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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

发布时间:2022-02-12所属分类:计算机职称论文浏览:1

摘 要: 摘要: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家政业的结合将导致数字鸿沟的弥合亦或延续。本文通过建立劳动关系一劳动过程的联合分析框架,指出金融资本和互联网技术共同建构了互联网家政业强控制一弱契约的用工模式,通过轻资产战略延续家政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又通过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

  摘要: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家政业的结合将导致数字鸿沟的弥合亦或延续。本文通过建立劳动关系一劳动过程的联合分析框架,指出金融资本和互联网技术共同建构了互联网家政业强控制一弱契约的用工模式,通过轻资产战略延续家政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又通过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体加强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形成强控制的劳动过程类型,从而在组织内部进一步加强了底层劳动者的结构位置,使数字鸿沟的运用差异结果被固化和隐性化。同时,通过在劳动过程讨论中引入性别分析机制,呈现了互联网家政业生产政体形成机制的复杂性。

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家政;劳动关系;劳动过程;用工模式;数字鸿沟

  一、引言:数字鸿沟与020服务业的发展

  近年来,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 2012年到2014年分别为45.4%、47.6%和48.1%, 2014年服务业更首次超越第二产业(当年贡献率 47.1%)成为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首要产业。在从业人口方面,2000年中国服务业的从业人口所占劳动人口总体的比重达到27.5%;2010年达到34.6%; 2013年达到38.5%。从2013年开始,服务业从业人员已经超过了第一产业农业从业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最主要的就业领域。在2014年和2015年,服务业从业人员还在继续增长,并使之稳定地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①。

  从以上数据来看,服务业在中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同时也成为劳动力就业的首要领域。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一二线城市,这一点更加明显。以北京为例,2014年服务业占其地区生产总值的77.9%,而第二产业则为21.3%②。

  2015年,“互联网+”③概念由政府和互联网商业领袖先后提出后,极大地推动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服务业之间结合的深度与广度,至此020(Online to Offline)服务业正式进入政府、资本和公众的视野当中,迅速蓬勃发展起来。一大批相关企业例如饿了么、58到家、百度外卖、糯米等先后出现,形成新一波的创业浪潮。

  可以看到,此次互联网020创业浪潮的显著特征在于将线下现实需求、服务与线上技术相结合,从而实现对线下资源的配置与联结;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由于服务业自身的特点,底层劳动者也有机会直接参与到互联网商业这一原本只属于精英技术劳动者的领域,这一过程对于处于劳动力市场底层的传统服务业劳动者来说既存在机遇也充满挑战。

  在互联网技术诞生伊始,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1]口姗就提出了“数字鸿沟”概念来呈现网络技术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可及性差异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这意味着,一方面社会已有的阶层差异导致了网络技术使用方面的差距,另一方面此差距又将成为在未来网络社会当中延续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基础和根源。

  “数字鸿沟”在劳动领域也同样存在,但表现得更加复杂与微妙。在传统的知识劳动方面,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劳动形式,例如动画制作由人工手绘生产发展为电脑软件流水线,这一改变再加上网络技术降低了时空差距所带来的沟通障碍,使得动画产业的全球化和国际产业链的形成成为可能,边缘发展中国家的动画产业从业者从中获得了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同时也面临着艺术个性被商业快餐模式所抹杀的现实㈣;而从体力劳动者的角度,相关研究发现虽然精英技术劳动者拥有使用互联网技术的天然优势,是互联网技术及应用的主要建构者,但是底层劳动者在“山寨”设备与技术的支持下正在创建属于自己的“草根网络社会”,生成着以应对生存议题为核心关注的技术创新应用方式嘲。从中可以看到,技术可及性的差异有所减小,全球的动画产业劳动者都能够使用相关的软件来从事生产,体力劳动者也能够以“山寨”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技术应用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缓解或消除,相反在延续了传统不平等的结构之外(核心一边缘的全球产业链)还产生了新的风险,即创作个性的抹杀和生产的流水线化,底层“草根网络社会”并没有促进阶层流动反而成为一个阶层固化的符号与象征。

  而反观互联网产业本身,其发展过程主要是互联网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过程,特别是其中工作文化的建构,相关学者提出资本利用互联网技术本身所蕴含的文化特点,将其代人关注增长、速度、利润的资本运作链条中,从而形成了工程师文化圈以及与其相关的企业文化㈣”。这一文化是对精英劳动者在企业组织内部角色的定位,也是对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相对位置的再确定,与此同时也清晰地呈现出与处于相对弱势位置的底层劳动者之间的距离与差异。从这一角度来说,“数字鸿沟”是以明确和显现的方式存在于精英技术劳动者和底层体力劳动者之间的。

