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12-05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作者：马 征 21世纪走过20年了。 这些年，中国崛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方案许多大词每天环绕着我们，时时刻刻形塑中国人的认同和想象，而中国文学又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景观? 新世纪第一个10年时，在一篇对新世纪文学这一命名进行阐释的文章中，作者
作者：马 征
21世纪走过20年了。 这些年，中国崛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方案……许多“大词”每天环绕着我们，时时刻刻形塑中国人的认同和想象，而中国文学又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景观? 新世纪第一个10年时，在一篇对“新世纪文学”这一命名进行阐释的文章中，作者写道：“‘新世纪文学’概念主要是用于对当下文学即‘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的归纳研究，同时，这个概念更大的现实意义或许在于由此深入认识‘新时期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并在得出‘文学新世纪’的思想上丰富对晚近30年来中国文学的认识，有望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之后开启一种新的文学史‘叙事’和‘论述’。 ”[12]这里内在地隐含探求文学新质、新变的深深渴望。 在新世纪文学走过20年的时刻，在早已习惯所谓文学边缘化的同时，我们依然希望文学在当下文化结构中能积极作为，能够以独特的审美形式呈现生活内在的精神纹理，为被现代性挟裹前行的中国人提供精神慰藉和灵魂栖息地。 说到底，我们对文学这一古老艺术仍然抱有信心。
新世纪文学景观令人眼花缭乱，新的文学现象层出不穷，长篇小说保持着惊人的增长速度，每年几千甚至上万部的长篇小说对每一位阅读者来说都是不可能读完的任务。 披沙拣金，我们还是能够从一些好作品中发现新世纪文学的新变化。 从长篇小说来看，新世纪文学正在重构小说的伦理维度。 这种重构不仅体现在伦理话语与历史、现实的交互碰撞，而且体现在小说艺术形式的精心构筑之中。 新世纪文学的伦理书写，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为重点，通过文学叙事反思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当代小说创作由此进入一个自觉建构和凸显“伦理话语”的时代，开启了新世纪文学的新空间。
一
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历史”一直是当代文学面对和处理的重要问题。 新世纪文学从多种角度切入历史，一方面呈现历史的复杂面向和多重意涵，另一方面注重以个体经验重写、改写乃至解构旧有的历史叙事。 长久以来，伦理关系在小说文本中往往成为历史内涵的配角，其书写的意义在于为历史逻辑的展开作注脚。 如在“十七年文学”表现两条路线斗争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阶级敌人在伦理道德上劣迹斑斑，代表着终将被历史淘汰的恶的化身，不同阶级之间的伦理关系本身就是体现文本“历史化”的标识。 之后在解构旧的历史叙事的作品中，以“弑父”为特征的文本颠覆和毁坏伦理关系，从而彰显“去历史化”的功能。 在新世纪长篇小说中，伦理关系的修复成为一个显著特征。 小说的伦理话语不再被动地呈现历史的想象、冲动和逻辑，而是以自身的生发、转化和铺展反顾历史本身，使历史在伦理关系的审视中打开更为丰富的意义空间，伦理书写由此具有更为独立的美学功能。
苏童小说《河岸》描写了一对漂泊在河上的父子。 父亲库文轩的革命身份受到质疑，被指认为是河匪的后代。 库文轩期待上岸，希望重新回到革命秩序中，儿子库东亮则难以忍受岸上的生活，越来越疏远那些革命符号和景观。 库文轩因气愤而喝药自尽、库东亮对父亲的伤疤撒盐……父子之间似乎存在难以弥补的裂痕。 但小说更令人感动的是父子的和解。 在以苏童等作家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叙事中，父子关系总是充满了紧张感。 与父辈的冲突、断裂表现了子一代对大历史的困惑和逃离，象征了对历史压抑机制的反抗。 先锋小说甚至刻意制造“弑父”的快感，颠覆代表历史权威的父亲形象。 新世纪以来，多篇小说在写到父辈与子辈的冲突时，更着力描写子女对父亲的冷静审视和真挚理解，借子一代的目光重新审视复杂的历史。 小说中两代人之间由紧张的冲突和对峙，转化为难以言说的温情、关怀、理解和同情。 父辈所象征的历史在伦理关系的修复中得以重新认识和理解，子辈发现自身蕴含着父辈精神的印迹，他们开始清醒地评判上一代人所经历的那段历史。 在小说结尾，父子抱头痛哭，感人至深。 儿子看到父亲的身体好似垂死的白鲢，这引起他深深的怜悯和悲伤。 他为行将就木的父亲净身，用尽全力将烈士纪念碑拖回船上，尽力安抚父亲精神的创痛和内心的绝望。 而父亲也恢复昔日的慈爱和温情，为儿子铺好睡觉的床铺。 小说以父子之间的伦理关怀填补了冲突和裂痕，在大历史的逻辑之外建立起伦理亲情的维度。
