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6-07-11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哲学是文科专业的一个科学，包含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我国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哲学专业。本文主要针对笛卡尔哲学怀疑精神及二元论特征进行了一些论述，文章是一篇 论文发表期刊 投稿的论文范文。 摘要：笛卡尔生活在新旧知识的交替时代，他通过对近代哲学方法论
哲学是文科专业的一个科学，包含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我国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哲学专业。本文主要针对笛卡尔哲学怀疑精神及二元论特征进行了一些论述，文章是一篇论文发表期刊投稿的论文范文。
摘要：笛卡尔生活在新旧知识的交替时代，他通过对近代哲学方法论的反思，提出了普遍怀疑的方法，为“确然性”的理性知识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笛卡尔以普遍怀疑为契入点，找到了不可怀疑的第一原则，即“我思故我在”，从而把人的主体意识抬高到整个哲学绝对起点的高度。在主体意识的挺立中，笛卡尔提出了心物二元论的理论体系，在与理性主义如何统一时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难。因此，通过对笛卡尔哲学精神及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剖析，有助于对西方哲学传承脉络的领会和驾驭，对后来的哲学思想嬗变及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笛卡尔,普遍怀疑,方法论,心物二元论
哲学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彰显自身，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内在超越。即黑格尔所说的“事物自身否定自身”的矛盾本性在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呈现。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历史传承中，哲学本身的“自我否定”(矛盾)并不是存在于“物”(泛指一切对象)的绝对确定性当中，而是在对“物理”、“自然”的不断怀疑中达到形而上之境。如何实现对“物”的绝对确定性、普遍同一性追求式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会与人自身的存在纠结在一起，似乎难以达到物自身的“绝对确定性”之境。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成为通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思想主线，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被历史性诠释。这种问题意识在笛卡尔哲学那里，被以“思”形式透显为一种主体精神特征——即反思、怀疑的哲学精神及其二元的结构特征。笛卡尔(1596—1650)，出生在一个法国贵族家庭。不但是哲学家，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①，还是数学家和科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本文拟通过对笛卡尔哲学精神及发展历程做以梳理、剖析，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哲学传承脉络的领会和驾驭，对后来的哲学思想的嬗变及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笛卡尔对方法论的反思
笛卡尔生活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他对各门学科都一一重新审视并加以评判。他质疑各学科的方法论，提出了“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等问题。笛卡尔正是从方法论的反思中，坚决反对旧权威，以摧枯拉朽之势批判了旧的经院哲学体系，为新兴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合理性、可能性。笛卡尔哲学冲破旧势力一切的藩篱，为新的哲学未来——理性时代到来确定了焕然一新的“游戏规则”。关于科学的分类，笛卡尔认为所有的科学门类统一的基础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人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的完善的知识，既是为了指导生活，也是为了保持健康，发现各种技术”。他说：“哲学的主要功用乃是在于其各部分的分别功用，而这种功用，是我们最后才能学到的。”[1]119-120可知，在笛卡尔看来，整个哲学犹如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物理学(自然哲学)是树干，其它学科都是树干分枝所结的果实，主要为医学、力学、伦理学等具体的应用学科。道德科学(哲学)是最高级、最完善的科学，它以全部知识为前提，是最优的智慧之学。笛卡尔说，“研究哲学以调节举止作风和指导生活，这比用眼睛引导我们走路更加迫切需要”。