，情节化结构有悲剧、喜剧、浪漫剧和讽刺剧，形式论证式结构有形式论的、有机的、机械论的和情境论的四种，意识形态蕴含式结构则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四种。隐性结构就是文本的深层结构，有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修辞格，它们是史家的诗性想象所凭借的修辞模式。隐性的修辞模式决定着显性的解释模式[2]8-42，换言之，隐喻②支配着文本的意义及解释的效果。

　　毫无疑问，历史书写是一个过程，其中显性结构指的是历史书写的终端产品(史学文本的话语结构)，而隐性结构则回答了该话语结构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即史学家的诗性想像之结果。怀特的拥趸安克斯密特(F.R.Ankersmit，1945—)曾指出，“有必要区分历史研究(事实问题)和历史编篡(解释问题)。……历史研究的结果表达在陈述中;叙述的解释是成系统的陈述。”[3]41安氏其实是强调，史学的整个过程从逻辑上包含着缺一不可的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两个部分。但是在怀特的理论中，只有历史书写，而没有历史研究这一环，怀特坦言，“作为历史表现或概念化可能的楷模，这些思想家获得的地位并不依赖于他们用来支撑其概况的‘材料’的性质，或者用来说明这些‘材料’的各种理论，它依赖的不如说是思想家们对历史领域相应的洞见中那种保持历史一致、连贯和富有启迪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驳不倒他们，或者也无法‘撼动’他们的普适性，即便求助于随后的研究中可能发现的新材料，抑或确立一种解释构成他们表述和分析之对象的各组事件的新理论，也都无助于此。”[2]4其要义是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的真假对史学文本的叙事结构而言无关痛痒，换言之，历史的真假对史学家的诗性想像没有约束力，这样怀特便以“历史书写”吞噬了“历史研究”，他的史学理论就是历史书写理论，所以，有学者把怀特史学理论的主旨睿智地概括为“历史等于历史学”[4]。而在以“如实直书”为鹄的传统史学中，显然是侧重历史研究而轻历史写作。

　　以上便是怀特历史书写理论的菁华，对此需稍作解释。若单就显性结构而论，史学叙事与文学叙事确实高度一致，所谓文史不分家，自古皆然，这无甚高论。关键的，怀特还拈出了一个以隐喻为核心的隐性结构，更关键地，隐性结构还支配、决定着显性结构，这才是怀特的独创性所在。换言之，在怀特笔下，史学文本就是一则隐喻。由此上溯史学研究过程，与隐喻相应的就是史家的诗性想象，即史学文本是史家诗性想象之产物。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史学与文学当有本质的区别，前者追求如实之书、客观真实，后者则追求形式之美;前者主要凭借史家对史料的深耕细作而立论，后者才主要靠想象。怀特通过这样的方式，消融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泾渭，把史学变成了文学与艺术，“史学若文学”也。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所谓“史学若文学”并非仅仅指史学文本之修辞表达的艺术性与效果，而是说，史学文本的文学性不仅仅是修辞装饰品，是其逻辑骨架，借用库恩(ThomasKuhn，1922-1992)的理论来说，显性和隐性结构各自的四对范畴是史学研究的范式，其中隐喻可谓是元范式，它们是史家组织、构建叙事的概念网结。在怀特笔下，“叙事性”是史学之所以为史学的本质所在，而且是史学学科性的具体所指[5]25。按照这样的逻辑，史家创作史学文本的方式方法与文学家创作文学叙事一致，怀特直言，“任何写作一个叙事的人都是在进行虚构。”[6]33史学叙事乃虚构之产物!若翻译成糙话，无非是说，史家专司捏造杜撰之能事!怀特的史学理论对史家的打击与伤害何其深也!

　　更深一层分析，传统史学的“如实直书”以具有朴素特征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及其方法论为理论前提，而“怀特不但将历史书写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而且认为历史书写与艺术、文学创作(也即所谓的‘创造性的曲解’)一样，手段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历史书写无非是史家选择某一种隐喻而对某一段历史的一种‘编序’而已”[4]。换言之，怀特通过历史书写理论所确立起来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典型地把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均融于“叙事”一体中，强调“文本之外无他物”(消解了历史本体)、“历史叙述等于历史解释”[4](消解了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理论立场。怀特史学理论的革命性或者破坏性何其大也。

　　二、历史书写的碎片化

　　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为揭示史学碎片化的话语根源提供了绝好契机，这两者可谓相互映衬，构成互为因果之关系。在此，主要揭示前者在逻辑上为何必然会导致后者，以厘清史学碎片化的话语根源。

