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10-12所属分类：经济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抵制日货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这是20世纪前期非常盛行的运动，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很长时间的运动，对于这段时间的研究并不多。在抵制日货行动对国家经济影响背景下，并不能反映前后延续长达三十余年的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整体面貌。以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日
抵制日货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这是20世纪前期非常盛行的运动，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很长时间的运动，对于这段时间的研究并不多。在抵制日货行动对国家经济影响背景下，并不能反映前后延续长达三十余年的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整体面貌。以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日本对华贸易为例，以日本对华贸易特别是对华输出为例，探讨抵制日货行动经济效力的真实写照。研究表明，抵制日货行动的经济效力在短期与长期上呈现出“一大一小”的现象，以及在不同商品上存在“或有或无”的特点。
关键词：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日本对华贸易
自1908年的“二辰丸案”引发中国首次抵制日货运动以来，其作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频频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探讨20世纪前期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目前，国内针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研究已有若干，这些现有研究在运动的过程、规模、意义等方面已多有论述，但对运动取得的经济效果，即对日所及经济打击效力未有过多触及。即使有，也多以“成效巨大”、“打击沉重”等笼统的辞藻概而论之，或缺乏详实数据之支撑，或仅以短期经济数据之变动及单次运动之经济效力为考察对象。
同时，针对抵制日货运动发挥的经济效力，日本亦存在完全相悖的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认为抵制日货运动对日“影响有限”，甚或完全否定运动的经济效力。概观日本出现的此类贬低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声音便可发现其亦以短期或单次运动为研究对象。那么，要想把握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真实状况便应超越短期及单次运动，在20世纪前期中国9次抵制日货运动①绵延之三十余年跨度内再次予以审视。
文章是在《日本外国贸易年表》、日本商业会议所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报告等有关抵制日货运动对日经济打击数据的基础上，以日本对华贸易为例对20世纪前期发生的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实像予以尝试性考察。作为一种经济属性强烈的社会运动，其效力不仅反映在贸易数据的变化之上，且与当时国际金银价格的变动、中日物价指数的差异不无关系。因此，对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评价绝非易事，但通过考察日本对华贸易额这一客观数据的变动，至少能从一个侧面对其经济效力带来某种新的认识。
一、围绕抵制日货运动经济
效力评价的“一高一低”
观察有关20世纪前期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论述，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针对运动经济效力的评价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给予很高评价，而另一种声音则极力贬低甚或否定其经济效力。其中，对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予以肯定的“高度评价”更多地出现在中国研究者的论述中，而贬低甚或否定的声音则频频出现在当时日本有关抵制日货运动的调查报告及之后相关的研究中。
举例而言，赵亲(1959)援引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报道指出：“1915年1月至4月之输出较上年同期减二千万圆，此固不外抵制日货之影响”，又说：“此仅仅为一至四月的数字，事实上四月以后抵制日货仍在进行，所以此数字是不完全的”，同时还援引雷麦(C.F.Remer)(1933年)的统计“1915年日本对华输出比1914年下降了12.5%”，从而认为“抵制期间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最严重打击”[1];再有，周石峰(2006年)就1931年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以“自1931年至1934年的4年之内，日货因受抵制而进口减少的价值，约在国币4亿元以上5亿元以下”为据，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给予很高评价[2]。诸如此類针对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高度评价”尚存甚多，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在日本有关抵制日货运动的调查与研究中亦不乏极力贬低其经济效力的声音。如东京商业会议所在《抵制日货对日本对华贸易所及影响》(『日貨排斥の対支貿易上に及ぼせる影響』)这一调查报告中就认为“时值日货优势而欧美制品输入困难之今日，抵制日货绝无彻底持续之可能，其对我帝国对华贸易之影响不谓甚大”。再如，当时日本三菱商事常务加藤恭平在《实业日本》(『實業の日本』)上以“经济绝交不足为惧”为题刊文就1932年之抵制日货运动声称：“此事件(上海事变)一经解决，抵制日货行为即可绝灭，日华通商亲善较之从前必加深无疑”。