  基于以上讨论,本轮互联网发展浪潮所带来的 020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将鸿沟两端的劳动力群体纳入—个共同的场域当中。那么这究竟是一次在劳动领域消弭“数字鸿沟”的机遇,还是仍然会作为延续与固化传统不平等结构(劳动分工、劳动力市场结构等) 的过程?其中,服务业工作的本质和过程会发生哪些改变?服务业劳动者如何应对这些变迁?本文将试图通过细致呈现一家以家政为核心业务的020企业及其劳动者劳动的案例来进行初步诠释与分析④。

  二、研究述评与联合性分析框架

  作为传统服务业的一种,家政工作由来已久,现代社会工业化急剧发展,双职工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因而引发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对家务劳动外包的大量需求,家政工人、家政产业和家政中介组织也应运而生。201 1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家庭工人体面劳动公约》嘲将“家庭工作”定义为在或为一个住户或几个住户从事的工作;将“家庭工人”(或称家政工人,Domestic Worker)定义为在一种雇佣关系范围内从事家庭工作的任何人(男性或女性)。国际劳工组织希望通过此公约引发人们对于长期以来处于灰色地带的家政劳动者的关注,以及促进各成员国采取实质措施改善家政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

  在中国,家政工一般包括保姆、月嫂、育儿嫂、小时工等工种,90%以上为女性,大部分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事实上,由于家政工作在法律、伦理和劳动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其雇佣关系难以得到正式认定、劳动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以及工作内容和工作标准的模糊性和私密性导致雇佣者和劳动者双方的矛盾多发等情况。家政工问题得到了学者们长期关注和讨论。综合来看,相关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劳动关系面向和劳动过程面向。

  一般认为,劳动关系主要是指劳动过程中资本 (管理方)、劳动者等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网,更确切的定义是“劳动力使用者与劳动者在实现劳动的过程中所结成的一种社会经济利益关系”【9J。在这一概念下,在微观层面的研究问题主要关注劳动者与雇主之间以各种形式(法律文本、口头承诺)形成的确定、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双方的博弈和冲突“oJ。

  劳动关系面向以讨论家政工与雇主之间雇佣关系为主线。在很多国家,家政工作为家庭中家务劳动的外来替代者,其劳动一般被视为“隐性的”和 “非正式的”u“,在法律上不具备工业大生产框架下劳动的一般特点;同时,基于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女性被认为更适于从事与家务劳动相关的工作,底层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被排斥”[1习的地位也使其在某种程度上“被动”选择进入家务劳动领域,亦由于双重角色被要求兼顾家庭与工作,难以从事全职工作,因而大部分家政工很难与雇主或中介机构形成正式的雇佣关系。而缺乏法律契约对劳动者身份的确认和保护,又导致家政工难以享受到相关的劳动权益保障和福利待遇,例如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因此导致了家政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和社会结构中处于更加弱势的位置,劳动权益状况堪忧。

  针对此种情况,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方面从法律角度论证家政工作作为一般劳动的正当性、合法性和特殊性,例如通过推动相关法律的调整从而为家政工提供基础劳动权益保障;另一方面则有学者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出发,指出家政工作作为全球化中劳动领域非正规化、灵活化发展趋势的一部分,很难将其统合在传统生产制造业劳动范式内,因此提出在承认劳动雇佣契约的非正规化、灵活化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的前提下,讨论如何针对家政工作的特点从行业标准、权益保障等各具体方面给予此“边缘劳工群体”以实质性地支持和保障‘1搬3m。

  劳动过程理论主要通过呈现生产场域中组织劳动的制度、机制和规范,劳动者的生产实践与过程,以及寓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关系,探讨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控制与反抗问题【13J。在控制方面,相关研究指出了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对劳动者控制策略的多样性,包括直接控制(去技术化)、责任自治(赋予劳动者一定决定权)以及更宏观意义上的结构控制(组织整体结构与环境的角度)㈣司俨P77埘,106—108’[1司㈣110Ⅲ”,同时也提出劳动者不是控制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具有主体性和主观意识的,因此劳动者对控制的回应包含了反抗与同意的双重选择““。

