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10-19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 宋代的儋州，民风虽然淳朴，但由于文化落后，故陋习也比较多，如懒惰、赌博等。苏东坡贬儋后，立志要改变地方陋习。他通过发展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劝说有知者一起来扭转不良风气。 关键词: 苏东坡; 儋州; 民风; 陋习 儋州，古称儋耳，在海南岛西北部
摘要: 宋代的儋州，民风虽然淳朴，但由于文化落后，故陋习也比较多，如懒惰、赌博等。苏东坡贬儋后，立志要改变地方陋习。他通过发展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劝说“有知者”一起来扭转不良风气。
关键词: 苏东坡; 儋州; 民风; 陋习
儋州，古称儋耳，在海南岛西北部，它始建于汉武帝元封元年( 公元前 110) 。儋州是“民夷杂糅”的地区，“诸蛮环居”[1]91 ，这里的“蛮”，指的是黎族。而“诸”，则是“多”，不只是一种。黎族有生熟两种: “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1]574 ，而熟黎，则“初皆闽商荡资亡命为黎，亦有本省诸郡人，利其土，乐其俗而为黎者”[1]575 。黎族人一直以种地捕猎为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们都是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苏辙说: “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然其民甘于鱼鳅虾蟹，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贝，故艺麻而不绩，生蚕而不织，罗纨布帛，仰于四方之负贩。工习于鄙朴，故用器不作。医夺于巫鬼，故方术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羁旅之所急，求皆不获。”[2]2254 这里说的虽然是雷州半岛的现实，但儋州的情况与之相同。苏东坡到达海南儋州后对程秀才也曾说: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3]1628 可见宋代的儋州是非常落后的。
由于儋州地区远离中原，加上生态环境恶劣，百姓生活困难; 民风虽然淳朴，但陋习自然就比较多。俗话说，人穷见鬼。由于人穷，人的奋斗精神就差，就越不想干活，妄图得到意外之财的思想就越强烈。这样，游手好闲、赌博等陋习也出现了。
一、宋代儋州民风
( 一) 淳朴的民风 1. 待人诚信，以“吉贝”布赠人宋代的儋州虽然经济落后，但在棉花种植上却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纺织史话》说: “我国的棉花最早发源于南部、西部和西北地区”“我国古代广东海南岛一带，生长着一种会开花吐絮的灌木。这一地区的兄弟民族的祖先，早就利用这种花絮纺纱织布。据古书记载，当中原地区还处于传说中的夏禹时代，西南边疆和海南岛的兄弟民族，曾将棉布作为礼品，赠给当时内地汉族的头领。”[4]他们把“吉贝”织成布，做成衣服送给苏东坡。所以，把“吉贝”织成布，做成衣物或被子，赠送客人是他们的风俗。
什么叫“吉贝”? 从《纺织史话》提供的资料来看，应该是棉花。《崖州志》载: “高仅数尺。四月种，秋后即生花结子。壳内藏三四房，壳老房开，有棉吐出，白如雪，纺织为布，曰吉贝布。”[5]可见“吉贝”就是棉花。事实上，黎族妇女在战国时期就懂得就地取材，将摘下的木棉花织成有花纹的布，使之成为有彩纹的 “织贝”，并作为“进贡”的特产，深受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赞赏。所以，《宋史·崔与之传》说: “琼人以吉贝为衣衾”[6]12258 。黎族同胞把所织的“吉贝”布送给苏东坡，说明了他们对苏东坡的敬重，也说明了黎族兄弟的淳朴民风。
2. 动人的民间歌舞
歌舞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他们在劳动中发出的各种声音，做出的各种动作，就成为歌舞的雏形。儋州是个黎汉杂居的地方，少数民族一般都有爱好歌舞的天性，故海南岛早就流行着“黎歌苗舞”的说法。黎族在欢庆的节日中唱歌跳舞。苏东坡当年对此现象就写下“野老已歌丰岁语”[2]2363 “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2]2390 等诗句。可见当时歌舞之盛。儋州还被誉为诗乡歌海，不管男女老少，皆能出口成歌。儋州调声节奏铿锵、轻捷明快、音乐悠扬，深得当地群众的喜爱。
3. 热闹而别具一格的节庆
( 1) 鞭春牛
因我国古代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所以鞭牛迎春是我国古代民间的传统习俗，全国各地都有。《后汉书·礼仪志》: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7]《儋县志》亦载: “立春之日，长官迎春，坊里各铺行装办杂剧，城厢内外，男妇各携负幼男女竟看。以豆谷洒土牛，谓之消痘疹。”[1]184 可见在古代，鞭春牛节是广大官民祈求当年风调雨顺的一种仪式，而儋州的鞭春牛节则别有一番风味。
苏东坡在《减字木兰花》词中记述了己卯年( 元符二年，即 1099) 鞭春牛的盛况: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8]672
“春牛春杖”所描写的情景就是“立春前五日，郡邑并造土牛、耕夫、犁具于门外之东，是日质明，有司为坛以祭先农，而官吏各具缕杖环击牛者三，所以示劝耕之意。”[8]673 而“春幡春胜”，则是写“立青幡于门外”[8]673 的节俗。可见这一节庆是非常庄重而热闹的。
( 2) 祀灶