此外，《东洋经济新报》以“抵制日货与对华贸易”(「日貨排斥と対支貿易」)为题，指出：“抵制日货于我对华贸易固无益处，然基于过往之例，其害轻微”，又说：“(前六次)排日运动每发生之际，我贸易虽遭一时之阻害，然我国蒙受之打击甚少，且事件过后我之对华输出反现增长，故影响甚微”。总之，这种极力贬低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评价之声在日本的有关调查与研究中屡见不鲜。
那么该如何看待围绕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果评价的“一高一低”现象呢?在中方的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对运动经济效力的“高度评价”，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是由于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积贫积弱，面对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中国不仅在围绕“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谈判、“巴黎和会”上的交涉中均蒙羞告败，并且面对日本“出兵山东”等野蛮军事侵略亦毫无反制之力。面对国家外交乏力的现实状况，作为发起于民间的非暴力性质的反抗行为，抵制日货运动被视为“弱国反抗强敌的不二法门”[3]76，且在有意无意中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其效力自然就被拔高了。
其二是由于这类“高度评价”多以短期或单次运动为考察对象，其中所用数据多是运动发生年份与前一年的比较，或运动发生年份内若干月份之间的比较。同时，观察前述日方有关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贬低性评价事例亦可发现，其关注对象同样是短期性的、单次性的。也就是说，无论肯定性的“高度评价”或否定性的“贬低评价”，在看待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时均缺乏一种宏观的、长期的视角。单就某一短期时段内或某一单次运动的经济效力而言，前述“一高一低”两种评价皆不谓错，但如果把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经年数据统括起来分析，应该能够得到不一样的结论。文中结合日本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对华贸易的整体变化，对萦绕于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始终的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予以更进一步的考察。在此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时期日本对华贸易发展的整体路径予以梳理。
二、日本对华贸易发展的两大转折
在以日本对华贸易为例分析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特点之前，有必要对20世纪前期日本对华贸易特别是对华输出的演变过程进行一个概括性梳理。整体而言，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贸易演进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迅速增长转折点，即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换言之，日本以这两次战争为契机迅速扩大了对华贸易尤其是对华商品输出。因此，只有把抵制日货运动纳入上述日本对华贸易的整体演变过程中，方可获得对其经济效力更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一)日俄战争与日本对华贸易的增长
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自明治维新开始起步，虽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为其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大契机，但由于当时日本尚未积累起能够向海外输出的资本，因此即便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先于欧美列强获得了在长江等的内河航行权以及资本输出权利，却因为资本积累尚不充分而无法行使这一权利。而欧美列强却利用最惠国条款的规定得渔翁之利，先于日本向中国输出资本。
直到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地位才得到实质性的强化。日本不但取得了南满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煤矿的经营权，还获得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同时又设立了殖民性质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年设立，资本金2亿日元)，开始向东北地区大量输出资本。
