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

发布时间：2021-12-27所属分类：管理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方法，受到了包括档案学在内诸多学科的追捧，相关研究较为活跃。然而，有学者对数字人文研究在档案学领域的应用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一种不理智的跟风行为。文章首先提出了 跟风论的提出场景，进一步梳理出数字人文与档案学研

　　摘要：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方法，受到了包括档案学在内诸多学科的追捧，相关研究较为活跃。然而，有学者对数字人文研究在档案学领域的应用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一种不理智的跟风行为。文章首先提出了 “跟风论”的提出场景，进一步梳理出“数字人文”与“档案学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以思辨的形式提出了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的侧重点和可持续发展策略。

　　关键词：数字人文;档案学研究;跨学科研究

　　1引言

　　近年来，数字人文已经成为信息管理学科和人文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并呈现出“显学”之趋与“实学”之势，2018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大数据视域下数字人文研究”议题的发布便是有力证据之一口]。2004年《数字人文指南》出版标志着“数字人文”名称正式确立。数字人文相关研究开始在国外学术界盛行E23;2009年，王晓光教授发表学术论文《“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将数字人文的概念引入国内E3 3。最近十年，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实践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研究者的构成涵盖了高校、研究院所、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各个机构，研究人员不仅局限于信息管理学科，来自历史学、文学、地理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与数字人文有关的各种学术会议、学术组织、建设平台、研究项目、专题讲座、学术期刊专题以及数字人文线上及线下课程层出不穷，研究景象热闹非凡，令人目不暇接。

　　由“人文计算”演化而来的“数字人文”在数据不断迭代与媒介日渐更新的今天，已经在文学、历史、社会学、信息管理等人文领域开疆扩土[43，作为信息管理学科的分支与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学[5]，自然也应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基地。档案学领域已经意识到数字人文应用的前景，开始有意识地讨论数字人文与档案学结合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山西档案》杂志社于2019年10月发布了“档案与数字人文研究”专刊征稿启事;《档案学通讯》杂志社则将“数字人文与档案”主题划入 2020年重点征稿范围：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在档案学领域共资助了4项与数字人文相关的基金项目。由此可见.档案学界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关注热度也与日俱增。然而，赖茂生[61教授认为数字人文在图情档学科受到追捧，却是源于顽固、严重的跟风基因的又一次重现，是对学科核心知识的持续性忽略，是对学科本源的进一步挑战。

　　数字人文研究井喷式的发展速度很容易让站在数字人文门外的学者走入误区，认为数字人文不过是和以往不太成功的研究热潮类似.难以有深层次的成果出现，进而冠其以“跟风”名号。笔者认为数字人文于档案学研究而言，是一次“机遇大于挑战”“收益高于风险”“创新不忘本源”的有益尝试。诚然，“跟风论”的担忧如同警钟一般，警示着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只有摆脱跟风基因，才能正其轨、明其道。因此。我们急需对“跟风论”产生的根本性原因进行深度溯源，进而厘清“数字人文”与“档案学”之问的关系.最终促进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2问题溯源——探寻“跟风论”的提出场景

　　“跟风论”的提出并非偶然，也绝非空穴来风，笔者通过文献阅读及梳理。发现“跟风论”是基于内、外两个场景而提出的(见图1)：外场景是表象原因，即 “跟风论”是由过往其他跟风类研究热潮类比而来的;内场景是根本原因，即“跟风论”源于诸多学者对数字人文这一研究的理念及范式抱有担忧与不自信的态度。由于外场景本文己提及，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对国内外质疑、反对和批评数字人文研究的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提炼，归纳出内场景主要包含数字人文理念、工具、需求和产品四个维度，这也是学者们对数字人文研究产生的负面情绪的集合。

