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2-07所属分类：建筑师职称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提要:利用各种史料、古地图，基于GIS技术对民国时期归绥市内部空间结构及其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民国时期归绥市空间结构呈相对分异的双子城式结构;除商业功能区沿街角中心、交通干线的两侧呈条状分布外其余功能空间相互重叠而混杂布置，还未形成功能
提要:利用各种史料、古地图，基于GIS技术对民国时期归绥市内部空间结构及其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民国时期归绥市空间结构呈相对分异的“双子城”式结构;除商业功能区沿街角中心、交通干线的两侧呈条状分布外其余功能空间相互重叠而混杂布置，还未形成功能较突出、特色鲜明、空间分异的专门功能区;归绥市空间结构是政治、军事和宗教力量以及多民族、多元文化复杂持续且相互作用融合的结果，故具有很深的“军政”烙印，也具有多元民族文化特点、自然形成与规制规划特点和游牧与定居相结合的双重属性。
关键词:城市空间结构;民国时期;GIS;归绥市
改革开放后，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出现了城镇空间结构不合理、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市自然和文化个性被破坏等与空间规划缺位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1]成为新型城镇化、实施主体功能区划中必须高度重视的全国性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之一。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一直以来是多门学科竞相参与的研究领域。国内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已有长足的发展，纵观相关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对现阶段、大城市研究的多[2～9]，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城镇的探索薄弱;在时间维度上以断代史为主，研究频度多集中于宋、明、清时期，涉及近代的较少;在空间维度上多位于江南地区，而对于北部边疆民族地区历史城镇的空间结构研究寥寥无几[10～14]，对于归绥市仅有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史[15～17]、城市社会变迁或形态演变[18～21]以及城市建筑史[22]等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多以传统方法为主，而新技术手段的运用较少。因此，面向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的北部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城镇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民国时期的归绥市是在原归化城和绥远城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的。归化城兴建于明隆庆年间，而绥远城则修建于清乾隆初年。1741年设归绥道，1914年道制取消，改设归绥县。1929年改归绥县为归绥市，并定为绥远省之省城。1939年更名为厚和市，1954年4月改称呼和浩特市[23]。此后该名称一直沿用至今。目前该区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前沿阵地，位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包(头)昆(明)通道纵轴北端[24]，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国家级区域发展的新增长极之一。
1.2史料基础及研究方法
文中重点参考的史料有《绥远通志稿》、《绥远概况》和《归绥县志》等。图件资料有清末的《归化城形势图》、《归绥城郊形势图》(1934年)、《中国分省新图》(1948年)、《归绥街道图》(1951年)和《呼和浩特市街区图》(1973年)等。信息提取时，运用上述古地图以及分辨率为30m的2000年TM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在ENVI4.2软件中图像裁剪，选择感兴趣区域，利用ArcGIS9.2软件，以1:1万地形图为基准数据，对2000年的遥感影像进行校正，以其为准逐步往前推移校正的方法对古地图进行配准并进行图像预处理。在此基础上，以文献资料作为辅助，提高古地图的纠正精度。之后对研究区进行目视解译和矢量化，提取相关信息，建立数据库，制作城市空间GIS数据，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分析提供图形数据基础。
1.3功能空间划分
文中考虑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形成的基本要素，根据归绥市内部建置情况、土地利用现状以及社会经济实际状况，将民国时期归绥市内部空间划分为街道功能区、官署机构区、商业区、居住区、文教机关及设施分布区等五种主要功能区，以进一步分析各功能空间的分布、组合状况乃至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特征。