自此，日本的对华贸易尤其是对华输出才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由表1所示数据可知，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2年即1906年日本的对华输出额达到11 777.9万日元，与日俄战争前即1903年的6 499.4万日元相比增长了81.2%。到了一战前即1913年，日本对华输出额更是猛增至15 466.0万日元，相较1903年增长了138%，如再追溯至甲午战前即1893年(对华输出额为771.4万日元)，20年间增长了15倍之巨[4]9。至此，中国市场之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之重要性便不言自明了。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对华贸易的增长
20世纪前期日本对华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快速增长转折点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恰如日本元老井上馨所言，一战成为日本“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欧美各国由亚洲市场的暂时性退出为日本提供了天赐良机，再加上对欧洲的武器出口，促使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飞跃性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1913年，日本尚有1亿2 400万日元的外债，但仅在1914至1919年的短短6年时间内，日本不仅偿还了战前的所有债务，还出现了约26亿日元的结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棉布产量增长了约16倍，钢铁产量增长了8倍，黄金储备增加了近6倍。特别是重化学工业取得了飞跃性发展，规模扩大了近五倍，不仅告别了一战前完全依赖于海外进口的被动局面，而且还满足了协约国的需求[4]22。
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日本紧紧抓住英法等国由亚洲市场暂时退出的机会，以迅猛之势扩大其在华经济权益。如数据所示，日本的对华输出额大致从1916年起出现迅猛增长，一战结束后即1919年日本的对华输出额猛增至44 704.9万日元，是战前1913年的近三倍之多。这一趋势虽然在20年代初期出现了短暂性的下降，但降幅有限，对华输出额的高位运行一直持续了近15年直至1930年。如表2所示，1930年日本在各国对华输出额中所占比重以26%居于首位。
经过了上述两个阶段的发展，日本在华经济利益得到空前强化，同时日本的商品输出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也变得越来越高。如日本对华输出额占其对外输出总额的比重由一战前即1913年的20.9%猛增至战后即1919年的38.2%[3]212。也正因如此，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带来的经济冲击亦时刻牵动着日本朝野的神经。
三、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实像
抵制日货运动作为日本对华政治与经济侵略，甚至军事侵略行径引发的社会现象，同时作为积贫积弱之国民发起的反抗运动，对其经济效力的探讨角度绝非单一而是多角度的。但若考虑到抵制日货运动中如影随形的商品抵制这一强烈的经济属性，那么首先从日本对华贸易及不同商品对华输出数据着手分析是十分合理与必要的。笔者使用《日本外国贸易年表》、日本商业会议所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报告等有关抵制日货运动对日经济打击的数据，分别从“短期效力与长期效力”及“经济效力的商品差异”两个层面对20世纪前期中国屡屡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实像予以探讨。
(一)短期效力与长期效力的“一大一小”
如前所述，由于目前围绕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一高一低”两种评价声音均基于短期或单次运动视角，故未能反映出从20世纪初持续至30年代中期的此一运动经济效力的整体面貌。因此，为了掌握萦绕于该时期中日关系始终的这一重要现象的实像，有必要从日本对华贸易的整体进程中予以考察。鉴于前述抵制日货运动商品抵制这一显著的经济属性，其经济效力或对日经济打击程度首先便体现在日本对华贸易数据的变化之上。
显示的是1900年至1937年间日本对华输出额的变化趋势。观察此趋势图可知，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即抵制日货运动延续之30余年内，日本的对华输出额整体变动趋势下存在五处明显的“U字形变动”。此五处“U字形变动”恰恰与历次抵制日货运动前后持续之区间相一致。即分别为1907年-1910年、1914年-1915年、1919年-1925年、1925年-1928年、1931年-1934年5个时段。
上述1900年-1937年间日本对华输出额趋势图中出现的5处“U字形变动”曲线均与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年份重合的现象绝非巧合，仅此便可直观判断出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对华贸易受挫存在着直接性关联。然而仅从这种直观性关联的简单表象来判断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大或小难免有主观之嫌，因此仍需以客观数据为据逐一分析。结合表1与图1，可发现在日本对华输出额的变化趋势中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规律，即随着抵制日货运动的发生，日本的对华输出额出现大幅下降，而运动一旦平息则立刻出现反弹，且有时是报复性反弹。具体而言，首次抵制日货运动发生之1908年的日本对华输出相较前一年下降29.3%，但到了1910年对华输出额相较1908年则反增48.8%。
