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6-22所属分类：工程师职称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内容提要：依赖公共资源实现的工程乃是一种必要的政治，它不仅是公共权力的体现，而且通过实现公共利益而成为现代社会新型的意识形态，具有为国家政治辩护的合法性功能。这意味着，唯有从现实的政治系统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工程的实现机制，也唯有澄清工程的
内容提要：依赖公共资源实现的工程乃是一种“必要的政治”，它不仅是公共权力的体现，而且通过实现公共利益而成为现代社会新型的意识形态，具有为国家政治辩护的合法性功能。这意味着，唯有从现实的政治系统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工程的实现机制，也唯有澄清工程的政治品性，才能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理解工程的公共性意义，造就符合公共利益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工程,公共权力,合法性,意识形态
拙文《工程与社会正义：开启工程研究的政治学之维》指出，现代的大型工程均属于公共物品，因而应该实现公共利益，如此方能体现工程的社会正义。由于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都从工程伦理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而忽略了镶嵌于工程之中的政治因素，因此，应该从伦理学走向政治学，开启工程政治学的研究。①在开始工程政治学的研究之前，首先必须面对和回应美国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的“技术政治学”。在其著名的《人工物有政治吗》中，温纳明确指出，人造物品以两种方式体现了其固有的政治属性，其一是“发明、设计或特殊装置和系统的配置成了一种在特定社群中解决事务问题的方式”，其二则是一些“有着政治本性的技术”。②
由于工程的目的就在于建造人工物，故而温纳所谓的技术毫无疑问包含着工程，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从事工程政治学的研究是一种重复劳动从而已无必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我们看来，温纳所开辟的道路固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洞见，但依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原因在于，首先，温纳是在“科学-技术二元论”的框架下来谈及人工物，对于工程哲学这一新的领域以及“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③尚未涉及，由于没有区分工程与技术的差异，从而难免造成技术与工程的混淆;其次，温纳所谓的政治，“是指权力和权威在公共关系中的分配以及此种分配之下的人类活动”，这显然难以体现政治的全貌，因为政治除了权力行动系统之外，还有意识形态与合法性等观念的系统。
恰恰是这两点缺失，构成了我们开启工程政治学研究的必要性。关于第一个问题，李伯聪先生的“我造物故我在”一语，已经将以“建造”为核心的工程与以“发现”为核心的科学以及以“设计”为核心的技术明确区分开来，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公论。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谓的“工程”乃是造物的工程，而非以“设计”为核心的技术系统以及以“调整社会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工程④，从而明确了研究对象。第二个问题则取决于对政治的理解。根据政治学相关理论，政治是关于公共权力的，其要义是“权力和资源分配”，它与合法性、意识形态有着内在的关联。⑤据此，本文将从公共权力、合法性以及意识形态等三个层面来探讨工程的政治品性。
一、工程与公共权力
工程是人类有计划、有组织的造物实践，这意味着，单独个人不可能独自完成一项工程。恰恰这一点，集中体现了工程与科学、技术的区别。科技史的研究表明，许多早期的重要科学成果都是科学家本人的个人兴趣，是他们“私人作坊”的产品，与此相应，一些技术成果则是个人的“奇技淫巧”，未必一定需要公共权力的支持。工程则明显不同。纵观古今中外，工程活动基本上需要依靠公共的力量与资源来实现，因而工程物品在本质上属于公共物品(pubicgoods)。
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首先，私人一般不愿意建造无排他性的公共物品，这不符合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原则”，因此，体现公共利益的工程只能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承担，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其次，即使私人愿意承担公共工程，但由于工程本身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复杂性活动，私人一般情况下也是有心无力。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灯塔问题”充分表达了这一窘境。依照罗纳德·科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灯塔与其他经济物品或私人物品(privategoods)不同，它没有排他性，从而很难对那些因灯塔而获得指引的人收费。
这样一来，由于无利可图与监管的困难，没有私人愿意建造灯塔，从而，与灯塔类似的公共工程只能由政府免费供应。⑥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公共权力的介入，工程所需要的人力、财力以及物力就难以获得满足，复杂的工程活动就难以获得有效的组织。在特定的工程流程、规范和方法的指导之下，需要不同的群体协调配合，有组织、有结构、有分工，共同完成工程的建设。即使在工程群体内部，又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以金字塔为例，说明了巨型工程得以完成的基本条件。在他看来，金字塔这项巨大的工程充分证明了国家这台“巨机器”的超凡力量。
他用文学化的笔调写道，金字塔是“一座象征性的建筑，如山岳般从史前时代茫茫水面上突兀而起，从人类创造的伟大力量当中诞生出来，纯粹的人工创造物，人类丰功伟绩的象征，用一种永恒的形式把历史时间和人类形象永久地定格了。任何普通的人类双手，任何普通的人类力量，任何普通的人类合作方式，……都动员不出如此超自然的力量，完成如此超自然的成就。而只有王权神授的君王，才能实现巨大的人类意志，才能如此空前规模地改变物质世界”!⑦
君权是传统时代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它可以“将千万名臣民统一到王权神授的君王意志当中来，听命于他并为他做成事业……这一成就，无一不证明着这种权力和效能的存在”。⑧显而易见，巨大而复杂的工程活动，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权力的组织，根本不可能实现。公共权力毫无疑问是工程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辛格(AmarjitSingh)因此指出：“影响工程运行的重大方案的决定，经常是由政治家、投资者决定的，而非由提出正确方案的工程师决定的。”⑨