艾伟小说《风和日丽》同样写到父女之间剪不断的精神纽带。 当尹泽桂将军去世时，杨小翼意识到：“她在内心深处一直没有取消过‘父亲’的形象，这形象一直以来以某种方式作用在他的精神深处，成为她潜意识的依靠。 ”[13]杨小翼一生在和父亲对抗，但父亲所代表的历史终究无法轻易告别，已经刻写在子辈的人生轨迹中，子辈和父辈有着精神和血缘上难以割舍的联系。 通过父女二人的纠葛，小说将主人公的寻父之旅与反思历史、探究历史相结合，展现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变迁，以及革命与个体选择的复杂关系。 小说借由创伤性的伦理体验不断反观历史的丰富意涵，描绘历史长河中最为动人心魄的时刻。 正如王德威所说，“在‘后历史’的阶段，我们的作家再一次地提醒我们的历史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后’过去了，我们的历史仍然是在一种艰难的、混淆不清的情况之下逼使着我们在生活的实践里很艰难地、一点一滴地去体会它美好的一些片刻，或者大多数绝对不美好的时间”。 [14]
从《风和日丽》《河岸》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文学通过书写伦理关系进行历史还原的努力。 作家不是简单地批判历史的疯狂与不义以及带给伦理的创伤，而是力求从两代人伦理关系的修复中寻找与历史对话的路径，打开历史褶皱深处的秘密，这一切都建立在对父辈的复杂伦理情感之上。 新世纪小说通过对伦理关系的书写，一方面展示出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另一方面又以伦理情感穿透历史的坚硬外壳，探究历史在人们精神记忆中铭刻的种种痕迹。 在重新理解父辈的过程中，细微而又多层次的伦理情感慢慢渗透出来，顽强而倔强地生长在历史的风暴中，抚慰历史留下的伤痛。 在某种程度上，新世纪文学正是通过文本中伦理关系的重构，以情感结构取代历史逻辑的中心地位，从而超越“历史化”与“去历史化”的二元对立机制，以此拓展历史书写的维度，使文学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打开新的生活面向。
二
新世纪文学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伦理与现实的互动。 近年来，一些长篇小说呈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种种现实事件直接进入文本，特别是经由新闻媒体或互联网被大众所熟知的新闻事件、新闻报道。 对此有过不少争议，有的人认为这使小说变成各种新闻和段子的集合，有的人则认为这样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 作家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接触各种新闻事件，特别是那些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因此，新闻事件进入小说并不奇怪。 关键在于，新闻事件能否真正融入小说整体叙述结构之中。 对这一问题，我们以余华的小说《第七天》为例，看小说如何以新闻事件来建构和表现伦理维度。
早在2006年余华《兄弟》的下部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来源于媒体的光怪陆离的社会新闻。 到了2013年的《第七天》则更加“变本加厉”，小说人物几乎都与近年的热点新闻事件有关，他们死亡的原因可以与这些新闻事件对号入座。 李青、谭家鑫一家、房子被强拆的夫妇、李月珍和27个婴儿、警察张刚和李姓男子、鼠妹和伍超等，这些人物出现在杨飞死后的七天中，鬼魂与鬼魂的交谈串联起人生的不幸遭遇。 新闻事件与人物的命运糅合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背叛、欺骗、屈辱、仇恨、不义等扭曲变形的伦理关系。 由于死后没有安息的墓地，他们停留在“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人人死而平等”的“死无葬身之地”。 如同《兄弟》以宋钢和李光头的对位结构隐喻中国两个时代的巨大差异，《第七天》把生与死进行了互换对比。 人物生存的世界是冰冷残酷的，而死后的聚集地则充满了温情和关怀。 显然，“死无葬身之地”是一个另类的“伊甸园”，成为永生的希望之所。 正如余华在一次研讨会中所说，“我写《第七天》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 [15]《第七天》正是以这样的空间对比结构凸显伦理关系的巨大错位，现实世界处处面临伦理绝境，只有在死后游荡的地方才能获得伦理亲情的慰藉。
从伦理叙述的角度来看，《第七天》将新闻事件纳入叙事有这样两个目的：一是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了更为亲密的阅读关系。 读者携带熟知的新闻事件进入小说文本，与人物命运遭际粘连，就会在阅读中唤起似曾相识的感觉，更容易建立起一种伦理关怀; 二是在增强文本现实感的同时，建构特殊的叙事结构来表达超越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的伦理内涵。 小说的批判性必须建立在文学性的基础上，并以特有的形式美学传达伦理批判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第七天》所塑造的“死无葬身之地”就不仅仅是为了批判现实伦理关系的畸形和扭曲，更是为了召唤死者应得的生命尊严和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伦理关怀，同时也象征着“死亡”与“新生”跨越界线的形而上意义。