　　2.1理念维

　　理念维主要表达了数字人文研究在理念层面存在着模糊化、幻想性、欺骗性和游离化的四重陷阱的观点：(1)数字人文至今为止，仍未出现学界内公认的、权威的、标准化的概念，且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危险状态，概念边界的不断模糊化令人感到不安[7]，使得许多传统化研究也冠以“数字人文”的名义进行推广网;(2)数字人文会弱化人文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其研究理念仅仅只能停留于幻想层面，否则，就会损害人文学科的健康发展[91;(3) 虽然数字人文概念尚未厘清.但“数字人文的目的是用数字手段来回答人文领域的问题”的论述却十分常见，有学者认为这种论述是带有欺骗性的虚假承诺.在他们看来，数字人文只能回答计算机程序所涵盖的问题，无法批判性的阐释人文领域的研究问题∞1; (4)数字人文范畴与理念的扩大化和不确定性，导致数字人文研究呈现出游离态的现象，即浮于表面的 “术”。而未落地生出具体人文学科专业的“根”[儿]。

　　2.2工具维

　　工具维主要表现出对数字人文研究在工具、技术和方法层面的标签化、依赖性和模式化三大危机的担忧：(1)尽管数字人文已渗透于多个人文研究领域。也涌现出一批数字人文专家，但仍然未能完全撕掉被当作是辅助人文研究的工具标签.这种标签化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人文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面临着沦为附属品的危机421;(2)数字人文太过注重于“数字”。因此对算法和技术产生过度依赖性。容易陷入“研究仅呈现出量化数据的外在特征，而忽视解释人文深层内容”的危机“引，这将导致数字人文工具、方法和技术的使用远远凌驾于人文问题的解决之上.造成相关数字人文议题内部研究逻辑的混乱.使人们认为表面上使用了数字人文工具的研究便是好的研究[111;(3)数字人文的研究是工具导向型的研究，由此带给人文领域的作用是不可逆的.长此以往。难免形成流程化的“算法”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可重复利用性还有待证实.因为其往往伴随着忽视工具本身差异性、忽略具体社会语境等问题[10。。

　　2.3需求维

　　需求维主要包括“人文学者的研究需求未被满足”和“数字人文研究的隐含需求被忽视”两个问题：第一，相关学者们认为人文研究者的需求未被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文研究者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是具有研究主动性的，而在量化的过程中，其人文知识理解力在研究过程中无处施展，导致其主观思考需求被极大削弱，更无法引导其改变原有思考模式，最后面临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思想被架空的严重危机‘14-15]：其次.人文研究者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数字人文成果未被重视，获取与利用之间的矛盾突出，导致数字人文研究存在着闭门造车的现象，其研究质量自然难以获得提升;第二，有学者指出数字人文研究的定位虽是助力人文研究深化.但其自身也是存在着内在的条件需求的.即数字人文对人文学者的能力需求具有衡量标准.而人文学者接受数字技术渗透的能力存在差距，领域专家知识的不对称对数字人文研究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0|。

　　2.4产品维

　　产品维主要包含数字人文知识产品“价值公认度低”“成果影响力小”和“评价体系缺失”三个问题： (1)在以算法计算为主要动力推进的数字人文项目中，技术专长在整个数字人文知识生产过程中备受偏爱.由此而造成人文知识的形态偏离到技术知识的范畴之中.进而造成技术知识被定义为人文知识且凌驾于人文知识之上的局面[16].这种局面下形成的知识产品削弱了传统人文的核心价值。另外，当前的数字人文研究者中多以年轻学者为主.其产生的学术价值也经常被怀疑;(2)数字人文知识的生产需要依托于量化的数据体系，而人文属性数据的量化需要完备、规范的处理环境，并不是所有的议题都有这种理想化环境的支持。因此，诸多数字人文产品未能突破传统预设，尚未出现较深层次的成果[13I，且不成熟的学术生产方式，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进而降低了学界的接受欲望;(3)数字人文知识的生产模式聚焦于对已有的知识进行量化开发，而无法验证与改进已有的结论口5。，且缺少一套科学、完整的产品评价体系[12]。