　　首先，从形式上即话语结构这个层面看，叙事的显性话语结构和隐性话语结构均含有一股走向碎片化的强大态势。如前所述，显性结构包含着情节化结构、形式论证式结构和意识形态蕴含式结构三个子结构，其中每一个子结构又各有四种不同的类型，按照排列组合原则，共有六十四种显性结构类型供史学家选择。也就是说，史学家在预构某个具体的历史叙事的结构时，可以有六十四种选择，这意味着，不同的史学家面对同一个历史对象，可以构造出至少六十四种不同的叙事。而从隐性话语结构看，这种必然性也非常明显，史学家在预构历史对象时，可以有四种方法，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每一种方法构造历史客体的内在机制是不同的，“隐喻是表现式的，转喻是还原式的，提喻是综合式的，而反讽是否定式的。”[2]41换言之，对同一个历史研究主题或对象，史学家选用不同的比喻会构造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形象，就好比同是法国大革命，米什莱看到的是一幕轰轰烈烈的喜剧，而托克维尔看到的则是悲剧、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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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从内容方面看，即从史学文本所具体表达出来的意义看，碎片化的态势就更甚了。六十四种显性结构和四种隐性结构仅仅是话语结构类型上的数量。不难想象，面对同一个历史研究主题，即便不同的史学家选择同一种比喻去诗性预构历史对象，且选择同一种显性结构加以叙述，他们所预构出的理论形象以及最终所呈现出来的文本意义会有非常大的差别，甚至相互抵牾。比如，隐喻，它是用类似于明喻这样的方式来构造对象的，好比“我的爱人，一朵玫瑰”这样的表达式，把“爱人”想象成“玫瑰”，但问题是，不同的人，会把爱人想象成不同的东西，隐喻式表达“我的爱人，XXX”，其中的喻体有着无限扩展的可能性，同样的，转喻、提喻和反讽，以及显性话语结构类型也具有无限的开放性。所以必然地，尽管在形式上史学家只能在四种比喻模式、六十四种叙述结构中选择，看上去像是对史学家的一种限制，但实际上其约束力基本等于零，因为在史学实践中，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主题，史学家可以把它预构成任何东西，史学家的诗性想像具有绝对的自由，“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③。试着比较“一百个史学家眼中会有一百个法国大革命”与“一百个史学家眼中会有一百个‘X’”这两个表达式的区别?无论史学家关于法国大革命有多少争议，史学家对此多多少少总有一些共识，史学家对它的叙述总会受到相关历史事实、史学方法论的约束。但如果是对于一个“X”，史学家对它的研究与叙述就毫无限制可言了。怀特的史学理论就是要把所有的历史事件虚化为可以被任意构造及编排的“X”。

　　王晴佳指出，怀特历史书写理论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从历史认识论和本体论这两个方面，批判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传统及其深远的影响。”[4]众所周知，兰克史学的宗旨是“如实直书”，为达此目标，主要的方法就是排除或克服历史著作撰述者自身的主观性，即要求史学家“消灭自我”[7]124-125。而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则把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均融于历史书写之中，把它们全部融化成叙事的话语成分，最根本的是，“如实直书”的“实”都不存在了，“消灭自我”的合法性立马消失了，从而把约束史学家的外在历史本体、历史认识论方法论规则以及求真的伦理要求等统统消解掉了，也就无限制地释放了史学家的书写自由，无底线地“褒扬自我”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怀特的史学理论称为“历史书写的自由放任主义”。

　　众所周知的是，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它没有专属于自己的技术语言，其主导性的表达模式就是叙事，而叙事所运用便是日常的有教养的语言(ordinaryeducatedspeech)。生活经验确实可以佐证，这类语言恰恰充斥着大量的隐喻，两者确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怀特之前的史学家或哲学家，鲜有对史学家所运用的叙事语言进行系统性反思，可以说是日用而不知。而怀特则是这一领域的开山鼻祖，他说，“没有隐喻，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简单陈述句中得到表述。并没有非隐喻性的语言这么一种东西。”[6]29这样说来，以日常的有教养的语言为表达形式的叙事，是孕育史学碎片化的温床。而怀特的史学理论，则进一步加固了这个“温床”，从而在史学实践中起到了为碎片化推波助澜的客观效果。毫无疑问，史学离不开叙事，但是否因此就能把史学与文学等同起来?这里面关键的理论问题是，该如何理解隐喻?若遵循怀特的思路，必然的结论便是史学与文学无异。可是，在怀特之前的几千年里，史学家都运用叙事，但为何那时候人们并不会把史学与文学等同起来呢?这提示我们，从学理的角度看，“日常的有教养的语言”并不一定是导致史学碎片化的充分条件，唯有把这类语言与诗性想像、虚构捆绑在一起的理论才是。这就是说，以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叙事主义才是史学碎片化的话语根源。那么，怀特的史学理论是无懈可击的吗?

