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12-10所属分类：教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王阳明关于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可比照地理解仿真知识及其祛道德性问题。仿真知识对现实社会的代码化重组，强有力地实现了现代多民族社会在道德上的整合，并实现了这个道德一体化的社会内部人们之间有效的符号交换，从而大大降低
摘要: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王阳明关于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可比照地理解仿真知识及其祛道德性问题。仿真知识对现实社会的代码化重组，强有力地实现了现代多民族社会在道德上的整合，并实现了这个道德一体化的社会内部人们之间有效的符号交换，从而大大降低了社会误解的风险。现代商业社会的交换原则，是仿真知识用数字语言兑换和描述现实世界的基本动力。但是，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了单纯服从社会秩序的被动的道德性与民族文化习俗中遗留的真实的道德感之间的分裂。
关键词:仿真知识:代码形而上学;交换;祛民族化;知行合一;王阳明
按照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的广义理解，仿真知识(simulationknowledge)崛起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1]68它是一种试图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或“还原”现实世界及其变迁过程的知识形式。其基本的特征在于否认知识的实践或道德属性，强调知识在价值上的中立性和非人格性。但是，以祛道德化为主旨的仿真知识，却哺育出了一种以数学等值交换为原则的商业道德。[1]80
本文以知识人类学的立场，参照王阳明的知识学框架，试图说明现代仿真知识的生产必然引发一种跨民族的、或者说祛民族性的道德整合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现代道德符号的普世交换成为常态。
一、知行合一:知识的道德行动能力
霍克海默(MaxHorkhermer)和阿道尔诺(TheodorAdorno，通译“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断言，现代社会的文化产品，可以像工业产品一样进行标准化的大批量复制。[2]107-108这一论断至今被左翼理论奉为圭臬。它似乎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知识这种高度复杂的文化产品，也可以被标准化和批量化地加以生产。如果深入到知识人类学的细部，也许我们会发现，西方泊来的知识体系所具有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特征，是导致文化产品可以被复制的根本原因。中国古人所追求的知识，内在地蕴涵着在行动中认知的实践维度，但是这个行动的维度在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崛起之后，就迅速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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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道德中“行”的认知意义
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里，知识最重要的维度恰恰不是纯粹智性的认知，而是行动。这一点，与西方泊来的现代知识体系大相径庭。
一方面，从《中庸》划分出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开始，古代中国知识，确实存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或者说“知”与“行”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断定知识内部包含着行动的倾向，也就是论证知与行的同一性，拆除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壁垒(即实现所谓“知行合一”)，仍然是中国知识论的主流。对于知识与行动的整合问题，王阳明无疑是集大成者。他关于“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3]的论断，致力于驳斥朱熹知性拆分、行先知后的学说，从而打破知识与行动的边界。正因为如此，当黄以方(黄直)提出“人能行孝，方谓之知孝”[4]323的问题时，王阳明尽管没有直接批评，却暗示这个观点仍然强行区分“知”和“行”，其实知与行本是一体，所以，这个区分实际上是多余的[4]323。也就是说，在王阳明看来，黄以方的观点，虽然是在表明知与行二者的统一，但是他把它们作为“二者”的这个前提，本身就已经默认了知与行的分裂。与之相反，对王阳明来说，显然“道问学”的内部就已经隐含着“尊德性”的维度。或者说，在古代中国一些思想家看来，认知活动本身具有实践的潜质和含义。这是中国传统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行”，是人的实践或行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行动。也就是说，“知行合一”实质上也就是认知与道德行动的合一，是知性与德性的合一。如果借助赖尔(GilbertRyle)的观念[5]，那么中国古代知识，在总体上就是一种道德的能力之知(knowing-how)，而非命题性知识(knowing-that)。关于王阳明思想中的“知”并非命题性知识这一点，学界几乎没有疑问。有争议的是，王阳明的“知”，能否放入赖尔知识论的框架体系?或者说，王阳明的“知”概念，到底是赖尔所说的“道德能力之知”[6]33，还是一种超出赖尔二元知识框架之外的第三种知识即“动力之知”[7]?本文服膺郁振华教授的观点，认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论的主流学说，是一种道德的能力之知。
(二)见闻之知与仿真知识:知行分离