  劳动过程研究视角被引入服务业和家政工研究中的时间较短,总体上依然延续该研究传统控制与反抗的主线,将相比较于传统制造业而言更具隐蔽性和私密性的家政等服务劳动所包含的微观控制策略、权力关系细致地呈现出来,指出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是劳资二元互动,而是包含了消费者、中介机构等多元关系主体,因此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反抗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8],特别是对于服务业来讲,性别化秩序是建构生产政体的重要基础,由此建构出多种类型的劳动过程和控制策略“9J。相关实证研究发现,饭店业服务者即使是在同一工作场域内,管理方通过将女性年龄感和家庭再生产相结合,形成了性别化年龄的控制策略,使同为女性的劳动者以工种和年龄分化为两类群体,总体上,以性别为基础形成“姐妹情谊”的可能性被以“姐妹分化”为结果的生产政体所代替。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反思劳动过程视角 50 过于局限在阶级维度的分析,而忽视了家政劳动所具有的性别机制和情感劳动特质洌ⅢJ。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工,使底层劳动女性不得不进入低技术、低薪酬、非正式的家政行业,揭示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不仅涉及教育、阶层等传统维度,也同样受到性别的影响而形成不平等的分工结构;另一方面,家政培训过程中,管理者也利用女性劳动者在家庭中的“母职”角色,将其对家人的照顾性情感融人劳动中,从而通过对家政工身体、情感双方面的建构而达到满足被服务方需求的目的,也造成了劳动者主体性的缺失以及理性与情感的割裂倒倒。特别是在新一轮以获取技能等级证书为目的的家政培训中,更进一步对家政工已有的性别角色认知进行重塑,以使其在知识结构和角色认知上更加符合消费者期待中的现代“母职”角色吲。

  综合以上回顾,劳动关系面向主要沿着家政劳动中显性的、法律制度意义上正式契约关系缺失的思路展开,在承认家政劳动灵活性、非正式趋势不可避免的基础上,希望透过突出家政劳动的特点来部分地改善劳动者的相关状况(包括工作权益状况和家庭再生产两个方面),因此这一面向的分析线索是有关劳动契约的灵活性问题。而劳动过程面向则主要关注微观层面主体间的互动,即控制与反抗问题,特别是性别视角和情感劳动概念的引人有利于呈现出家政劳动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和多重控制策略的特点,因此这一面向的分析线索在于对于控制策略的呈现和对劳动者主体性(反抗)的分析。

  已有研究分别沿着以上两个面向将家政劳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呈现和分析,然而互联网技术深度嵌入到传统服务业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强烈的改造与重塑动机。相关研究已经发现,互联网技术除了具有自身的文化特点外,也在与资本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在企业中进一步整合资本关注增长、速度、利润的运营策略,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策略州。技术与资本结合的力量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已是当下的共识,而其对传统服务业的重新形塑也必将是深刻而全方位的。因此,在研究“互联网+”趋势下020家政服务业的变迁需要一个综合且全面的视角,基于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层面的趋势,本研究提出采用劳动关系一劳动过程联合框架来展开后续的分析。这一方面是对互联网嵌入的深刻影响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研究中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研究视角相对独立、割裂状态的一种弥合努力。

  基于劳动关系市场化的情况,本研究框架在劳动关系方面主要考虑契约化的类型与程度,依次将契约化(设想为一个连续谱,以正式劳动合同约定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为一端,以临时的、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包括兼职、劳务派遣、平台合作)为另一端,劳动过程方面则考察控制的类型与程度,也将其设想为一个连续谱,将赋予劳动者一定自主性的霸权生产政体作为一端,将严密监控、规范劳动者工作场域中行为的专制生产政体为另一端。将两个连续谱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由横竖两个坐标轴组成的四象限分析框架(见图1)。

  继而我们可以得到分析用工模式的四类理想类型:强契约一强控制型、强契约一弱控制型、弱契约一弱控制型、弱契约一强控制型。依据此分类实践中相应用工模式可分别归属于其中(见表1)。