那么，哲学如何统一各门学科呢?笛卡尔认为，所有科学的真正统一性在于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在研究对象。哲学应首先研究科学的方法，为各门科学的统一提供一个标准。他说：“知道别人的意见不是科学，而是历史;一个人要独立思考。我们如何去把握清晰明确的知识，应该运用什么方法?”[2]308他说到，由于古代几何学和当代的代数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狭隘的局限，晦涩并难以理解，故“应当寻求另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3]364这种科学的方法，笛卡尔认为就是“普遍数学”(mathesisuniversalis)。所谓“普遍数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数学是如何进行的，它应遵循什么方法?公理和自明的原则是“确然性”的知识，凡是听到或者能够理解的人都会承认是正确的。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推导出其它命题，如果推理的过程没有错误，那么，这种命题从逻辑上可以演绎出来，并且和公理和自明的原则一样是确实的。简单地讲，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从公理和自明的原则出发，推导出比较复杂的命题，即直观的演绎。这种方法必须运用到哲学上。在此基础上，笛卡尔认为这种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五条逻辑规则基础之上，即：(1)清楚明白原则，凡是未经清楚明白地认识到任何真实的东西，绝不承认它是真实的;(2)分析推导原则，必须从一些绝对确实的原理、清晰明确的命题出发，经过分析，推导出同样确实的未知的新真理;(3)简单到复杂的原则，从简单的、感性的认识对象开始，经过整合逐渐上升到复杂对象的认识;(4)怀疑的原则，不能依赖他人的权威而接受真理，必须自己亲自去寻找;(5)普遍性原则，把所有可能情况全部罗列出来。从这五条逻辑规则可知，分析是必须的，分析的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经过整理综合，寻找到确然性知识的“阿基米德点”，进而获得普遍性的知识。这五条逻辑规则抛弃了感觉经验的迷惑，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分析和综合都是理性方法。由此，笛卡尔提出的“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等问题得到完满的解答。在论证中，他认为数学方法是科学认识的基本方法。只有通过分析综合获得的理性知识是值得人们信赖的惟一可靠的东西。因此，以理性原则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人们获得“确然性”认识唯一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因此，笛卡尔深信不疑，只要经由数学方法出发，通过对理性能力的诉求和反思，就能评判和总结以往哲学的一切得失，从而，开启一条近代哲学新的“认识”之路。
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精神
笛卡尔认为，只有那些确定无疑的东西(公理、自明的原则)才能作为真理性知识的可靠基础。因此，他以普遍怀疑精神审视了以往一切旧知识，并以此为出发点，试图建构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他把普遍怀疑的方法看成是为理性主义哲学大厦的开路先锋，是认识真理的起点和开端，终以实现哲学上的诉求。首先，笛卡尔认为所有的知识必须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才是可靠的，哲学才能成为“确然性”的知识，从而为科学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笛卡尔结合自身的奇异经历和体验，他以“梦境”为例予以论证说明。我们在夜里睡觉时“做梦”，在梦中映入我们眼前的东西好像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那些东西无非是幻想的或者是不真实的。我们没有一个确切区分觉醒与做梦的客观标志，以致人们认为所描绘的这个世界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当中。往往在我们自己所熟知的事情上，常常受骗。笛卡尔从“梦境”中得到启示，他的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予以重建。笛卡尔是近代以来按照理性的“确然”性知识塑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代表和开创者。笛卡尔说：“哲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的基础，正是因为哲学具有最高确实性，各门科学则通过演绎而有了这种确实性。”[4]28正是基于这点，笛卡尔认为，哲学的诉求就是探寻“确然性”知识，为理性知识体系提供一个可靠的“阿基米德点”。其次，笛卡尔把所有对象(包括客观、主观的)都表示怀疑，具有普遍性。第一，笛卡尔对客观感知到的周围世界表示怀疑。我们对感觉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些感觉所欺骗。我们无法知道真实的东西同这些感觉是否相符，因此感觉的不可靠性是明白无误的。