此节在汉以前，是在夏天进行的，以后改在腊月进行。当时，儋州民间亦有此俗。每到年底要祀灶神，俗称“送灶神”，并且规定: 官吏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百姓在二十四日举行，这就是所谓的“官三民四”。其做法是: 祭灶时，“以竹枝扫屋尘，换炉灰，夜具酒果，送灶君朝帝”[1]186 ，这一做法，有点像我们大陆汉民族的春节前打扫卫生。
( 二) 蒙昧的陋习
1. 坐男使女立
“土风坐男使女立”[9]原是杜甫《负薪行》诗中的一句诗，意思是让男人在家里闲着，让女人外出谋生。苏轼抄写了杜甫的这首诗后，在杜诗后面写道“海南亦有此风”[3]2119 。可见，妇女是当时的主要劳动力，她们承担了家庭生产的主要责任。
2. 赌博
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加上“坐男使女立”的风俗，强壮有力的男人不从事农业生产，而闲坐在家里。这样，男人就会感到无聊。无聊，就会去赌博寻乐。有的人在赌博中输了钱，家庭矛盾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苏东坡在《和陶劝农》说: “逸谚戏悔，博弈顽鄙。”[2]2255 “顽”者，严重也，普遍也; “鄙”者，粗俗、低下也。可见当时的赌博之风还是比较普遍和严重的。
3. 屠牛以治病
海南古代黎族人民信仰原始宗教，崇拜巫师，相信“道公”“娘母”能赐福消灾。他们经常举行一些宗教迷信活动，杀死大量的牲畜作为祭品，其中耕牛就是其中之一种。更为甚者，他们不仅在宗教活动中大量杀牛，在人生病时也用杀牛的方法来治病。《儋县志》卷八说黎民“病则槌牛祭鬼，丧葬必解牛款客”[1]576 。而古代儋州的畜牧业很落后，所杀的牛多是用沉香等贵重物品从大陆高州、化州一带换来的。而杀牛治病，更是荒唐，往往牛死人亡，落得人财两空。
二、苏东坡倡改陋风的贡献
苏东坡一向注重民风民俗，并把它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看。他曾提出“崇道德而厚风俗”[6]10806 的治国方略，主张“爱惜风俗，如护元气”[6]10807 。当他到达儋州后，发现在淳朴的民风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陋习，但他认识到，人们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要有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况且，自己又是一个遭到 “严遣”的贬官，更没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所以只能靠自己的不懈宣传，借助于当地有知识的贤者，大家共同努力来改变儋州的陋习。正如苏学专家李景新在《论苏东坡的海南功业》中所论: “苏东坡居儋三年，大力传播中原文化，推行教育，倡导良好风气，力图改变海南落后局面。”[10]
由于苏东坡曾经是端明殿大学士和翰林大学士，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懂得文化教育对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他一到儋州便以文人的角度审视了儋州的人文状况。他在七月二日到儋州，十三日就出游城东学舍。他发现这里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学舍破败不堪。由于生活艰难，教师无钱开饭，学生也不来了。“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2]2253 ，学校已经瘫痪了。面对这种破败的景象，苏东坡感到十分痛心，决心要像虞仲翔那样，不顾自己遭贬的身份，也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边。”[2]2254 从这时开始，苏东坡就决心效法虞仲翔，从文化教育抓起，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来改变儋州的落后面貌。
( 一) 作载酒堂以弘扬中原文化
为了能够更好地宣传中原文化，他与儋州友人“醵钱”建起了“载酒堂”，以作讲学之用。“黎人黎子云兄弟，居城东南，躬农圃之劳。偶与军使张中同访之。居临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为醵钱作屋，予亦欣然同之。名其屋曰载酒堂。”[2]2280
所建之屋，从哪里看出它是作为讲学之用的呢? 原来，“载酒堂”这三个字是取自《汉书·扬雄传》中的“载酒问字”典故。扬雄“家素贫，嗜酒，人希至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11]。典故是说，人有学问，就常有人登门求教。苏东坡取“载酒堂”的意思就是说，他建起了学堂后，就会有人来向他求学了。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苏东坡并没有开设学堂，如李景新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他在《天涯孤鸿苏东坡》一书中指出: “苏东坡并没有开设过学堂，作为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学者，一位蜚声神州大地的文坛泰斗，他不可能设个私塾去教几个毛孩子。事实上，我们也没有任何确切的材料证明苏东坡曾在海南开过学堂执过教鞭。他在海南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他那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以那无可逾越的人格力量和学识力量，以及他那热情幽默、轻松愉快的性格感染力，在默默地改变着儋耳的蛮荒无知，并因此推及整个海南岛。”[12]256 但不管怎样，苏东坡在儋州的教育之功是无比巨大的。
