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5-01-04所属分类：经济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当前，我国从事发展规划评价的研究主体官方背景过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评价的客观性。政府应落实行政职能转移的有关精神，利用政策工具等手段，积极引导具有实力的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参与发展规划评价工作，建立常态化研究机制，持续对发展规划进行跟
摘要：当前，我国从事发展规划评价的研究主体官方背景过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评价的客观性。政府应落实行政职能转移的有关精神，利用政策工具等手段，积极引导具有实力的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参与发展规划评价工作，建立常态化研究机制，持续对发展规划进行跟踪研究，切实提高评价研究的独立性和可信度，推动发展规划真正落地。
关键词：国民经济,经济制度,经济措施
针对我国发展规划评价研究范围较窄的情况，建议应在进一步做好中期评估研究的同时，加强对监测机制的研究，努力将研究视野拓宽到整个评价体系。在进一步做深对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同时，加强对指标体系背后的价值体系研究，提高研究的深度。在做好对中央层面发展规划评价支撑的同时，加大对省级和以下政府层面发展规划评价的支持，以促进我国发展规划评价整体水平的提升。
发展规划评价学术研究应走在实践的前面，为该领域的实践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在研究方法论的同时，学术界更多地要结合实践，坚持理论先行的思路，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和工程项目后评价等成熟方法，尽快建立指导具体工作的理论框架，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为丰富研究成果提供厚实的基础。
发展规划评价研究涉及面较广，不仅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而且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宏观视野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当前活跃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单位多为综合型科研机构，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政策研究单位。从自我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专业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机构不仅数量偏少，而且多为官办机构，缺乏中介机构，不利于提高评估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国家发改委对发展规划中期评估的要求，不仅是推动发展规划评价研究的最主要的动力，而且也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对象。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发展规划指标体系的研究，而忽视价值体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政府的中期评估，而忽视了日常监测机制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规划文本与实施目标的一致性，而忽视了文本本身的科学性。总而言之，在研究对象方面，发展规划评价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层次不够宽广，需要拓宽学术视野，增强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发展规划评价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深化，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以胡鞍钢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我国发展规划评价研究起步较晚，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方法论层面，在理论方面建树不多;局限于国家级发展规划评价层面，在省级及以下政府发展规划评价方面鲜有涉及。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跨越转型的关键时期，亟需发展规划评价这一指挥棒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但是，总体上看，学术界关于发展规划评价研究不能完全支撑政府的迫切需求，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由于历史原因，“二五”至“五五”计划文本未曾正式公布，这给文献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由于这段时期发生了“大跃进”、“三线建设”、“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五年计划的编制与执行受到较大影响。董志凯(2003)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决策的形成与修订缺乏广泛参与的民主基础，以及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干扰等因素，导致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也使五年计划估价不准确。比如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人民日报曾宣布提前3年完成。但经核实1962年核实数仍低于公报数。计划实施结果估价的不可靠性，直接影响到中央做出下一步科学决策。总体来说，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完成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王亚华(2007)通过逐一考察的方式，得出结论:“一五”、“六五”、“八五”、“九五”完成较好。从计划制定的科学程度来看，“二五”、“七五”、“八五”较差。鄢一龙(2012)从目标完成率、偏离度、计划期发展情况等纬度构建了五年计划绩效指数，首次对我国已经实施的11个五年计划绩效进行了定量评估。杨竺松(2013)基于科学发展指数体系，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实施评估:“九五”科学发展指数为60.79，“十五”为62.52，“十一五”为67.86，“十二五”中期为72.04。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规划评估重视程度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对单个规划评价的研究成果。王亚华等(2007)从目标一致性角度对“十五”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实施情况总体良好，但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能源与环境等方面出现偏差。社科院经济学部课题组(2009)研究报告表明，“十一五”规划运行三年以来，实施总体进展顺利。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努力建设和谐社会。胡鞍钢等(2008)按照一致性评估方法，对“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系统评估。在总体进展良好的同时，存在着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模式转变、资源环境制约硬化等方面的挑战。祝宝良等(2013)认为，预计“十二五”规划期末指标完成率将接近90%，创造我国五年计划(规划)最高记录。
