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10-19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 东坡谪居对儋州有着深远的影响，具含丰富的人文地理学意义。由是，儋州具备东坡居儋的文化意涵，由其 往昔感构成乡村/城市自然/文化之间的中间景观。由之可推导出把握往昔感维持中间景观形塑东坡居儋氛围三个以东坡居儋为主的旅游形塑原则。 关键词:
摘要: 东坡谪居对儋州有着深远的影响，具含丰富的人文地理学意义。由是，儋州具备“东坡居儋”的文化意涵，由其 “往昔感”构成“乡村/城市”“自然/文化”之间的“中间景观”。由之可推导出“把握往昔感”“维持中间景观”“形塑东坡居儋氛围”三个以“东坡居儋”为主的旅游形塑原则。
关键词: 东坡; 儋州; 人文地理; 旅游形塑
引言
无论古今，人生不如意皆十常八九，在生活压力下都可能会产生“离开”的念头，“离开”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归隐、独处、山水行旅、到访乐园，甚至戴上耳机独自听段音乐都是某种形式的“离开”。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在《递避主义》一书中说：“一个人受到压迫的时候，或是无法把握不确定的现实的时候，定会非常迫切地希望迁往他处，我也曾如此。"[13段义孚的主张可适用在大多数人身上，但东坡却有另一种不同层次的哲思。当东坡被贬谪到天涯海角的僧州时，他没有逃避苦难，反而是迎向苦难，故清代温汝说道：
东坡谪居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酒尽米竭，时见于诗歌。至俄官舍数橡，复遭迫逐，无地可居，偃息于恍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此元符己卯间事也。是诗之作，应在此时，迹其迁谪景况，盖比湖明穷困为甚。而处之泰然，啸咏自得，则又千载一辙。
回东坡面临“尽卖”"酒尽米竭”“迫逐”“无地可居"“偃息于枕榔林中"“摘叶书铭”的生活窘境，可是却能“处之泰然，啸咏自得”。在压迫生命中展现心灵的超越。由是“东坡”成为一个典范形象，感动无数人。如王水照先生说：
苏轼算不得擅长抽象思辨的哲学家，但他通过诗词文所表达的人生思想，比起他的几位前贤如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来，更为丰富、深刻和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
东坡以其人格特质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在他一生中谪居游宦多处，俗州与黄州、惠州同被自举为重要经历，故“东坡居俗”是其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构成分之一。而要探讨东坡的哲学、文学、人格特质，就无法排除傍州这个场域。即东坡以文学与人格描绘出文化历史中的美丽风景，引人向往，但这道人文风景并非完全抽象难以捉摸，而是可以结合地景进行把握，将文学与人格落实在傍州这块土地立说。
这就是观看“东坡居俗”的另一面：人文与地景的会通。而东坡居婚时面对苦难不逃避，呈现出的超越旷达样貌，反而让“东坡居儋”形象成为万世百代的心灵归乡，儋州也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梦土。
东坡居儋逾 920 年，其形象深植人心。对此已有许多的讨论与研究。这些丰硕的成果已经将东坡居儋时期的文学创作、哲学理念、活动行迹等方面进行过深入研究，而东坡的影响甚至远及韩国。[4]本论文以既有前行研究成果为基础，以“逃避主义”为思考起点，将“东坡居儋”视为一个景观，探讨其在旅行上的意义。首先探讨东坡居儋时对儋州的形塑; 其次，探讨“东坡居儋”隐含的“中间景观”特质; 最后，探究“东坡居儋”在旅游上的意义。
一、东坡对僧州的形塑
东坡谪居海南僧州的苦难遭遇，笔者于《苦难的诗意化--东坡居僧的书写与接受》中对此有过叙述。文中曾探析东坡通过诗意心灵将苦难转化为超旷。此处并不再重复论述，而是进一步从苦难转化为超旷的过程中离析出“分离""融入”到“改造”的不同层次。
(一)文化的分离
我们有必要讨论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相关问题，因为苏东坡居于岭海时期大量和陶，必然是因为二者有相同之处“苏轼之所以引陶渊明为同调，是因为陶诗兼有向往归隐、赞美田园和关心现实的双重内涵。”回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差异。
人们往往借由走出城市、接近自然，来返归质朴。陶渊明“归去来兮”的安适便是此种典范。但是，一般认为“自然”与“文化”似乎是光谱的两端，两者之间虽没有一个标准或绝对判断值的界线，但仍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
不过同样是走向自然，东坡与陶潜却有明显不同，陶潜是“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田园闲适自得。
但东坡居僧的生命实存情境则是相当艰辛，如他在《书海南风土》一文中提道：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海，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