政治家所拥有的是政治权力，投资者则具有资本权力，因此，工程的结果看起来不过是自然物的变形或者再创造，但在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毫无疑问交织着权力的因素。根据政治学，所谓权力通常是指一种关系，即一个人通过并非出自他人选择的方式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更狭义地讲，权力是与进行惩罚或奖赏的能力相联系的，这就使得它相对于包括进行合理说服在内的“影响力”而言，更接近于暴力和操纵力。⑩正因为如此，启蒙思想家都视权力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恶”，在他们看来，权力形成后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人自由。
但如果没有权力，则可能出现“人与人就像狼与狼”的战争状态，权力虽然会约束个人自由，却可以将人从战争状态当中拯救出来，“两害相权取其轻”，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因此成为必要的“恶”。即使如此，启蒙思想家们也担心权力异化，也就是公共权力演变为个人手中的工具，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的合法利益，“权力制衡”和“分权”的思想因此应运而生。可以断言，工程与公共权力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工程无不取决于社会物质资源和人类资源的掌握和分配，从而这些工程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权力做出的政治判断。
輥輯訛从理论上讲，权力属于人民，但在现实的运作与实施过程中，权力总是由少数人具体执行的，从而难免沦为个人或者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兰登·温纳通过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纽约长岛地区的景观大道上的许多天桥异常低矮，许多人对此已经熟视无睹，也没有发现其中的特别含义。然而，事实是，之所以长岛会有那200来座低悬的天桥是有原因的。它们是被某个人为了达成某个特别的社会效应而有意设计和建造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阻碍大巴车驶上这个景观大道。这恰恰反映了天桥的设计者摩西的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
因为被他称之为拥有汽车的“上等”和“自在的中等”的白人们将自由地利用景观大道来消遣和通勤;通常使用公共交通的贫民和黑人将被挡在道路之外，因为十二英尺高的大巴车不可能穿过天桥。结果是限制了那些少数种族和低收入群体进入“琼斯海滩”。輥輰訛通过这个典型的例子，温纳进一步指出：“技术的台子已经事先搭好，它偏向于某些社会利益，使得一部分人注定会比另外一些人获得更多的好处。”輥輱訛由此可见，成就工程的权力并非完全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把握权力的群体与阶层服务的。
德国学者赫费在《政治的正义性》一书中写道：“一般地说，社会机构只要为相应共同体的利益服务，它就是合法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但是，社会利益以及社会福利，或者公共福利的说法，掩盖了这样的事实：一个群体或共同体并非是一个同质意义上的构成物，即不是这一个人与那一个人的幸福毫无问题的协调起来这一意义上的构成物。相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分群体和个体，他们都有各自的需要和利益，相互竞争，一句话，相互斗争。这种社会状况也创造了冲突的可能性。
”輥輲訛这意味着，本来应该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服务于少数特定的人，这势必违背政治的正义性原则从而造成抗议甚至严重的冲突。就此而言，工程活动中所产生的利益冲突显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无理取闹，面对利益，每个个体与群体都会奋起而争。尽管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采取的抗议方式有所不同，或暴力，或和平，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利益。
二、工程与合法性
工程中不可避免的蕴含着权力因素，那是因为工程的诸多环节需要权力的协调，这是权力的职能，也是权力运行主体即政府这一公共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工程能够体现公众的利益，那么，权力主体即政府就会得到公众的认可与拥护，反之，获得的就会是公众的反对与抗议，这就涉及到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一项工程能够反映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不能随随便便地来使用‘合法性’概念，只有政治制度才拥有或失去合法性，也只有它才需要合法性”。輥輴訛在哈氏看来，合法性是用来表明，怎样和为什么现有的制度是适宜于行使政权，从而使对社会认同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得以实现。
輥輵訛任何政权想要获得长治久安，必然应该具有说服力的合法性，否则，就会使人们对现实的政权产生怀疑或者不信任，从而使政权失去凝聚力，产生所谓的“合法性危机”，也即政治认同的危机。这意味着，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支持，而人民之所以支持和信赖乃至忠诚于这政权，并非完全出于情感，而是因为这个政权给人民带来了实际的利益和好处。安史之乱后长安的老百姓“乐游原上望昭陵”，并非完全出自于对唐太宗的情感，而是感念那个时代丰衣足食的生活。工程作为政府所组织实施的重要活动，其成功与否在这个意义上也关涉到权力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概而言之，作为公共物品的工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这就要求，在工程活动过程中，在专业性的工程技术活动之外，既要理解特定的工程系统的功能，更要充分领悟政治的概念和争议的要点。也就是说，唯有从现实的政治系统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工程技术的实现条件。新时代的中国，许多大型的工程正在蓬勃发展，故而，澄清工程的政治品性，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工程的复杂性，进而为工程活动的展开提供理论上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规划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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