故而客观感知到的周围世界是可怀疑的，它不可能为理性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第二，他对自己的身体活动也表示怀疑。来源于自身亲历活动好像是确定不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在睡梦中对自身的活动亦有显示。如果有人试图用客观外物的是否存在，来区分梦境的感觉与真实的客观感觉，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梦境的感觉和客观真实的感觉同人们的想象一样，都是不依赖外物的存在而存在。笛卡尔这种怀疑类似与《庄子》中的“庄周梦蝶”，不过笛卡尔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予以借鉴吸收的。第三，数学的观念是清楚的、确定的，似乎是不可怀疑的。我们承认这样没有任何异议的表述：无论人们是醒着还是睡着，二加三总是等于五，一个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一百八十度。这样常识性的认识，似乎没有任何虚假和可怀疑的成份包含在其中。但是，笛卡尔认为，这种常识性认识是未经过证明、推理的印象而已。笛卡尔的怀疑是普遍的、彻底的，怀疑的精神是坚决的。数学的证明也可以怀疑，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在数学问题上陷入错误之境。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他人却持肯定态度，认为是绝对确实的。笛卡尔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识可被怀疑，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着一个“邪恶的精灵”。笛卡尔所构设“邪恶的精灵”的想象，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对于这一点，确实与他梦境经历和体验息息相关，他说到：“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是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3]368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笛卡尔所构设的“邪恶的精灵”所涉及的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为“确然性”知识提供一个形而上的根据。西方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哲学家们都试图追踪思辨历史发展线索，来说明哲学思想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提供的解答又是如何引起新的问题和不解，各个问题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笛卡尔也不例外。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始，历代的哲学家都在追问有关数及数学的问题，比如：数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吗?数能否成为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数的观念是如何形成?有无产生的客观外部原因?数的本身能否找到与客观现实的一一对应?数学的证明能否怀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层出不穷。正是基于此，笛卡尔以“普遍怀疑一切”作为工具，试图寻找一个不证自明的方法。综上所述，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方法就是对如何获得“确然性”知识进行严格的限制，必须排除那些感觉、梦境而使人迷惑的可能性，从而达到怀疑一切的力度。他怀疑的目的在于寻找一个“确实”的、“不证自明”的、无可怀疑的认识基础。他的普遍怀疑精神实质上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和怀疑，并不是为“确然”性知识找到了形上的根据。那么，这个形上的根据到底是什么?笛卡尔怀疑一切，就剩下“思维能否怀疑自身?”这么一个怀疑。怀疑就是思考，思考必有一个思考者，故“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怀疑的最后是对思维着的我不怀疑。
三、“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哲学理论的支点
笛卡尔哲学思想是对中世纪以来的神学及经院哲学进行的一次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即对客观世界存在真实性及如何获得“确然性”知识的一个反省。对于以往那些欺骗和迷惑人心的假信念、感性感觉，从内心深处进行了一次彻底地厘清和摧毁。在《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圣师们》一文中，笛卡儿开篇明义地指出，“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用哲学的理性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5]1也就是说，在笛卡儿看来，作为对诸如上帝存在这类普遍确定性的存在问题的证明，应当用思辨的形式而不是用非理性的信仰之形式予以完成，他把这种证明过程视为自己的哲学使命，并最终以六个沉思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使命。