2结果分析
2.1各功能区空间“复原”及其特征分析
2.1.1街道功能区
据GIS数据分析，民国时期归绥市街道道路总长度为107.54km，总密度达17.2km/km2。街道功能区主要分布在归化城、绥远城和绥远车站三片区域内，由大街、小街、小巷等三个等级的街道组成。其中，归化城内有大街57道，小街53道，小巷84道[25]，以大南街为主干，由一条条狭窄的街道及其两边简陋的小房组成[26]。绥远城与归化城相比，其城区总体上呈四方形，以鼓楼为中心，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通向四城门，还有24条小街、46道小巷[25]，各街笔直。整个城市的街道功能区呈杂乱不整与棋盘式相结合的空间特征。
2.1.2官署机构区
20世纪三十年代，归绥市作为省府所在地、地方最高的政治活动中心，集聚了众多的政府官署机构，如绥远省政府、绥远省高等法院、绥远省会公安局、民政厅、建设厅、财政厅等约20余官署机构分布在此。其中，高级别的机构多设置在新城内，以省政府所在的鼓楼西为中心，向城中心靠拢且围绕省政府井然有序、相对集中分布，使以鼓楼为中心的区域成为归绥市主要政治功能分布区。除外，在旧城太平召前沿札达盖河北岸、旧城内的北门附近或旧城内的商业热闹区也分布着部分官署机构，其余少数则零散分布在旧城的东南部或火车站附近①。
2.1.3商业区
据文献分析，20世纪三十年代归绥市工商业有2134家，“以皮毛、牲畜、绸缎、百货为主，工业以毛织业为最，外蒙工会和新疆社也尤发达”②。众多商贾聚集在全市主干道路—大南街(北自大十字街南至北门里的路段)的两侧，使大南街成为归绥市商业繁盛中心[25]。除外大西街、小东街、东西五十家街、大召前街、牛桥街等地段也是商业较多的地区[25]。因商业性质和区位条件不同而旧城内也形成了相对分异的专门化商品交易区。牲畜、皮毛各商多在旧城北部太平街一带，粮商多在南部南柴火市街一带，钱商以南街之头二道巷为多，而大召前、羊岗子两处是百物杂货以及各种玩具古物交易区[25]。新城内从事商业或服务业者甚少，仅有“商贩骈列，百货杂陈”的唯一市场[25]。不管是旧城还是新城，其商业区由城中心向外延伸，沿交通干线的两侧或街角中心呈条状分布的空间形态。据GIS缓冲区分析(以4m建立缓冲区)，新旧二城商业区面积约为2.8万m2，占总面积的0.43%。虽然归绥市商业贸易日益繁荣，但是火车站和东大马路附近仍未形成较有规模的商业区。
2.1.4居住区
清末，归化、绥远城人数共为39015人③，至1932年归绥市区内户数达13963户，人口达77482人④。随着居民的增加，民国年间归绥市居住区面积也逐渐扩大，1934年居住区面积达3.65km2。火车站开为商埠后，火车站聚居区逐渐形成。归绥市居住区空间形态从1890年代末的由新旧二城组成的独立双组团形态逐渐扩展成带有火车站居住区的三组团式空间形态。但是受到原有土地利用格局、街区形状等的影响，民国时期归绥市的居住区紧凑度仍较低，处于相对粉碎的状态。
民国时期，研究区仍保持着清代原有的多民族聚居且相对分异的居住空间格局。归化城南门外以及新旧二城召庙所在地仍为蒙古族聚居区，约0.31km2，占居住区总面积的8.49%。汉族因人口众多，从事各种商业或手工业，多数集中分布在旧城及城南一带，少数则零散且与其它民族交错分布在新旧二城以及火车站附近，其居住区面积为1.66km2，占45.48%。满族人的居住区集中分布在绥远城内以及归化城外的公主府及其周围地区，约1.22km2，占33.42%。归化城北门外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城区是回族聚居区，回族居民以清真大寺为核心、围绕南清真寺、西清真寺、东清真寺等聚族而居形成多核心的回民街区[22]，其居住区面积为0.46km2，占12.60%。
2.1.5文教功能区
民国时期，归绥市的文化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教育服务、大众文化服务和宗教信仰服务等三个方面。至20世纪三十年代，归绥市有7所中学，均位于旧城[27]，包括“绥远最高学府”—绥远省立第一中学[28]。小学主要分布在旧城的牛桥街、财神庙巷、恒昌店巷、东顺城街和南柴火市街，少数分布在新城家庙宽街和关帝庙街①。这些学校选址在容易被居民共享的社区中心部位，与庙学合一或庙学相邻布局。民国时期归绥市出现讲演所、社会教育所、民众教育馆、图书馆、阅报处、报馆、通讯社等各种文教机关和设施，使城镇大众文化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和多样化。这些文教机关零散分布在新旧城内的不同街区，如绥远省教育厅在新城鼓楼东万寿宫旧址[25]，绥远通俗讲演所在旧城小东街文昌庙内。蒙古诸报社、大报编辑社等，多分布在新城内②。组成归绥市城市空间结构的居民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和功能单位有多种多样，既有寺、庙，也有清真寺、教堂。归绥市11个较大的寺召均位于旧城，集中分布在旧城墙南侧从南门向南延伸的市区中轴线的两侧，使这里成为归绥市喇嘛教生活集中区。关帝庙、文昌庙、城隍庙、龙王庙、财神庙等集中分布在旧城南和西北部的由汉族移民构建的居住区内。清真寺主要分布在旧城北门外，使这里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全市8座基督教堂中5座在旧城，3座在新城;天主教堂新旧二城各有一座③。民国年间，旧城的部分寺宇被改作学校，寺宇的宗教信仰功能向公共教育功能转化。因受居住区的分布格局、民族构成和人口密度的影响，归绥市宗教机构多集中在旧城南部和北部，呈多片区集中且各种寺宇错列并存的分布特点。图120世纪三十年代归绥市街道分布图Figure1ThestreetdistributioninGuisuicityin1930s
2.2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