  表1以理想类型为准,分别列出了相关的典型用工模式。工业生产属于强契约一强控制的类型,工厂一般会与工厂签订劳动合同,并履行雇主的相关责任,同时对生产中的时间、空间、技术等细节都给出了具体的制度与规范,控制程度也比较严格;强契约一弱控制的典型代表则是互联网行业的精英技术人员,企业与他们签订条件优渥的劳动合同,为其提供各类支持和福利,同时赋予其较大的工作自主性,例如无固定工作时间、开放的办公场所、自由的发言等,期望以此来激励其创新;传统服务业、自由职业者以劳务派遣、口头承诺或无合同等方式组织劳动,与此同时管理层对其工作场所的监控也相对较弱;本研究所关注的020家政服务业就目前的情况看一般以劳务派遣或平台合作的方式形成劳动关系,但与此同时管理方给劳动者设立的制度与规则却显著增加,因此具备了成为第四类强控制一弱契约典型用工模式的主要特点。

  本文将具体讨论020家政的相关用工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可能的影响。并在田野资料的探讨之上,着重讨论“数字鸿沟”在020家政业被建构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处理的,是否有利于调整家政业内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中的不平等要素。同时,鉴于传统分析框架对性别视角的忽视,以及服务业、家政业以女性劳动者为主的特点,本文也将性别分析引入到具体的分析框架中来。

  文中的田野资料主要来自于2016—2017年对x 互联网家政公司家政工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同时作为比较,也访谈了部分实体门店的家政工和相关经营者。

  三、强控制与弱契约:从联合性分析框架出发

  本部分将利用已经建立起的联合性分析框架,从劳动场域的实践与发展趋势出发,呈现其在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双方面的变迁趋势和特点。

  (一)020服务业的兴起

  互联网技术自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投入商业运营,而中国相关企业则在20世纪末才出现,主要由出国留学归来的精英技术人才创办,因此在互联一致,以融资、上市为主要目标。同时也部分保留了相关的互联网技术文化,在企业文化上多倾向于倡导平等、自由、创新的“工程师文化”,尊重员工、赋予其在劳动过程中更多的自主权。因此,在传统的互联网核心企业,我们能够看到其技术特性的体现:技术及其文化成为劳动者的一部分,以及企业部分地承认此种文化并据此建构企业文化和劳动过程,使互联网核心企业的工作相较于其他行业更加宽松、自由。

  020服务业在中国的发展则发端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传统PC端的业务与发展模式已然饱和,资本和企业都试图转型到移动互联网领域。渴望找到新一轮突破口的全球金融资本意识到智能移动终端的兴起与普及将有利于连接起线上与线下之间原有的割裂,从而创造更多利润点。在此趋势之下,众多互联网技术精英以“技术改变世界”的勇气试水改造传统服务业,认为这是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蓝海所在。

  在美国,此方面最成功的商业模式属于高朋公司(Groupon),这家公司以经营网络团购实体店优惠券为主营业务,在美国迅速发展,成为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标杆与传奇。中国020业务发展的思路也是以此为发端的,但由于此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又是资本投资热门,到了2010年已经形成了“百团大战”甚至“千团大战”的局面,竞争趋于白热化的结果是大批创业公司接连倒闭,但也有一部分企业延续此思路,转型到相关领域中去,寻找020领域的发展突破口。

  延展业务线,利用国内劳动力比较丰富的资源使这类企业得以发展和生存下来,由此创业者和投资者的目标开始从单纯借鉴国外模式发展到开创符合本土需求的发展思路。020服务业中的家政企业即是在此浪潮中发展起来的。当然2015年国家层面对“互联网+”概念的肯定以及对互联网技术介入传统产业的推动为此次发展浪潮推波助澜,使之成为资本、政府、创业者各方追捧的热点。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原本在传统服务业 52 网行业发展之初,技术与商业模式多为借鉴国外成熟企业而来,企业发展路径则与美国相关互联网企业从业的劳动者,甚至从事农业、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一时期被卷入到此番发展浪潮中,既收获着“弄潮儿”的喜悦,也付出了开拓者的代价。 (二)弱契约劳动关系的延续根据已有研究,传统服务业的劳动者与企业问大多以劳务派遣、兼职工作等形式结成非正式劳动关系。以传统家政业为例,家政公司与家政工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类型:中介制、会员制和员工制。中介制以单次交易为主,家政工人每成功获得一次服务机会向家政公司支付一定的中介费;会员制则由家政工每年向家政公司支付一次会费成为其会员,公司负责为其在此时间段内提供培训和工作机会,但客户直接向家政工人支付其劳动所得。员工制则是家政工作为公司的正式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但此类在家政业内数量极少倒。因此,从劳动关系的角度,传统服务业中家政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本来就属于弱契约的类型。——论文作者:梁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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