刘震云的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同样是把大量新闻事件编织到小说中。 牛小丽在异乡出卖肉体、李安邦的腐败、杨开拓成为“微笑哥”“表哥”等事件，都有新闻事件的影子。 小说以牛小丽千里追踪宋彩霞而引发一连串故事，将上至省长下至底层平民看似毫无联系的人物关联起来，勾勒了一幅当代社会伦理百态图。 可以说，这里的人物既是非正常伦理关系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从而揭示了整个社会的伦理困境。 小说第一部分第三章和第二部分前言的标题都是“你认识所有人”，内容都只有寥寥一语：“一年过去了”。 这里文本直接与读者对话，它运用阅读营造出一种当代社会的“围观”模式。 小说由此提醒每位读者反思网络时代自身的角色和态度，当这些新闻发生时，你是否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大和无关痛痒的“吃瓜群众”? 是否意识到一种新的“看”与“被看”的方式四处蔓延并破坏我们应有的伦理关怀? 小说通过这一特殊章节结构的设计，既辛辣地反讽了当代社会的“吃瓜群众”，也凸显了当代社会的伦理危机。 这种危机不仅体现在小说描写的人物关系中，同时也体现在各种“围观”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中。 从整体结构来看，小说故事主体从牛小丽离开故乡找宋彩霞开始，紧接着引出李安邦的事件，然后由杨开拓事件牵连出牛小丽，最终又以牛小丽回故乡后事发被警察逮捕而告终，内在地形成一个闭环结构。 牛小丽一念之差，在异乡出卖肉体获取金钱，却似蝴蝶效应一般引发官场地震，尽数曝光种种丑闻。 有意味的是，小说最后一部分“正文：洗脚屋”，写马忠诚因嫖娼遭遇钓鱼执法，却意外得知在洗脚屋给自己服务的竟是省长李安邦的老婆，于是回想新闻中的宋彩霞(牛小丽)事件，感叹世事荒唐。 这样一个结尾，借马忠诚的思考表现人物伦理关系的互换、错位和荒诞性，所谓“正文”实是对现实的巨大嘲讽。 “前言”与“正文”的对照，使我们想起古典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所描写的伦理道德和因果报应，活生生地映射出当代社会“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上演的似非而是的离奇故事。 而“你认识所有的人”表明，这些故事也不过是“吃瓜群众”不停消费并遗忘的各种新闻，这不禁使人感叹：难道从古至今我们仍然无法跳出一幕幕荒唐的伦理闹剧?
三
新世纪文学借由新闻事件的文学性书写映射现实的伦理状况，上述小说的结构设计无疑形象化地表征了时代的伦理关系，成为小说伦理维度的鲜明标识，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文本强烈的现实感。 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分析了文学研究中伦理之维消失的状况，并作出这样一个构想，“未来，我们所谈论的那种文学将会逐渐回到对实践性的关切之中——回到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给予文学高度关注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并且“将会询问文学作品关于这些问题究竟表达了什么——这种表达既凭借‘内容’，也凭借密不可分的形式与结构”。 [16]显然，努斯鲍姆认为通过文学来探讨重要的伦理问题，本身即是一种实践性维度，它指向“人应该如何生活”“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等最为根本性的人生问题。 正如亚里士多德对文学这一功能的确认以及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所秉持的伦理关怀和伦理探究，我们不应遗忘文学这一重要的维度。 中国文学何尝不是如此? 那些流传久远的作品有着伦理的精彩描摹和道德的郑重劝谕，直抵人类生存的内核。 新世纪小说中的伦理维度重新浮出水面，文本充满了叙述上的探索和实验，在小说叙述、伦理关系和时代症候之间搭建起互通的桥梁。 在此，我们以一部公认的比较成功的小说来看这一问题。
2009年，刘震云推出了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小说满篇尽是市井人物、贩夫走卒、芸芸众生，而他们却找不到能说话的朋友。 “说”的欲望和冲动在小说中构成了最强劲的叙事动力。 正如小说写到的“喷空”，“说”往往带来的是空，而“听”同样没有对象，人物陷入了话语的虚无。 刘震云把乡土中国最为根本的生活状态揭示出来，直面我们民族最深处的东西。 一万句是个障眼法，那一句才是关键所在，但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小说巧妙地留白，于是就剩下了一万句，但这一万句可能是一腔废话，背后显现出中国人生存的忧郁和孤独。 小说不是依靠历史事件和社会政治的变动推进叙事，而是在乡民的柴米油盐和婚丧嫁娶中袒露日常生活的苦涩和艰辛。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小说是对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寓言式书写，“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中求生存，每个人都不但在物质上忍受着蝼蚁式的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精神上也承受着孤独与隔膜”。 [17]