任何观念对人们来说都是不确实的。笛卡尔说到：“于是我想我所看见的一切事物都是假的;我相信的我的欺诈的记忆所提供给我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件是真的;我想我没有感觉;我相信物体、形状、广袤、运动和位置不过是我心灵的虚构。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认为是真的呢?也许只是这样，世界没有什么是确实的。”[2]309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确实的，就是我的怀疑或思维，对此是不能有任何异议的，不能怀疑的。因为人的思维既可以怀疑客观的外在对象，又可以怀疑思维之内的主观对象。在思维者进行思维的时候，设想思维者的主体不存在，那么，怀疑就会无法进行，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要怀疑一切就必须要有一个本身具有思维的怀疑主体。主体“我”是确实存在的，是不可置疑的。所以，笛卡尔得出结论是：“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从笛卡尔分析的思路可知，他不是从经验的心理事实出发得出的，而是从逻辑推论得出的。怀疑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怀疑者，思维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者，否则就无法进行下去。一个思维着的客观的东西(rescogitans)或精神的实体是“确然性”存在的，这在笛卡尔看来是一个就像数学概念中的公理、不证自明的命题一样。怀疑意味着思维，思维意味着存在，故“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思”对象是普遍的，不管是客观的、主观的，还是感性的、理性的，还是想象、感觉、情感的，正因为我“思”故“我存在”。笛卡尔对分析得出这个命题，感到欣喜而狂，正如“对一个循序渐进而进行哲学思维的人来说，这是首先出现、自明的命题”[2]310。笛卡尔认为，他找到了获得“确然性”知识，人们一直所追寻的原则——一个确实而自明的形而上学根据。“我思故我在”是真的、确实的，是清晰明白被人感知的。因此，我们能够确定这样一条普遍的“游戏规则”，凡是清晰明白的被人感知的，都是真的。故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自然而然就成为他的哲学理论体系支点而建构起来了。笛卡尔试图说明一个中心问题，普遍确定性存在的根基在于“我思”之中，“我思”就是自明，即思想的主体，对其自身存在的意识。亦即人的心灵对于自身存在的透露，这种自明是来自与我的“思”与“我”的一种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我思”与“我在”有了直接的沟通，即等同关系。倪梁康先生在《自识与反思》文著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他认为，“我思故我在”命题中的“我思”包含着两种含义。首先，“我思”是主体自我意识;其次，“我思”代表一种反思的维度，是对认识对象的无穷的追问。统观笛卡尔哲学精神，对思维的直接认识，特征之确立并不代表笛卡尔的主要意向，以相反对思维之反思结构的确定和关注却在笛卡尔哲学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它们规定着对“我思故我在”的解释[6]56。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把握到两种解释笛卡尔的“我思”之确定方式可能性。其一，“我思”是人们思维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客观活动;其二，“我思”是通过“故我在”怀疑中而被自觉意识到的客观活动。概观这两种可能性，无论是那种解释方式，都共同肯定了一个前提：“我”作为意识的主体确定无疑。尽管严格看来，哲学中的“自身意识”和“自我意识”有较大的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理解“我”作为主体在笛卡尔哲学中的形而上指向。尽管笛卡尔本人并未提出后来意义上的主体、客体概念，主客体对立的情形更是在康德之后的事情。笛卡尔本人所说“客观的”，也更是与观念的存在有关。由“所思”向“我思”的前置性追问，由此而引出的内——外感知及其对象的确立，或者说，自身感知——事物感知及其对象的确立，事实上已经对近代哲学问题做了一个基本划分。主体、主体性观念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的“基质”，也成为后来思考一切哲学问题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门槛。由“我思”而达到“我在”，其性质显然不是指身体的存在，因为在“我思”的当下状态中尚未考虑到身体存在的问题。因此“我思”应当是“思想”的存在，即“怀疑”的存在。“我思”的主体，是“自我”存在的意识或自明。“我在”使“思想”在“反思”的对象性中被安置。“我思故我在”，在主体意识的心灵深处架构起了普遍怀疑的大厦，一切确定性的东西只有在主体心灵深处才能获得完全性自立的前提。“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的理论支点。正是基于此，他才开创了近代哲学新的起点。在这个命题中，人的认识主体因素被挺立起来，这是对以往的旧哲学及经院哲学体系的一次彻底颠覆。在认识过程，认识的主体必须在“我思故我在”理性原则下才能获得“确然性”知识。