　　总之，每个新研究议题的出现与持续性的发展，势必要经过学术争鸣的思想碰撞.数字人文研究也不例外，其研究伊始便伴随着学界内诸多消极、反对、甚至批评的态度与声音E17]，故而成为“跟风论”提出的内场景。但是，数字人文领域专家艾伦·刘(Alan Liu)认为这种现象恰恰是推动数字人文科学发展与深化研究的反向动力.是帮助数字人文研究者进行 96 批判性思考的内在激励。从内场景的内在逻辑中看，有些质疑的声音确实是当前研究中应该改进的地方，但也不难推理出有些批评的观点本身也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另外，笔者认为内场景的逻辑出发点在于数字人文研究未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学科体系内，若其落地到某一具体学科，许多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3正本清源——梳理“数字人文”与“档案学” 的关系

　　笔者基于问题的溯源结果.从上述内场景的源头出发.来探讨若“数字人文”植根于“档案学”的学科土壤，会结出何种果实?我们研究发现，将数字人文研究落地于档案学，不是一次浮于学科表面的跟风之举，而恰恰是从档案学“收、管、用”等基本工作环节出发的[181、面向档案学学科核心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数字人文与档案学关系模式见图2)。

　　3.1数字人文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档案学的研究定位

　　受数字时代的变迁、政治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档案学研究的定位长期在技术的工具价值和学科内生的人文情怀之问徘徊.处于一个不断变化与革新的状态口9I。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档案学研究团体在技术应用和馆藏内容研究领域都没有显示出应该具备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因此，明确档案学的研究定位急需一个突破点，而数字人文正是那个强劲的抓手。数字时代档案的定义与范畴已发生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被理解为根据某一特定目的筛选后归档的一组资源集合例。也体现出档案工作中“收”这一环节的意义变化。这与上述内场景中的数字人文的理念维的第一重陷阱类似。然而，学科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深入，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发展现象，尤其是在与档案学结合后。数字人文研究脱离了学科的游离状态，使其兑现学术承诺、助力人文学科发展的愿景变为了现实。档案教育研究会(AERI)曾提出档案学应该成为数字人文研究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参与伙伴E21].以维持数字人文研究的持续发展与档案机构的良性合作状态，数字人文将“数字”和“人文”作为两个端点.将档案学研究作为连接两个端点的桥梁EZ2].处于中间环节的档案学可充分在馆藏开发、项目培育等方面发挥能动性。实现资源与用户问的供需匹配。最终凸显了基于互动语境下的档案学服务于人文研究的重要职能定位。

　　3.2数字人文有助于活化档案馆藏内容的开发利用

　　对档案馆藏内容的开发体现的是“管”和“用”的思想，传统的档案资源管理方式是在遵循一定的规章和规范的前提下，以基础理论为指导，通过著录、描述、分类、鉴定等方法来管理资源，并利用编目、检索、展览等手段来提供社会利用，这种情形下所提供的档案服务的成果形式和效益通常是可预见的。在数字时代下，在结合传统“管”和“用”的思想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引入数字人文的理念和方式，档案馆藏内容的开发或许有更多的可能性。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面向对象是人文学者.正如工具维中有些学者的担忧一样，数字工具和技术无法阅读档案馆藏内容，但是他们忽略了数字人文研究的本质本就不是让计算机学会理解，而是发挥数字工具的计算特长E231，将人文学者从不擅长的档案信息收集、整理、加工和分析等环节中解脱出来，是一种有效的学科分工的体现。在需求维中，我们可以发现数字人文研究和人文研究者有着各自的需求.若我们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满足上述需求.在档案学领域便可以撕掉数字人文仅仅是一种工具的标签，在为人文研究者呈现量化的数据特征的同时，辅助、帮助和引导人文研究者进行深层次的人文问题的人脑分析。另外，在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馆藏内容还可以与研究共同体内的其他非档案材料进行互相补充，完成进一步的价值融合阱]。总之。在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学资源组织方法和数字人文资源挖掘技术的合作具备双重作用，可合理匹配人文研究的需求，并为其提供个性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知识产品，进而使档案馆藏内容活化并跳出学科边界，实现资源增值与文化共享∞]。