正如郁振华教授的分析，对于王阳明而言，或者对于整个传统儒家主流的知识论来说，“知”之所以能够占据“第一义”的崇高地位，恰恰由于它具有在道德上的可实施性，也就是说，它对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现实而直接的规范意义。[6]26那些不具备道德上的实施性的知识，则属于所谓的见闻之知(大体相当于赖尔所说的“命题性知识”)，不值得看重。如程伊川言:“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8]王阳明也认为:“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见闻。”[4]26可见，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严格区分，承自北宋，非阳明之独说。见闻之知之所以不具有“知”的实践性或可实施性，恰恰在于知与行中间的天然衔接被“私欲隔断”[9]71。结果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而未行，只是未知。”[9]71换句话说，对儒家思想家来说，那些不具有行动维度的“知”，即见闻之知，不能被认为是真知和良知，不过是一些“伪知识”，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仿真之知”。
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验证了王阳明的预言，“知”与“行”走向彻底的分裂，或者说“知”内在地丧失“行”的维度，而这正是从近代哲学把人的个体欲望加以合法化开始的。近代以来西方经验主义的崛起，首先切断了知识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进而也就自然切断了知识与行动之间的联系。其中，休谟(DavidHume)严格区分“是”(知识)与“应该”(道德)，直接导致了此后现代知识体系的价值中立立场，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知识不再与人的具体生命体验或道德体验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抽象知识[10]2。与此相伴，知识的生产过程的非功利性(献身知识事业)与知识在实践上的功利性(知识就是力量)，也被同时认可。至于“私欲”[9]71在知行分裂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王阳明一口断定“私欲”隔断了“知”之中的“行”的维度?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近现代世界历史演进的根本驱动力量。我们留待本文第二部分解释。
这样一来，知识的实践维度(道德)，就被置换为知识的实用维度(财富)。这是近代以来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至为重大和深刻的变革。所以，王阳明所预言的知行合一被“私欲”所隔断，大约可以理解为知识的实用化和这个知识在个人道德上的不可施行化。
(三)仿真知识祛道德化的前提是主客分离
中国古典知识与近代西方知识的分野，约略可以理解为实践知识与仿真知识之间的区别。所谓实践知识，在于它致力于引导人去践行这种知识所内涵的道德诉求或人格诉求，所以这样的知识的最大和最鲜活的特征，在于它与每个人的人生体验直接相关;而中国古代文人的道德践行，又反过来鼓舞着他们对天地自然的一种道德化的理解。这样一来，天地万物的真相与道德君子的言行，就具有了共同的本源。所以中国古人所认知的世界，是一个道德化的世界;而“我”对这个世界的知性的认识，与“我”对天地自然的德性的践行，其实为一为二。“我”认知这个世界的渠道，就在于我体验和领悟这个世界所暗含的道德意图。这种认知世界的进路，与西方近代以来区分主体和客体、把人与自然世界对立起来的主客二元知识观大相径庭。所以，当阿多诺断言西方知识的前提在于主体(我)与客体(物)的分离先于一切其它概念而存在的时候[11]，张载却认为儒家知识的追求是“视天下无一物非我”[12]。仿真知识，大略也就是宋儒和明儒所说的见闻之知，与人的个体的直观道德体验恰恰无关，它建立在知识的数学化和抽象化基础之上，与人的基本道德情感相互隔断，也就是所谓的价值中立。这样，仿真知识就至少带来了三个现实的或者说直接的后果。
其一，在现代社会，道德品性退化为一种私人事件，而知识成为一种公共产品。所以，一个学者的学识与个人道德操守，可以分开来评价。
其二，现代人的学术产出在数量上可以远远超过古人，因为这些知识可以脱离学者的生命体验而直接作为一种智性或智术而存在。这种被王阳明称为“见闻之末”[4]26的现代知识，与古人在自己直接的生命体验中艰难育化而成的“知行合一”之知，其生产途径的不同，决定了其产量的不同。前者并不依赖于学者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体验的投入，而是依赖于科研经费和设备的投入。
其三，仿真知识并不产生于学者的生命体验，因此也不以个人的日常践行的情况作为判断标准。即使仿真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出现了不符，人们也只会调整用数字表述世界的具体策略和操作路径，而不会怀疑数字对世界的表述能力或世界在数字语言之中的可表述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践对真理的检验能力，也是在现实世界的可数字化这一前提之下成立的。
二、仿真知识的生产与商业社会的交换秩序
仿真知识的本质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数字模拟和还原，并对此模拟过程的结果进行数字表达。正是由于数字的介入，仿真知识才最终成为一种高度标准化的知识。这里所谓的标准化，指的是知识对现实现象进行描述的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
(一)仿真知识:释义与源流
仿真知识所处理的，不是感性的直观世界，而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化的模拟世界。这就意味着两点。其一，在直观的现实世界之上，覆盖着一个代码化了的模拟世界;其二，数字代码模拟社会世界的前提，是假设社会具有与自然一样的客观性，因此一样可以被数字所模拟。不仅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可以还原为数学模型，而且社会运动和变迁的机制、规则，也能用数学这种“高级语言”或编程语言来加以表达。[13]
狭义而言，仿真知识指的是运用计算机对现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及社会变迁进行数码模拟而产生的知识;广义上讲，即使在计算机发明之前，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已经具有了强烈的仿真倾向。是否使用计算机，只是一个工具问题，并不实际影响仿真知识的本体论假设、方法和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意图。也就是说，任何知识，只要试图以数理建模的形式来还原真实世界并描述社会事实、社会运动和人的行为规范及其变化过程，就都是广义的仿真知识。
所以，仿真知识至少应该具备四个特征:第一，用数字化的抽象的逻辑语言来表述世界、社会及其运动，并相信这一套数字语言与真实的感性世界能够最终建立起完全对应的解释关系;第二，把世界和社会理解为一个数学化的程序或秩序，包括人的道德实践也不例外;第三，具有非人格性，即与具体的个人道德体验和情感经验无关，甚至把后者视为一种干扰仿真准确性的消极因素;第四，仿真知识被认为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