绍圣四年( 1097) 十一月载酒堂建成后，黎子云兄弟自然就成了苏东坡的学生，苏东坡则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改变其人心。苏东坡对教育事业非常热心，次年( 元符元年) 五月，他的新居茅屋“桄榔庵” 建成后，听见邻居儿童在诵书，东坡非常高兴，写诗赞颂道: “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且欣集齐咻，未敢笑越吟。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 《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 [2]2313 诗中提到的张九龄，乃现在的广东韶关曲江区人，进士，唐开元间有名的贤宰相; 而姜公辅则是唐朝时爱州日南县人，即今越南清化人，进士，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是翰林学士。他们都属于岭南人，都生长在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可经过他们的努力，都成为唐代杰出的人物。苏东坡认为，这些儿童在他的教育下，难道不会出现像张九龄、姜公辅那样优秀的人物吗? 所以苏东坡说“未敢笑越吟”。这是苏东坡教育思想的最好反映，也是他“汉黎一家”民族团结思想的表达，十分可贵。
苏东坡在儋州设帐授徒的事很快就远播域外，大批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求教，如琼州的姜唐佐、江苏的葛延之等。崇宁二年( 1103) ，姜唐佐便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大观三年( 1109) ，儋州人符确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绍兴二十四年( 1154) ，赵荆亦中进士。明代中进士者薛远( 官至户部尚书) ，中举者 35 人; 清代中进士者黄河清、王云清，中举者 66 人。真的实现了苏东坡当年对姜唐佐所说的: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赠姜唐佐》)
所以后人认为，儋州文化的兴起，是苏东坡弘扬文教的结果。“宋苏文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13]人的素质提高了，审美观念提高了，那要改变人的陋习也就比较容易了。可见苏东坡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的。
( 二) 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李景新论述道: “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长期的化外历史，以及统治者的歧视等原因，民多怠惰，不事农耕……这与我国以农为本、重农轻商为特色的文化大背景太不协调。所以苏东坡初至海南，目睹这样的局面，很是悲哀。但自己是罪谪之人，无权改变这样的局面，他只好拿起诗笔，写出《和陶劝农六首》， ‘以告其有知者’。”[12]92 苏东坡在《和陶劝农六首》的序中就说: “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粳稻，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陶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2]2255
苏东坡认为，儋州地处丘陵地带，属热带季风气候。冬不冻寒，草木不凋，四时花果遍地，是一个富饶的地方，本来要解决温饱是不成问题的。但，现实却相反。苏东坡认为这里面有其主观原因，就是懒惰。所以，他在《劝农》诗中提出了三条措施:
一是: 共同合作，改进农具。“利尔耙耜，好尔邻偶”[2]2256 ，就是这个意思。
二是: 垦荒扩大耕种面积。“斩艾蓬藋，南东其亩。”[2]2256 “艾蓬藋”是指杂草，苏东坡认为，儋州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只要把荒地上的杂草清除掉，就可以耕种了。即使是广种薄收，温饱问题也可以解决。
三是: 惩罚游手好闲的人。“父兄搢梃，以抶游手。”[2]2256 “搢”，插; “梃”，棍棒; “抶”，鞭打之意。综合起来，就是说: 对于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要严加管教，甚至用棍棒来对付他们。苏东坡在这里当然不是主张要打那些懒惰的人，而是对他们严加约束。
苏东坡认为，如果能够做到以上三点，就可以获得丰富的农产品，就可以“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2]2257 了。苏东坡除了把发展农业生产的三点意见告诉“有知者”之外，还亲自在西田种植水稻，获得好收成后，就把耕种的经验告诉他们。苏东坡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向黎族同胞展示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学习。
在古代农耕时代，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可儋州人有杀牛治病的陋习。为了保护耕牛这个重要的劳动力，苏东坡在《书柳子厚牛赋后》中劝黎人改正宰牛祭鬼的陋习，告诫他们要用牛来耕田，提高劳动效率。
相关论文推荐：论“东坡居儋”对旅游形塑的意义
摘要: 东坡谪居对儋州有着深远的影响，具含丰富的人文地理学意义。由是，儋州具备“东坡居儋”的文化意涵，由其 “往昔感”构成“乡村/城市”“自然/文化”之间的“中间景观”。由之可推导出“把握往昔感”“维持中间景观”“形塑东坡居儋氛围”三个以“东坡居儋”为主的旅游形塑原则。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