　　3.3数字人文有助于增强档案学学科影响力

　　对于传统的档案学而言，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少有跨越学科边界的研究。尽管在管理形态上与图书馆学在“收、管、用”方面有着共通之处，经常被一些历史学家看作是辅助学科.哲学领域的原理和方法也常常被档案学借鉴与引用。即便如此，这样浅层次的交流形式往往不足以打破“学术原子化”的封闭局面E26]，也难以形成深层次的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关于数字人文还未出现统一、权威的概念的事实.这也是理念维中一些学者的担忧点所在。然而正如本文所述，数字人文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体系，其标准化的定义必须经过大量的阐释、调整与验证活动，才能形成一个科学的解释。尽管定义尚未完全明确.但数字人文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理念却得到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认同。具体到档案学来看，数字人文跨学科的研究理念，为档案学提供了多学科合作、多领域对话、多地域交流、多媒介协作等各式各样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语境。档案学学科视角下的数字人文研究有着十分清晰与明确的研究主线，即人文学者的需求。这将促使档案学的用户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应用性。数字人文将档案学与历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深度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可以帮助档案研究者学习其他学科的有益技术和知识.进一步完善档案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从而有效的扩大档案学的学科影响力，同时，这也是新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新的环境下，档案学的学科发展需要新的研究增长点，而数字人文作为一种资源、技术、服务一体化的理念.能够为档案学研究开辟更广阔的研究领域，也能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动能。

　　4守正拓新——促进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在漫长的学术发展长河中，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究竟能够走到何时?假如我们对上述“跟风”的批评置若惘然，那其必然是学术长河中不见波澜的沧海一粟：相反。若我们要探讨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必然要保持着批判性的态度，理性对待质疑，并进行思辨意义上的有益反思[zU。数字人文于档案学而言，是一次创新发展的机遇。然而，创新难离坚韧基石，档案学也必须要在机遇中发挥自身的学科专长.才能开辟出一条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的可持续化发展之路。基于对上文“跟风论提出场景”和“数字人文与档案学之间的关系”的梳理.结合当前数字人文和档案学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从上述内场景中的“工具维”“需求维”和“产品维”三个角度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路径。

　　4.1“工具维”的思辨

　　“工具”在本文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即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技术、方法和工具的总称。大量的技术和方法仿佛是每个学者提及到数字人文的时候.都会谈论到的话题，在上述“跟风论”的提出内场景中，工具维表达的是学者们对工具角色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担忧，是对标签化、依赖性和模式化危机的焦虑。但是，丰富化和前沿性的方法和技术。也可为数字时代下人文研究的新方法体系的形成创造基础环境。档案学研究和实践在数字人文中的定位较多的倾向于 “中介商”的角色.而且是携带了大量资本的“中介商”.与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学科类似.都充当了人文研究的数字馆藏的资料内容库姗，也充当了数字人文研究的依托基地和其技术的实践场所。档案研究者理应认识到档案馆藏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从而修正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即数字人文与计算机科学的密切度超越人文科学的认知偏差，这是保证数字人文在档案领域去工具标签化的前提。不可否认的是，数字人文的技术方法体系已日渐完善.如刘炜和叶鹰冽认为其至少由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VR/AR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六大部分组成，还包括国际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如“遥读” “文化性解析研究”等例。对于档案学而言，并不是所有信息技术都适合用来开发和整合档案馆藏资源。要结合具体的馆藏特点和开发目标来选取合适的技 98 术和方法.并将这些技术和方法与档案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如元数据、著录、数据库和开放利用等.切莫“唯工具论”，对数字人文工具不加思考的盲目依赖和崇拜，而忘记人文研究才是最初的导向。这样才能完成数字人文工具的真正使命。才能充分发挥档案学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能动性和价值。此外，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其馆藏资源具备原始性、真实性特征。因此，档案领域在技术转录数据的可靠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档案馆藏而开发的数字人文项目.是直面人文学者的。是特殊性的项目而非普适性的项目，其每个项目开发工具和方法的建构，都有着“定制”倾向。因此，其工具不会形成模式化的、无差别的流程，可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来增强其可重复利用性和可扩展性田]，也可通过关联数据和API等技术来增强其关联性、更新性和可维护性㈣。