作者紧紧贴着人物的言语和行动推进叙事，人物的生活空间不断变换，用“出”和“回”的对位结构布局谋篇。 小说集中书写乡土中国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细致描绘日常生活伦理状况，在各种伦理关系中展现生活的困境。 “刘震云这回是彻底拆除了‘元历史’，他让人与人贴身相对，就是人性赤裸裸的较量与表演。 人们的善与恶，崇高与渺小，再也不能以历史理性为价值尺度，就是乡土生活本身，就是人性自身，就是人的性格、心理，总之就是人的心灵和肉身来决定他的伦理价值。 ”[18]小说中杀人的念头反复出现。 杨百顺丢了家里的羊，在父亲的责备和打骂中离家出走，夜宿打谷场，却无意中阻止了剃头匠老裴去杀人; 杨百顺因为被父亲和兄弟愚弄上不了新学，酒后想杀出馊主意的老马，无意中撞见被后母虐待的来喜而打消念头; 吴摩西在吴香香唆使下去找姜龙姜狗报仇，差点拿刀杀人; 吴摩西欲拿刀杀老婆和银匠老高，结果老婆和情人出逃; 牛爱国因为庞丽娜出轨想杀妻子，向冯文修等吐露心意，但酒醒之后就放弃了行动。 在惊心动魄的紧要关头，人物终究放下屠刀，在对个人或家庭的伦理责任触动下打消了可怕的念头，心中的善压倒了恶。 刘震云利用这一重复的情节在文本中终结了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一个叙事法则，那就是报仇雪恨、快意恩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表达了乡土百姓内心深处的善念，以及这种善念瞬间爆发的强大力量。
《一句顶一万句》以重复和对位的结构书写底层百姓的伦理困境，呈现人的孤独和无话可说、无家可依，这本身就是对几千年来伦理文化症结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但正是在伦理绝境中，我们看到了日常亲情和家庭责任所具有的力量，看到邪不压正。 伦理关系的双面性奇异地结合到小说中，使叙事充满震撼心灵的力量。 由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看作《一句顶一万句》的当代版，两者显然在伦理书写上具有了一定的形而上意味。 真正的朋友在哪里? 中国人如何才能不孤独? 我们能不能找到指引生活方向的那一句话? 经过20年的发展，新世纪文学已经开始探索和思考这些问题，用文学的方式顽强地寻找超越伦理困境的可能性。 这或许是当代文学“回归古典”的一种更为有力的方式，同时也是向现实召唤新的伦理实践的呼喊。
注释：
[1]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6769060/answer/317952019。
[2]“底层”含义参见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吴重庆：《中国当代史与底层社会研究》，《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3]张韧：《从新写实走向底层文学》，《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4]孔范今：《重识现实主义》，《小说评论》2008年第3期。
[5]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6]蔡翔：《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
[7]〔美〕韦勒克著，刘象愚选编：《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8]〔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6页。
[9]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10]谢湘南：《关于打工诗歌，我为什么欲言又止》，http：//bbs.cnhubei.com/thread-56543-1-1.html。
[11]陈平原：《走出“五四”》，《学者的人间情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4页。
[12]张未民：《“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及其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13]艾伟：《风和日丽》，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376页。
[14]王德威：《众声喧哗之后：当代小说与叙事伦理》，《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
[15]张清华、张新颖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
[16]Martha C.Nussbaum，“Perceptive Equilibrium：Literary Theory and Ethical Theory”，in Garry L. Hagberg and Walter Jost，eds.，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Oxford：Blackwell Press，2010，p.241.中文内容为笔者翻译。
[17]张清华：《叙述的窄门或命运的羊肠小道——简论〈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18]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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