再如1915年前后的对华输出额的下降率与增加率分别为13.4%与36.6%;1923年前后的两个数据为18.4%与28.0%;1927年前后的两个数据为20.8%与11.7%。最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的规模及持续时间均(1930年-1934年)达空前水平的抵制日货运动中，虽然位于谷底的1933年的日本对华输出额相较1929年减少了68.8%之多，但到了1935年仍然出现了37.4%的反弹。如此看来，对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评判绝非只言片语即可获知结论。也即是说，单就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当年日本对华输出额的大幅下降狀况而言，可以判定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是巨大的，否则就无法解释1933年日本的对华输出额较之1929年出现68.8%剧烈下跌的原因了。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种经济效力又是短暂性的，因为随着运动的结束，日本对华输出额出现了更大幅度的增长。
以上笔者就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年份日本对华输出额出现大幅减少的状况予以了详细考察，但从数据中还可发现同样是在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年份中，1909年、1919年、1925年、1928年的日本对华输出额却出现了增长的情况。在分析此一日本对华输出额不降反增的情况时，必须承认这几个年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1909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是由日本强行“改筑安奉铁路”问题而引发的，此次运动自1909年8月爆发至同年12月即告结束，在历次运动中持续时间为最短，所及地域范围也仅限于中国东北地区。因此，此次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所致经济打击力度亦较为有限。
即便如此，仍需认识到日本在1909年的对华输出额相较1907年的8 561.9万日元仍存一定差距。1919年日本对华输出额出现的大幅增长则更多是由于一战后欧洲各国产业尚未恢复元气，给了日本商品可乘之机所致。《李顿调查团报告附属书》曾就一战期间日货对华输出出现迅猛增长的局面指出：“(其原因)在于欧洲诸国陷入世界大战自顾不暇，无法供给中国抵制之日货的替代品”。192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虽然起初是由上海日本纺织工厂发生劳动争议而引发，但自5月30日发生了英国警察镇压示威群众的“五卅惨案”之后，中国民众把抵制矛头转向了英国。
同时，由于日本纺织工厂的劳动争议在8月即得以妥善解决，因此日本商品不仅躲过一劫，甚至有日方资料认为“对华贸易借抵制英国商品之机出现了好转”[5]。事实上，1925年日本的对华输出额相较1924年出现了34.5%的增长。最后，1928年日本对华输出额出现的增长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上一年北伐战争导致的进口锐减情况的反弹所致，二是因为192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正税率”，各路商人赶在税率提高之前加大了商品交易规模。
以上就日本对华输出额在历次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年份前后的变动特点予以了考察，应该说这种变动是围绕运动发生前后的短期性变动，并未发映出自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抵制日货运动持续期间内日本对华贸易的整体趋势。从图1可以看到在1931年之前，虽然在历次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前后的日本对华输出额出现了波动现象，但从整体趋势而言呈现出的是逐渐上升的态势。如前文所述，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对华贸易在此期間经历了两个非常关键的增长契机，即日俄战争与一战。
因此，在一个日本海外扩张，特别是对华经济侵略步伐空前加紧的时代之下，中国社会以时断时续的抵制行为自然难以招架或阻挡日本商品的大量涌入。因此，从日本对华输出整体性增长的长期趋势而言，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难称大反谓小。即使是1931年至1934年间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抵制日货运动，虽对日本对华贸易给予了空前的打击，但从表1及图1也可看到日本对华输出在运动刚告结束不久便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1937年的对华输出额较之1933年增长了65.6%。
