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11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人类学家认为，人类主要通过学习模仿并加以创新而获取知识、信仰、思想和价值观，从而实现并完成文化传播过程，但其背后是否与人类经济行为有内在联系，則历来众说纷
摘要：人类学家认为，人类主要通过学习模仿并加以创新而获取知识、信仰、思想和价值观，从而实现并完成文化传播过程，但其背后是否与人类经济行为有内在联系，則历来众说纷纭。从经济人类学的视野出发，对威望偏差传播、遵从者传播，以及经验知识等几种典型文化传播模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得出这样一些结论：文化传播背后都有其经济学的成本收益逻辑，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其成本收益函数会有所差别，传统经济人类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已经难以对当今日趋复杂的文化传播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因此，对成本收益分析工具进行模糊化和广义化的升级换代，則成为经济人类学的当务之惠，只有这样，才能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推进到新的更高水平。这对于文化交流传播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改革开放事业而言，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文化传播;人类经济行为;认知偏差;经验知识;经济人类学
一、引言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其文化形成与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一定的文化一旦成型，又会反过来强烈影响人的价值评估，从而影响人的经济活动。因此，深入探讨人类经济行为与文化形成、传播以及认知偏差等之间的微妙关系，无疑是经济人类学研究文化传播问题的主要切人点和重要内容。这在我国今天跨文化交流传播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方兴未艾，文化交流传播与经济开放建设交煽互发，一派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势之下，对文化传播模式与人类经济行为的关系进行新的更深人的研究，无疑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为此，本文结合西方人类学有关文化传播问题的一些前沿研究成果，尝试从经济人类学的视野进行一些新的的探讨。
人类学家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人类群体的信仰、思想、价值和行为，如何通过文化传播和模仿而形成。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学习过程中，实施行为并完成意识形态的改变，进而实现文化演变。人们的认知与学习能力，伴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不断得以提高和加强ra。班杜拉(Bandura)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指出，学习与认知过程不一定非要强调强化内因，而应强调对社会学习的认知性理解，即理解人们如何从他人那里获取、新思想、新信仰和新价值观从而实施新行为。班杜拉认为，人们通过观察学习或在社会上学习，会形成某种整体性的行为模式，并将该过程定义为社会传播。在社会传播中，某种偶然性的行为，会有选择性地强化某种特定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制度，且在不需要其它示范性行为模型的帮助下，将其传递给新成员15。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对这种文化传播模式进行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人细致地了解其传播过程的内在机制，从而推进我们对人类文化传播问题的研究。
班杜拉以及同时代的社会学习理论家均认为，人类认知强烈偏向于社会学习。人们会主动通过社会学习获取信仰和实施行为，并得出正确的答案。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有激励，或正确模仿是否会带来积极的回报，个体的人都会表现出社会学习的倾向。因此，班杜拉认为人们从所闻所见中学习是不可挡的社会过程%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表明，人类具备从直接观察到的行为中，推断出抽象行为规则的能力。同时，相关心理学实验也表明，树立榜样是一种高效的建立抽象行为模式的方法w。人们会在观察中学会判断倾向、语言风格、概念架构、信息处理策略、认知操作以及执行标准等，并从上述抽象模型中归纳总结出行为规律，该现象揭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察学习方法和过程。就当下社会而言，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传播与传递变得日趋多元复杂，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外部，以及时间、空间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不断突破旧的模式。人类各种文化传播方式，与其经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如果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此类问题非常值得从经济人类学的维度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
二、模仿与创新的关系及人类经济行为
菲斯克(Fiske)通过对儿童成长过程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后发现，儿童主要通过观察和无意识模仿，而不是教导，来获取他们想要的知识。菲斯克在其后续的个体实验中进一步证实了模仿行为的普遍存在。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实验中的孩童们在模仿年长者或同辈行为之后，会在玩耍中自主排练这些模仿行为。在模仿的过程中，孩童们也获得了其中潜在的经济及实践知识。有学者认为孩童们主要通过观察和练习来学习。无论大人们做什么，孩童们都会在一旁观察其行为，倾听其对话。由此表明，知识传播是在日常活动中通过观察和实践而完成的[5>。例如，在非工业社会中，大多数耗费人们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如洗澡、洗衣服、做饭、耕种等等，都是在模仿和试探性参与中逐渐学会的。