以“思”形式透显为一种主体精神特征，即反思、怀疑的哲学精神。对客观事物有“思”，是无法证明我的身体的存在。因为，我的思维本身是不同于我的身体的，没有身体思维也是存在的。笛卡尔认为，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是心灵，一个是物质。心灵和物质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实体，是彼此客观独立的存在，并没有相互作用。作为具有思维的人来说，是两个实体的结合。人的身体是物质，人的意识是心灵，这就是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身心二元论”原则的提出，实现了笛卡尔哲学体系由认识论转向本体论的思考，也为后来哲学关于身心关系问题留下了争论、诠释的空间。
四、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与理性主义的深层矛盾
笛卡尔以普遍怀疑为切入点，找到了不可怀疑的第一原则，即“我思故我在”，从而把人的主体意识抬高到整个哲学绝对起点的高度。他对自身“我”存在是毫无置疑的，除此之外，他还深信上帝是存在的。他说到：“上帝的观念来自上帝本身，是天赋的。上帝不仅是人类存在的原因，也是人类存在的原型。人的产生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影像创造出来的”[2]311。“一切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取决于对于真实的上帝这个唯一的认识”[5]74。可知，自我的观念不仅是上帝植入到人的思维当中，而且整个物质世界的观念也是上帝植入的。他说：“只有上帝才是不依赖于任何东西的存在，上帝是唯一的实体。”[2]190因此，上帝这个绝对实体创造出了心灵和物质两个相对实体，心灵即思维，以怀疑一切而运动，物质即存在，以规律而运动。心灵不是存在，物质无思维，两个相对实体独立存在，互不干涉，彼此平行，构成了两个世界本原。物质性现象归于物质实体，精神性现象归于心灵实体，形成了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哲学体系。笛卡尔“心物二元论”把心灵与物质对立起来，把人的主体意识挺立起来，承认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理性的作用和功能，这是他的成功之处。但是，在如何保持心灵与物质之间的平衡，以及如何将两者完美结合结合时，这种“心物二元论”在理论上难免会无法自圆其说，这也正是他的失败之处。笛卡尔确立理性原则在认识论中的地位时，他的“心物二元论”隐约地蕴含着摧毁理性主义的种子。因此，笛卡尔的新的哲学体系所表现的唯理论特征在与理性主义如何统一时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难。如何调和这种困难几乎成为后继者研究的主要任务，也对笛卡尔之后唯理论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笛卡尔之后，众多哲学家采取各种方法以避免笛卡尔哲学体系的二元论。马勒伯朗士提出取消自然为独立的实体，宣扬绝对的唯心主义，而霍布斯提出取消精神为独立的实体，肯定唯物主义，他们各走向了一个极端。斯宾诺莎用身心平行论代替笛卡尔的二元论，提出使精神和物质都成为绝对实体上帝或自然的表现，试图从两者统一中解决这一难题。他坚持唯理论的基本立场，否认心物之间外在的经验联系，把两者统一看成是某种内在先验原则。莱布尼茨的思想把神学与唯理论的哲学结合起来，他的继承者沃尔夫把莱布尼茨的一些思想庸俗化，进而把唯理论推向了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深渊。唯理论哲学之后，黑格尔以先验唯心论的方式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对立，使身心、物质与意识在“绝对精神”内部被统一起来，但“绝对精神”仍然未能摆脱“上帝”意志的影响。真正解决此难题的是以实践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笛卡尔另辟蹊径，创设哲学体系的视角不同与以往任何一位哲学家。他敢于向旧权威提出挑战，又恰如其分地开创近代哲学发展的新的起点。他的哲学体系抬高人的主体性，凸显人的理性原则，不惧怕任何旧权威和别人的非议，通过普遍怀疑的分析方法和理性思维反思重建了以往的旧哲学。他对认识方法论的反思为人们认识和发现真理开辟了道路，普遍怀疑精神撼动了经院哲学及宗教信仰的基础，使后来的哲学家、思想家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束缚下重获生机;“我思故我在”命题凸现了人的理性的能动性、主体性，奠定了唯理论的基石;“身心二元论”为科学和宗教的和谐共存成为可能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总之，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是名副其实的。他的哲学体系就像数学概念中公理一样，简洁、严格并不证自明而具有和谐之美。他的“方法论反思”、“普遍怀疑精神”、“我思故我在”、“心物二元论”都表现了唯理论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直接影响，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嬗变及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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