岭南的“卑湿，“蒸源”天气已然令人难受，海南又是岭南之最。潮湿、暑热的交迫，在考验着东坡这位异乡人。除了天气难耐，贬谪的穷苦又是另一道难，《与程秀才三首》中云：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橡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赏矣。1238东坡居傍时，无肉、无药、无房、无友、冬冷夏热，这让他走向自然之路显得艰苦。他与陶潜虽都是走向自然，东坡多了被贬谪的心理挫折，以及海南岛的特殊环境。
由东坡与陶潜对自然的感受不同，即可对应段义孚所说的“文化无处不在”，自然与文化并非光谱两端，即便是原始的采集狩猎者也“几乎完全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自然概念的文化世界当中"[2，也就是自然世界虽然真实存在，但人们眼中的自然世界却是被文化所形塑。自然世界如此，原始部落、六朝柴桑、宋代俗州也都是不离观看者的文化眼光。
陶潜与东坡不同，陶潜是归田园居，回到熟悉的地方，那是他的家乡，是在为五斗米折腰时心心念念的梦土，加上陶潜颇有家业，生活无虞。故躬耕南山，不但逃离了官场生活，更逃向陶潜自身文化眼光中一种“更澄清的生活”[12，东坡则不同，他是被追离开习以为常的生活场域，贬居到陌生的海南。来自环境与心理的压力让他想要逃避，但四面环海的岛屿有如牢笼，如他在试笔自书》中就说道：
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王敏仲》云：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这时的自然与乡村不是厌倦文明的遁逃地，反而是他更亟欲递离的所在，甚至已有埋骨之念。因为南海之滨，已经是海角天涯，逃无可逃，这时候东坡的还能逃向哪呢?
以此时的东坡对比陶潜，可以看到一种逃避思维上特色：官场不顺，想要逃向自然，但必须是符合己身文化眼光的自然。一旦自然与自身主体文化迥异，那就不是逃避，而是另一场挑战，或是另一个逃避的起点。东坡虽然觉得海南居住穷苦，但他没有选择逃避，或是说被贬谪的他没有逃避的选项，只能正面迎向这个艰困的生活，这也正符合东坡的性格。
(二)自然的改造
东坡没有逃避与己身生命惯习扦格不入的海南的风土，他展现出超旷的精神人格来面对，如唐玲玲、周伟民云：
苏轼有独立的精神和人格，处厄运时，思想没有崩溃，并善于使自己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中获得精神上的自我超脱，让自己领悟到生的希望，敢于超然地面对人生。在海南岛的生活，与以前黄州生活比较更加艰苦。处于这一境地，他也能自如地让自己的精神从绝境中摆脱出来。
东坡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人格范型，就在于遇到困境超脱、放旷的人格特质，展现出"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潇洒态度。然而东坡不只是心理层面的坦然，他更企图，将这个自然改造成符合己身文化的世界。
东坡在海南兴农讲学，都是对海南进行改造形塑。如东坡在《和陶劝农六首》诗序中云：
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航称，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回
这是试图对海南饮食习惯进行改造。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原文风引入海南，如《县志》卷十三《选举志序》即云：吾偏自苏文忠公开化，一时州中人士，王、杜则经术称贤，应朝廷之征聘;符、赵则科名济美，标琼海之先声，[a信州县志将东坡视为海南文风的开端，结合清代戴肇辰《重修东坡书院并修洞酌亭记》来看：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储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其中“讲学明道”是东坡的改造方式“教化日兴“人文之盛”则是改造结果，东坡对海南文风起了积极作用，而且是影响深远。这时的海南婚州就被赋予了另一层文化意义。
由是，东坡的傍州生涯从苦难提升转化至融会，不仅是詹州进入东坡的生命，成就了他所称的“平生功业";倍州更吸纳了东坡，成为文治之乡。李景新在论述东坡居储功业时说：“东坡先生的流风余韵不仅未民，而且愈趋具有活力。今天的婚州市，仍是海南文化格局的重要板块。詹州市成为中华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并非偶然，因为这块地方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这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苏东坡的流风余韵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东坡先生流风余韵不仅在儋州没有泯灭，在今天的整个海南也仍然濡染着学术界、文学艺术界、教育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滋乳着还在求学路途中的莘莘学子们。”[12]有力说明了“东坡居儋”的影响，也显示出东坡与这块土地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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