对此，鲍德里亚有十分精彩的阐释。在他看来，人类(主要是西方)仿真时代的来临，远比计算机时代要早得多。实际上，伴随着文艺复兴的步伐，现代符号体系开始崛起，这个符号体系对真实世界的仿真或模仿，承担着现代社会一个至为关键的作用，那就是为现代商业活动中的交换行为提供一套符号化的“等值”关系[1]69。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的一切交换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商品作为符号具有相互建立数学意义上的等值关系的某种途径和方式。正如仰海峰所说:“这种方式就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与物的交道方式和对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14]也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在文艺复兴所伴随的现代商业体系和现代符号体系的崛起之时，数学，作为一切商业交换所必不可少的“等值”关系的担保，介入到现代社会的仿真知识生产运动之中。
(二)商业交换:仿真知识生产的社会动机
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之所以必须是数量化的和仿真性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是一种商业文明架构。现代社会中的任何具体、现实的东西，都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社会实现。一件商品，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15]所以，现代资本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恰恰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这样一来，两种(推而广之为一切)性质完全不同的物品，它们之间以价值量为换算基准的符号等值关系，就成了整个现代社会秩序的关键。正是在这个商业社会内在需求的强烈推动下，千差万别的事物都被一套庞大的数码所置换和还原，所以每一个事物都拥有了一个精确量化的数的指标，以及这一指标所能兑换的等价关系。比如一件商品的价格，一个学生的高考分数，一位学者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论文数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仿真知识的本质就是对真实世界的代码化和参数化。它远远不止于计算机编程模拟这一工具形式，计算机模拟只不过是世界仿真化的一个技术手段上的升级而已。事实上，从文艺复兴至今的数百年间，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所要追求的一切以数学语言描述客观世界的企图，最终都体现为仿真知识的不断自我加强和普世化。或者反过来说，现代社会中的仿真知识从产生到不断进化的过程，始终受制于一个强大的驱动力量，那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商业文明及其交换原则。正因为如此，所以仿真知识体系所构建出来的那个与真实世界完全平行、却又全面覆盖了真实世界的代码世界，就成了实现现代交换的真正场所和秘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他们自己构建起来的“数字性的代码形而上学”[1]80之中，这一代码形而上学的最大功能，就在于它重新组织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在数字化的代码体系中赋予了现实世界以新的普遍规则和秩序。[16]统治这个代码世界的，是一个“二进制的神明”[1]84，数字的编程语言成为了这个无神时代的启示录和福音书。所以，究其根本，仿真知识就是数字编程语言运用代码体系对真实世界加以表达(这种表达实际上也是一种重新支配和组织)的结果。
卢曼(NiklasLuhmann)认为，进入现代之后，社会与人的互动行为是分离的[17]。这就是近代知识体系丧失道德行动能力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说，以“知行合一”为特征的传统儒家思想家，坚信知识具有道德的实践维度[18]，这就把知识与“我”的本己生活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反，仿真知识，大略同于儒家所说的见闻之知，则隔断了知识的道德维度，当然也就是丧失了知中之行的先天涵义。正如前文所说，知行合一实质上就是认知与道德行动的合一，也就是知性与德性的合一。那么，王阳明所说的“私欲”对知与行的阻断，实质上也就是对“知”的道德性的阻断。如果落实在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当中，主体与客体的分裂，本质上就是客体真相(知)与主体德性(行)的分裂，其间的梗阻，就是商业文明所普遍遵从的交换制度。也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以交换为目的的现代商业社会，迫使知识在道德上趋于中立化的立场。[1]69正是现代社会对交换的需要，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历史驱动力量，推动着一个庞大的仿真-代码世界的形成，并最终把人的具体生活现实，包括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体验，统统隔断、排斥在数字化的、仿真的商业交换体系之外。
正因为如此，看似与“私欲”无关的中立的数学，充当了文艺复兴以来整个世界近代史上资本逐利游戏的秩序枢纽。关于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做了最尖锐的揭示，在他们看来，数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启蒙精神的准则”，恰恰在于它的权力属性和利益属性。[2]5
王阳明尽管不可能料到几个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下的交换原则将会成为现今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秩序，当然也不可能卜测一种“知行分离”的知识会成为近现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最大引擎。但是他关于私欲将会隔断知与行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预言[4]26，仍然准确地预见到了现代仿真知识走向彻底祛道德化和祛人格化的方向。他在西方文艺复兴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遥远而阻隔的东方，一语道破了文艺复兴以降五百年来西方知识的关键逻辑。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