以上所述的模仿过程，似乎是一种标准模式。然而，模仿也会出现偏差气例如，孩童们选择性模仿某一特定同伴或年长者，那么模仿过程就会产生不同于实验过程中所形成的标准结果。调査显示，除了专门从事有关研究的专家，普通人不会用某种创新性的科学研究结果来评价文化传播的过程，因为就具体的传播过程而言，那些评价似乎显得过于学术化了和客观化了。相反，人们往往会依赖于对某项创新研究的主观的或简单的评价，通过其他个体传递给他们，而后进行模仿，也就是说，他们的模仿行为往往是间接的二手的，这其实是符合文化传播的经济学成本收益原则的。因为，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象专家那样花那么大代价去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某种文化，所以他们只需要对某种文化有认为可信的主观的或简单的评价就足以使其决定是否采取模仿行为了。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和文化转播之间有着各自的经济学成本收益函数，我们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但是对它们都可以进行具体的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则是肯定的，这其中就有研究人类文化传播活动和人类经济行为之间关系的巨大空间。这种依赖于或借助于周围人经验或知识进行文化传播的模式，表明传播过程的核心，主要由模范作用和潜在采纳者的模仿过程组成n。在许多情况下，即便我们充分了解某种模仿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我们也无法借此解释许多行为变化的原因。我们就会对用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来研究文化传播产生怀疑，这是因为在社会中，始终存在着某种传播过程的本质模式，例如社会互动模式、模范和模仿模式等^1。而每一种模式都会有各自特殊的成本收益函数，我们不能简单随便套用到其他模式之上，但这丝毫不能否定其他模式也同样可以进行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只不过要建立新的特殊的函数和框架进行分析而已。这一点是当前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应该加以特别注意的问题，否则经济研究与文化研究就无法有机融合，经济与文化的相际之间始终是“两张皮”和二元论的思维，就无法推进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走向深人。
若模仿行为有时会导致个体行为不当，那么人类学家可能会质疑，模仿能力又是如何在种族内产生的呢?为了解决该问题，大量理论进化模型已证明，在大多数环境中，自然选择倾向于模仿能力的进化模仿虽然迅速，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传播模式，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节省实验和信息收集的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只要模仿所节省的成本超过非适应性和不适应性实验中所产生的成本，文化传播就会继续演化。亨利奇(Henrich)和博伊德(Boyd)构建了一个演化刺激模型，在该模型中，许多移民或临时改变环境的群体，会对文化模仿传播和个体学习的演化程度进行对比。该模型强有力地表明，在一个完全依赖于个人学习的群体中，只有当环境变化非常快，或问题非常简单，且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个人学习占主导地位时，人们才会对文化模仿传播产生依赖。亦即，是选择个人自主学习还是模仿他人传播，似乎有太多复杂因素和很大的偶然性，但如果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参数，建立足够全面的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其实不难得出其必然性的结论。这是利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文化的演化、传播、偏差及创新等特别诱人的地方，值得大家深人发掘。模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模仿的目的之一[10>。
人们在模仿过程中也会实施某些特定的创新性行为气例如，企业集群中的技术在创新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不断向外扩展同时又会不断改进，加人新的创新因素的层级性动力学结构，该结构主要是基于人与人之间进行技术的传播。这其中既有模仿因素同时又会产生新的创新因素。而这一技术的模仿加创新的内在机制则会渗透到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层面，并得到广泛的应用。于是区域间技术资源的创新性传播会影响整个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和优化，进而影响该区域内产业集群区的发展状况。因此，无论是在人类群体还是个体之中，创新性行为与模仿行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同时在文化传播与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来看，模仿成为降低创新成本提髙创新收益的极其有效的手段，技术创新如此，文化传播和创新发展何尝不是如此。某种文化的创新发展，首先就得益于比较成功模仿学习和广泛传播该文化的既有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进行创新发展。例如日本民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汉唐盛世它积极模仿学习中国并有自己的创新，在近代以来它模仿学习欧美发达国家并自己有所创新，从而获得自己较好的发展。其他发展得较好的民族及其文化其实概莫能外，都是善于模仿学习然后再加以创新的。因为他们走了一条符合经济学成本收益原则的较为合理和便捷的发展道路。然而具体的创新过程和机理又是如何产生发展的，这就涉及到文化传播过程的偏差问题。也就是说文化传播偏差何以阴差阳错促成了创新的形成和发展?能否继续运用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对此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威望偏差传播和遵从者传播两种文化传播机制的对比研究中对此进行初步的探索。