民国时期归绥市内部空间结构主要由官署机构分布区、商业区、居住区、街道、文教设施分布区等功能空间组成。由多民族杂居而形成的居住区是各种功能空间的基础，居住区空间由新、旧二城和火车站居住区组成，呈粉碎的三组团式空间结构形态特征，且已出现蒙、满、汉、回等民族相对集中生活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居住区。在此基础上，受人口、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商业区分异而形成具有沿街角中心、交通干线的两侧呈条状分布的功能空间。官署机构、文教机构以点状空间形态镶嵌分布在居住区内，但是相对集中，其中官署机构多分布在新城内，尤以省政府所在的鼓楼西为中心相对集中分布;而寺庙、清真寺等宗教文化设施和功能单位则相对集中分布，而且形成以旧城墙南大南街两侧喇嘛教区和旧城北伊斯兰教区为主的、各具不同宗教特色的文化功能区。街道功能区是连结各功能区的纽带，呈现出杂乱不整与棋盘式相结合的道路体系特征(图1)。总之，城市空间结构的组建过程中有局部的有序和整体的无序并存，除商业功能区外其余功能空间相互重叠而混杂布置，还未形成功能较突出、特色鲜明、空间分异的专门功能区，但是城市各种功能的分布仍体现出了各自的特点(图2)。
3讨论
3.1城市建设中的军、政、宗教因素与“双子城”空间结构
图2民国时期归绥市各功能区及机构分布图Figure2FunctionareaandorganizationsdistributioninGuisuicityinRepublicofChina归绥市空间结构是政治、军事和宗教文化力量复杂持续且相互作用的结果。归化城是土默特蒙古人的政治活动中心和宗教活动中心。而绥远城是清廷为加强对漠北、漠西军事部署而特意在归化城东北5里许兴建的一座城。在这种军、政、宗教因素的影响下，清代、民国时期的归化、绥远城一直保持着“双子城”的空间结构特点。据GIS数据分析，20世纪三十年代归化城城区面积为2.6km2，绥远城的城区面积为3.66km2，两城各自的紧凑度较高。但是，城市内部空间的连接度仍很低，1921年绥远车站的建设虽然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新旧二城的向内填充式发展过程，但仍未彻底改变两城相对独立的空间格局，民国时期其城市空间结构仍呈现出相对分离的“双子城”式结构特征。而且，两城的功能分异现象也较显著，民国年间的很多文献对此有明确的记载:“省城为政治中心，县城为商业中心”[25];“官厅多在新城，商工业则全在旧城”①;“省公署在新城，其他机关均在旧城，商店全部在旧城，总之绥远的繁盛以归化城为主”②。
3.2归绥市空间结构的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性
民国时期归绥市居住空间结构和文教功能区的空间分布特点折射出了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归化城修建后土默特蒙古人以城为中心、以大召为喇嘛教活动中心组织进行政治、宗教活动，使归化城及其南门外召庙所在地成为蒙古族聚居区和佛教文化色彩最显著的区域。
绥远城建成后，清廷调遣八旗官兵于此驻防，大量满族人随之迁入“新城”内，逐渐使“新城”成为满族人聚居区。清朝统一长城南北后，大量内地汉族移民来归化城从事工商，旧城及城南一带、火车站附近地带成为汉族居民聚居区。清初就有回族商人作为“外番贸易者”寓居于归化城。绥远建城后大批回民迁入归化城定居于扎达盖河西岸，太平召、周家巷、后沙滩和北沙梁一带形成为回民聚居点，乾隆中后期陆续兴建清真寺。故归化城北门外以清真寺为中心地区成为回族的集中居住区和伊斯兰教色彩显著的城市空间。
3.3归绥市空间结构的自然形成与规制规划特点
归绥市街道功能区的杂乱不整与棋盘式相结合的空间特征是归化城原有道路基础、土地利用以及绥远城的筑城计划相互作用的结果。归化城原有道路因受到游牧时期道路结构的影响，呈斜曲状态[22]。加之，占有大面积土地的喇嘛、寺召与商人之间的租借交易，一方面为了获取更高的地租收入，另一方面节约房租成本，把城市地皮分割成很多简陋的小房，使归化城“街道、街巷非常狭窄”[26]，具有自然形成的特点。绥远城与归化城相比，其城址选定、城市规模以及房屋、街道布局等一切事项都有明确的目的和周密全面的筑城计划。因此，其建筑结构和空间形态始建之初就已呈现出规制有序、整齐划一的棋盘似特征。民国时期绥远城的街道道路仍延续了清代的方格结构。
4结论
民国时期归绥市内部空间结构主要由官署机构分布区、商业区、居住区、街道、文教设施分布区等功能空间来组成，呈相对分异的“双子城”空间结构特征。总体上新城为全市的政治功能区，而旧城为商业功能区。归绥市空间结构是政治、军事和宗教力量以及多民族、多元文化复杂持续且相互作用融合的结果，也是其原有道路基础、土地利用以及绥远城的筑城计划相互作用的结果。故民国时期的归绥市空间结构具有很深的“军政”烙印，也有显著的多元民族文化特点，同时也呈现出游牧与定居相结合的双重属性。该研究可为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建设、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因史料和精准空间数据的缺乏而使历史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对档案、外文资料以及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等原始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与利用，该研究内容有望进一步完善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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