从以上针对日本对华输出在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前后的变化特点，以及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的整体发展趋势，把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的特点总结为“短期效果大”与“长期效果小”。虽然如同雷麦(1933年)所言：“日本的整体经济状况、金银价格的变动等对其对外输出的影响亦不可忽视”[6]，但通过考察日本对华贸易在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三十余年内的变动趋势亦可探知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之一斑。
(二)不同商品上经济效力的“或有或无”
如前所述，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虽然在短期内体现的十分明显，但在较长时段内却难以称得上很大，或可说其经济效力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结束后日本对华输出的大幅反弹而遭至否定。但是，在以下不同商品上体现出的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则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日本的对华贸易在经历日俄战争与一战两个重要节点后均出现了飞跃性的增长。日本对华输出的商品从火柴、香烟等小件商品到棉纱、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再到煤炭、铁等资源品，可谓品种繁多，数不胜数。抵制日货运动取得的经济效果体现在各类商品对华输出额上的变化自然亦有很大不同。进入20世纪后，堪称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前后历经9次之多，每次运动涉及之日货种类亦繁多琐碎，因此从不同商品角度探讨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时很难对9次运动实现全覆盖。因此，在此仅选取其中若干次予以考察。
在以不同商品为切入点探讨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之时，如同日本的资料指出的那样，“其影响依商品种类相异而绝非同一。生活必需品受其影响轻微，奢侈品受其影响则甚重。同时，呈垄断态势之日本商品所受影响微不足道，而对于国货及外国制品成竞争关系之日本商品，由于代用品之入手轻而易举，故其所受影响不容小觑。再者，处于需求与交易旺盛期之商品相较淡季商品蒙受损失沉重，库存过剩商品相较库存少量商品所受影响巨大”。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当时中国民族产业形成激烈竞争关系的日本棉纱与棉布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受到了尤为突出的影响。
进入20世纪后，棉纱与棉布成为日本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菊池(1966年)曾指出：“(日本)以输出大宗商品之生丝获取的资金储备购买钢铁、机械等重工业制品，一方面不断强化军事装备与基干产业，一方面输入棉花培养纺织工业之又一大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最终达到称霸中国棉丝及棉布市场的目的”[3]78。为此，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开始迅速加大对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棉纱与棉布的输出。
日本棉纱的对华输出始于1890年，虽然当时日本棉纱的机械生产能力尚且仅能满足国内消费的46.6%，但由于这一年日本首次经历的经济恐慌造成大量棉纱滞销，于是日本便借机开始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棉纱。此后，日本在接连取得了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后逐步扩大了其棉纱在华市场的地位。到了一战前夕，日本终于一改此前印度棉纱独霸中国市场的局面，其棉纱在中国东北与华北地区占据了相当之地位(见表3、表4数据)。此外，在一战期间，日印两国棉纱的对华输出量在各自棉纱输出总量中所占比重均达到80～90%之重，中国成为左右日印两国棉纱输出的最为重要的市场，两国因此在争夺中国市场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是，由于印度棉纺织业始终未能摆脱殖民地工业的属性，故其产业发展不仅未能得到贸易上的保护，反而经常受到来自英国棉纺织业界的牵制。
与印度所处的被动局面相比，日本的棉纺织业则要幸运的多。日本的棉纺织业不仅在地利上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且还得到了政府的强力保护，同时利用完备的金融及运输条件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另一方面，1890年之后日美两国在棉布的对华输出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夺。到了1906年日本组建“棉布输出组合”之后，日本在厚棉布领域已然对美国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在此之前，美国棉布在中国的进口棉布市场上占据80%～90%的份额，而日本仅占据区区1%～5%，而在此之后日本棉布的中国市场占有量猛增至40%～70%，美国的占有量则锐减至50%～20%[4]19。此后，日本又抓住一战这一天赐良机，实现了棉布对华输出的飞跃性增长，如表4数据所示，1919年其棉布对华输出量飙升至8 358万两，达到1913年4.5倍之巨。