相关期刊推荐：《青海民族研究》创刊于1989年，系民族学类学术刊物。主要发表有关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藏学、蒙古学、民族语言学、民族民俗学、民族经济学、民族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特别注重对青海高原诸世居民族历史和现状的研究。
在成本收益决策的标准模型和静态传播假设中，孩童们一般会从父母那里获得文化信仰和行为'但其他传播过程也可产生静态复制，例如，某一个体随机模仿他人，该过程也可产生文化演化哈里斯(Harris)通过研究心理学、人类学和行为遗传学后发现，事实上，孩童们并非从父母那里获得文化信仰和实施相关行为113]。行为遗传学的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一旦考虑到亲子间的遗传学相似性，亲子传播就很难解释行为变异现象发生的原因。如在信仰和行为变异方面，一般家庭环境包括亲子传播在内，占变异的5%，家庭以外的社会环境占45%，基因占50%。孩子长得像父母，该种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基因的相似性造成的。随后，学者们对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收养的孩子是如何获取文化认同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孩童们主要是从同龄人处获取，而不是从父母处获取。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也与该研究结果一致。因此，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一直认为孩童是从父母处获取文化认同的结论极有可能是错误的。新的研究表明，与其他形式的文化传播过程相比，亲子或代际间的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并没有以往认为的那样突出。这一点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发展将会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孩童的文化认同将会更多地受到同龄人之间形成的文化氛围或文化气场所影响，而父母的影响则相应会有显著降低。这从文化传播的成本收益关系是可以做出合理解释的：随着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孩童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影响因素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家庭内部，而是扩展到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圈子，并由此决定他的文化认同所付出的成本和所获取的收益。这说明了孩童的交往范围和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其文化认同的主要影响者发生了变化，由父母转移到同龄人。此外，内在认知的变化也会对文化传播形成极大的影响，其中，认知的变化预示文化传播过程会通过多种方式引起偏差，这种偏差的出现并非意外，它也是符合文化传播的成本收益逻辑的。在下文中我们主要通过研究两种传播机制，即威望偏差传播(prestige-biasedtransmission)和遵从者传播(con?formisttransmission)[1S|的一些特点，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之所以选取这两种传播机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两者的内容适用范围广泛，且适用对象大致相同，换言之，它们在许多领域内同时影响着思想和行为的传播，且特定领域的偏差只影响特定文化领域[191。第二，两者既支持实施适应性行为，也支持特定情境下实施不适应行为。
三、威望偏差传播与人类经济行为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会偏爱模仿那些在社会群体中有威望者，或比较成功者的思想、行为以及价值观，我们把这种认知机制称为威望偏差传播。例如，若可获取关于最优秀的猎手、草料员、战士或者农民的相关信息，人们总会选择学习其特性、信仰并实施类似他们的行为。产生该种行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世界纷繁复杂，人们往往很难辨别某些人获取成功的原因，因此，只能选择模仿成功者的思想、信仰，并实施类似的行为，即便这些行为与他们的成功并无必然联系。这样做表面看来似乎没有道理，但潜在地符合文化产传播的成本收益逻辑：在面对复杂信息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无法一一细分处理或处理成本太高的时候，选择较简洁的威望者模仿方式可以获得较满意的效果，哪怕这样会导致一些偏差，但偏差的损失是可以容忍的，何况有所偏差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它还可能为创新与适应留出窗口。一定的偏差有可能正好适应时间和环境变迁带来的影响，会获得阴差阳错歪打正着的效果，这其中有可能蕴含了文化的遗传与变异的进化密码和混沌原理。比如人们在模仿最优秀的猎手时，事实上并不真正知道他之所以捕猎成功是由于其追踪技巧、祈祷仪式、饮食造成的，还是仅仅是早期习惯造成的，但人们仍会选择去模仿。在日常生活中，威望偏差传播主要体现在成功个体上面，如优秀猎手、农民、战士等所有的行为和信仰，会在代际之间不断传播。威望偏差传播，作为人类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着文化传播朝着成功个体的信仰和思想的方向不断演变M。与此同时，大量非适应性行为也同样得到了传播。这些非适应性行为在新的环境新的时代之中有的会被人们慢慢理解和习惯而成为适应性行为。
本文作者：杨东昌;田广;王红;王娇；发布在《青海民族研究》杂志2019年第01期。如有引用，请注明作者、发表期刊、发表刊期，以尊重作者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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