　　三、海登·怀特———隐喻时代的异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隐喻的认识开始发生质变。随着乔治·莱考夫(GeorgeLakoff)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保罗·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活的隐喻》和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著作的发表，人们认识到，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或装饰，而具有丰富的认识论、本体论意义，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都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莱考夫就指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隐喻的存在，他们依然可以自如地生活，而我们发现事实恰恰相反。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8]1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认识到，“科学隐喻在科学理论文本中的广泛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9]在这个意义上，把20世纪中后期以来学术界所出现的隐喻研究热潮称之为“隐喻转向”也合乎情理。而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则是这种时代精神在史学领域的回响。

　　不过，与怀特不同的是，在这股“隐喻研究热”中，诸多学者都把隐喻与经验、真实性联系在一起，比如莱考夫就显然地把隐喻建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他说，“我们觉得没有一种隐喻可以在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情况下得到理解或者甚至得到充分的呈现。”[8]18当然，其经验基础是极其复杂的，但依据上文所论证过隐喻具有物理和文化双重内涵，我们可以说，此类经验也可以归结为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体，当然有的物理方面的意义表现得比较强，如“Hishealthisdeclining”(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Hishealthiswayupthere”(他的身体正慢慢好起来)，用“declining”表示“身体不好”，用“up”表示“身体正在康复”，其经验基础就是“严重的疾病强迫我们的身体躺下来。死的时候，身体就完全是躺倒的。”有的文化方面的意义较强，如“鸽子代表和平或圣灵”[8]13，36。尽管“我们并不是很了解隐喻的经验基础”[8]18，但它的合法性在于其经验基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也就是说，隐喻的坚实基础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客观的文化和物理世界之中。

　　而另一位隐喻大师利科则通过对隐喻表达的语言分析而揭示出隐喻的本体论内涵，从而建立起隐喻与真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起“隐喻的真实”这一概念，极富有创意。那么，利科是如何论证这一概念的呢?众所周知，古典隐喻权威亚里士多德曾指出，“隐喻是对借来之词的使用，或者从种借来用于属，或者从属借来用于种，或者从属借来用于属，或者通过使用类比。”[10]673可见，“就其结构和形式来看，隐喻是正常语言规则的一种偏离，”[9]利科就从这种“偏离”的逻辑空间出发，看到隐喻表达中所蕴含的逻辑张力，“这是‘是’与‘不是’之间的张力。”[11]341这话表明以下两层意思:其一，隐喻必定关涉到本体论，因为“是”与“不是”必定涉及到本体论层面。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是”这个词具有关系词方面和存在方面的双重意义，但是，人类的语言尚未发展到能够区分这两种意义的地步[11]340，所以，“说出‘这是’就是信念因素，就是本体论承诺，这种承诺为肯定提供了‘非语言’力量。”[11]342那么，这种“非语言”力量显然存在于语言之外，弗雷格早就指出，陈述具有意义和指称两个层面，意义是陈述的内容，指称是陈述所指向的对象，内容是内在于语言中的，而对象则在语言之外。而既然隐喻也是一种述谓活动，那么它也包含着意义和指称两个层面，可见，从这个角度也不难发现，隐喻必然要指向外部世界，必然要涉及到本体、存在或实在。所以，无论人们是否情愿，“是”与“不是”都携带着本体论的意义。其二，隐喻的真实只有通过“是”与“不是”之间的张力域才能被呈现或恰当地表达，利科说:“正像隐喻的近似性中保留了逻辑距离一样，正像不可能的字面解释不是被隐喻解释简单地消除而是一边抵抗一边退让一样，本体论的证明遵循张力原则和‘立体观察’的规律。”[11]351利科其实指出了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复杂的辩证关系，而非如传统语言哲学所认为的语言与实在之间存在一种机械般的符合关系。众所周知，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已经深入到宇宙的深处以及微观粒子的内部结构之中，传统哲学那种朴素的实在论及真理论就显得颇为蹩脚，利科的“隐喻的真实”概念显然更契合科学研究的进展。——论文作者：王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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