发展规划评估机制在我国尚属于新生事物，还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学者们针对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评估机制改进优化的建议和意见。刘春雨(2012)针对当前规划监测评估缺少推动机制、监测手段和考核办法等问题，分别从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年度考核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郝彦菲(2013)认为，要建立规范完善的规划评估体系，强化人大对中期评估的监督作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评估机制，与时俱进创新评估方式与方法，建立人员结构合理的规划评估专家委员会。高辉清(2013)认为，要建立节能减排指标地区间合理分配机制，建立和完善面向各级规划的评估体系和节能环保监测网络，多管齐下健全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对于构建规划评估机制来讲，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可评价性非常关键。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我国规划编制脱胎于“五年计划”，起步于“十一五”，缺乏经验，存在着不少问题。贾川(2012)认为，当前评估工作导向多元表述含糊、指标设置偏于保守等自身缺陷导致难以评估，平行级规划协调不足、上下级规划衔接不够等体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评估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公众参与程度仍需提高。因此，要完善规划体系，明确规划边界，改进规划编制方法，强化考核评估机制，构建公众参与平台。吴殿廷等(2012)认为，“十一五”规划是系统、严谨、科学的发展规划，但规划中的经济目标偏低，社会和资源环境目标个别偏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要求必须对规划实施进行评估监测和及时调整。鄢一龙(2009)提出了“规划蓝图—实施情况”一致性评估办法。但是，该方法对规划本身合理性不能作出评价，这使得对规划深度评估较为困难。
指标是构成五年计划(规划)的核心部分，也是规划评估的重要依据，其调整反映了政府执政理念和价值观的变化。改革杂志社专题研究部(2011)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城镇化率3个预期性指标，以及人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国总人口3个约束性指标，对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进行了述评。王永瑜(2010)研究了改革开放后六个五年规划以及31个省级政府“十一五”规划，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其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1.指标数量逐期减少;2.指标结构由经济性向非经济性转变;3.指标类型由具体向综合转变。胡鞍钢等(2010)认为，“十二五”规划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彰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原则和主线。“十二五”规划反映了我国政府由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公共服务的转型。指标的合理设置与规划评估直接相关，对于提高规划评估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些专家学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指标的设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胡铁雯、顾海兵(2012)对“八五”至“十一五”计划(规划)主要指标变化和执行情况进行了研究，建议指标体系应保持稳定性、科学性和预见性。代明、江思莹(2013)通过研究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应用层次分析法编制了规划实施成效量表，提出了九项要素层指标和二十六项具体指标，并还利用量表对国家“十一五”规划完成情况进行了评价。李方正(2014)认为，长期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可带动经济的增长，金融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认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中长期规划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增长指标在规划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科技、环境、资源、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等指标重要性更加突出。在这一指导原则下，对规划指标体系的设置提出了政策建议。
虽然西方国家也通过规划工具进行公共事务管理，但由于国情历史、政治制度的差异，其决策的理念与机制与我国大相径庭。胡鞍钢(2012)从决策哲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五年计划的独特性，并得出中国计划决策哲学的核心是实事求是。王亚华(2009)发现，转轨和市场经济时期的计划制定普遍保守，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目标制定普遍偏高。因此前者完成情况大大好于后者，但前者的预期准确性和完成的同步性下降。在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计划(规划)决策模式也经历了学习和成长的过程，逐步向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发展。王亚华(2007)根据历次计划制定的制度化程度，将10个五年计划分为5个时期:“一五”———制度化建立时期;“二五”———制度化破坏时期;“三五”、“四五”———非制度化时期;“五五”、“六五”———制度化重建时期;“七五”至“十五”:制度化深化时期。鄢一龙等(2011)认为，从决策模式来看，中国制定五年计划经历了以下阶段:内部集体决策模式;“一言堂”决策模式;内部集体决策模式的重建;咨询决策模式;集思广益决策模式。胡鞍钢(2011)提出，“十二五”规划编制历经中期评估、前期研究、形成思路等11个步骤，是中国公共决策民主化的最好案例。这说明了我国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公共决策机制，未来将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付出了环境和资源的巨大代价。李强(2013)通过对绿色发展相关指标中期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对“十二五”规划绿色发展情况和趋势开展了评估，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张雪花(2005)等认为，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中应体现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影响，并探讨了在区域“十一五”规划中体现资源价值与环境成本的必要性、基本思路与工作程序。唐忠辉(2009)提出，目前，开展国民经济规划环评的法制、政策和技术等条件已初步具备。应按照预先评价、整体评价和评价审查三个阶段，由不同主体组织实施国民经济规划环评，并统筹考虑与其他类型环评之间的协调关系。赵书新(2010)提出，当前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没有体现全面性原则，没有满足动态考评的需求，考评方法单一。因此，重新界定了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并提出要定量与定性描述相结合;重视预测方法的科学性;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口分析;注意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的分析;科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周敬宣(2010)提出，基于目前战略环境评价存在的问题，可以选择区域国民经济和发展规划环境评价作为突破口。要建立区域规划的战略环境评价导则，将“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作为评价对象，分别从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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