在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一战之后，中国实现了以纺织业为首的民族产业的快速发展。如表6数据所示，1914年-1921年由民间投资设立的棉纱厂数量由21家激增至519家，棉纱锭数由1914年的50.3万锭增至1921年的123.9万锭。棉布织机也从1914年的2 566台增长了愈两倍至6 675台。总之，棉纺织业在一战后发展成为中国民族产业的支柱之一。
从以上有关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加剧与中国民族产业发展之迅速态势可知二者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冲突是无可避免的。进而，在抵制日货运动展开之际，对中国民族产业构成严重威胁的日本棉纱与棉布受到的冲击自然也为最大。如表7、8、9、10所示，在1908、1915、1923、1931年4次抵制日货运动展开期间，1908年日本棉纱的对华输出额较之1907年减少了875万日元(34.7%)，棉布对华输出额减少了50万日元(11.3%)。同样，相较1914年，1915年日本棉纱对华输出减少额超过900万日元(14.0%)。再如，1923年日本的棉纱与1922年相比锐减1 500万日元(39.0%)，棉布与丝绸分别减少近900万日元(15.8%)与逾300万日元(24.4%)。
最后，相较1930年，1931年日本棉纱对华输出额锐减1 266万日元(84.1%)，棉织品亦有逾一半的跌幅。当然，不仅限于棉纱与棉布，其他众多商品的对华输出额也在抵制日货运动期间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如1908年日本香烟较之上一年锐减了超过一半，药品、肥皂、袜子等日用品的对华输出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再如，与1914年相比，1915年日本砂糖的对华输出减少额亦达300万日元(25.5%)之巨，同时寒天、洋伞、玩具、火柴等均呈现大幅减少的态势。又如，1923年的水泥、轮胎的对华输出额较之上一年度均减少近一半幅度。而在1931年，除了极少数商品外，绝大部分商品較之1930年均有大幅度的减少，其中，纸张的对华输出额锐减1 755.4万日元，降幅达到惊人的96.3%。
另一方面，除了上述抵制日货运动展开期间出现的对华输出额锐减的商品之外，也有部分日本商品表现出不降反增的态势。如1908年的海产品、砂糖及火柴分别有61.4万日元(16.0%)、88.5万日元(57.7%)、48.6万日元(11.8%)的增长。1915年的樟脑、煤炭分别有43.0万日元(52.1%)、139.2万日元(18.7%)的增长。1923年的精糖、铁制品、水产品、煤炭亦分别有110.0万日元(14.9%)、74.7万日元(41.7%)、99.9万日元(51.3%)、157.8万日元(52.1%)的增长。再如，即使在历次抵制日货运动中规模居于首位的1931年，虽然绝大部分日本商品的对华输出额都出现了急剧减少，但铁与机械的对华输出额却仍然分别表现出了56.8万日元(35.8%)、144.3万日元(27.3%)的增长。
综上所述，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在日本对华输出的不同商品上体现出“或有或无”的特点。即日本对华输出的部分商品，特别是作为大宗商品的棉纱与棉布遭受到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存在对华输出额不降反增的商品。当然，诚如雷麦(1933年)所言，日本的对华商品输出同时也受到国际金银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但仅就抵制日货运动激荡进行之期间内而言，日本商品所受打击不可谓不大。
结 语
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是中日关系中大事件频起的一段历史。正因如此，学界对诸如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等历史大事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却忽视了对抵制日货运动这一萦绕中日三十余年并不谓小的问题的研究。抵制日货运动作为一种具备政治与外交属性社会运动的同时，其经济属性亦不容忽视。有鉴于目前针对抵制日货运动规模及影响等的研究本身即为数不多的状况，其中涉及运动经济效力的探讨更是为数寥寥。如前所述，在这些围绕运动经济效力的为数寥寥的研究中，常见“一高一低”两种相悖的评价声音。这种以短期或单次运动为考察对象的“一高一低”的评价自然难以反映前后延续长达三十余年的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真实面貌。
文章尝试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即抵制日货运动持续的三十余年整个时间跨度内，以日本对华贸易的整体进程为参照，对运动在日本对华贸易尤其是对华输出方面的经济效力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即抵制日货运动发生期间内的经济效力是巨大的，但长期即抵制日货运动延续的整个时代跨度内的经济效力是较小的。同时，抵制日货运动在日本对华输出的不同商品上体现出的经济效果亦存在差异。
此外，由于抵制日货运动属性的多样性，对其研究也应该是多方面、复合型的。单就其经济效力而言，也不应仅限于文章所及之日本对华贸易范畴，从日本航运业、金融业等方面亦多有可探讨之余地。把这些方面的研究作为今后之课题予以深入考察。总之，抵制日货运动作为20世纪前期萦绕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现象，对其研究不仅可获得审视中日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的新视点，也能够为研究21世纪新时代背景下多次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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