　　4.2“需求维”的思辨

　　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包含了两个需求点，即“人文研究者的需求”和“数字人文研究的反向需求”。在 “跟风论”提出的内场景中.部分学者觉得当前的诸多数字人文研究都未完全满足上述两个重要的需求点。简单的来说，就是“人的需求”和“数字人文的运行需求”都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挖掘.并予以相应的匹配机制。我们先从人的需求谈起，在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中，人文研究者的需求应当作为研究的主要抓手和风向标，与“大数据”相对，可采取 “小数据”的观念来建构人文研究者的需求层次体系，以领域专家为核心，在研究的各个过程和阶段主动调研、访谈、观察和测度人文学者的思想、行为等个性化数据，辨别其需求类型，如学习类需求、科研类需求等.保证人文研究者是具备研究主动性的。满足其全过程的思考和理解需求;CL;'t-，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中，人的需求除了包含人文研究者的需求.还隐含了“档案人”的需求.作为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档案人.为了更好的理解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馆藏的组织和利用特点.需要充分理解档案学是如何成为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的，档案人需要通过重构学科知识背景.来满足自身的技术和平台需求田]。人的需求是容易察觉的显性需求，而数字人文的运行需求则是易被忽视的隐性需求，领域专家知识不对称现象是普遍存在客观事实。因此，不同的人文研究者对数字人文输出结果的接受能力是存在很大差距的。理论上来讲，每个人文研究者学习并充分理解数字人文技术的运行机制和档案知识表示的逻辑联系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这是极具挑战性的难题，我们可以在化解这个难题的持续性努力中，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建立一定的合作机制，为技术人员、档案人员和人文研究者提供一个舒适、高效的合作氛围与环境。以增强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总之，建立匹配机制。匹配各方需求，并以人文研究者的需求为核心需求.是保证我们的研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基础。

　　4.3“产品维”的思辨

　　在“跟风论”提出的内场景中.有学者认为当前的数字人文产品在价值、影响力和评价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而这三个方面是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的。如数字人文产品的影响力是其价值的体现、评价体系的缺失是影响数字人文产品价值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等。因此，我们在建设档案领域的数字人文产品时，要将价值、影响力和评价三个因素辩证统一的看待。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中的“产品”，包含了“知识”和“服务”两个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档案学视角下的数字人文产品应该是在知识组织、技术投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而形成的满足于人文研究者知识需求的智力型和服务型的产品。综上所述，该产品并不是以算法计算为主要推动力而建设的，而人文研究者的需求才是产品的主要牵引力。因此，不存在技术知识被定义为人文知识的现象。另外，因为研究者多为年轻学者就质疑其学术价值的论调也是有失偏颇的。当然，深化数字人文产品的内在价值以获取社会尤其相关研究者的公认度是十分有必要的。作为数字人文研究重要数据来源的档案领域，丰富的档案数据资源是其参与数字人文研究的王牌。因此.档案领域是数字人文进行量化研究的天然环境，档案学在对档案馆藏数据的规范处理方面也有着充足的经验。依据这些特点，档案实践部门可借鉴图书馆领域的相关经验.成立数字人文中心，并制定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资源保存策略、资源组织机制、资源遴选标准、元数据格式等规范化的体系政策，依据人文研究者的需求，为其提供专题数据库、人文研究工具包、可视化平台等多种知识产品，在必要时，档案人应立足于馆藏内容的分布.基于数字人文知识产品。运用多种知识服务手段.帮助人文研究者精准定位其需求所向E211。值得注意的是，档案部门还需制定一定的数字人文产品评价体系.对正在建设中或已经完成建设的数字人文产品进行追踪.及时收集人文研究者的使用感受和建议.最终实现档案领域数字人文产品的社会价值。——论文作者：左娜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