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姆斯基的哲学贡献及其理论特质

发布时间：2021-04-28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准确认识乔姆斯基的理论贡献，既需从其语言研究出发，也需跳出语言本身，探究其语言理论背后的哲学诉求。乔姆斯基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可被概括为:人类是如何在证据如此之少的情况下知道的如此之多?这明显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对此问题，乔姆斯基通过语言

　　摘要:准确认识乔姆斯基的理论贡献，既需从其语言研究出发，也需跳出语言本身，探究其语言理论背后的哲学诉求。乔姆斯基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可被概括为:人类是如何在证据如此之少的情况下知道的如此之多?这明显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对此问题，乔姆斯基通过语言研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人类知识的获得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进化而来的生理基础与人接触世界的经验，前者决定了认识的形式与内容，后者激发认识活动开始并检验认识结果。该回答延续了笛卡尔、康德以来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却又对其进行了自然化改造，客观上促成了理性主义的当代复兴。

　　关键词:乔姆斯基;认识论;理性主义;自然主义

　　乔姆斯基的研究纵贯语言学、哲学、认知科学等多个学科，分析其理论贡献，厘清其理论特质，既需全面涉猎相关学科，更需正本溯源，追问其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这便越发要求我们关注其哲学家身份和理论研究的哲学贡献。

　　一、有关乔姆斯基哲学家身份的争议

　　有关乔姆斯基的哲学家身份仍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家对乔姆斯基哲学家身份的看法呈现两极分化，其语言学理论的支持者认定他“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1]1，但其语言学理论的批判者则多认为他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不合时宜[2]，对自然主义的坚持又缺乏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支撑[3]201，所以算不上是哲学家。

　　哲学家们对乔姆斯基哲学家身份的态度同样复杂，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乔姆斯基已然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在国内外多本哲学史相关类著作中，乔姆斯基已获得了与主流哲学家同等的论述篇幅，如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1981，第10章第5节)、全增嘏《西方哲学史》(1985，第14章第2节)、A.J.艾耶尔的《二十世纪哲学》(1982，第9章第1节)、施太格缪勒的《当代哲学主流(下)》(1986，第1章第1节)等。基于此，普特南宣称:“乔姆斯基是一个主流的哲学家与一个伟大的语言学家。”[4]

　　第二类态度认为乔姆斯基有重要的哲学影响，取得了“当前世界最为令人称道的智力成就”[5]，“最值得阅读”[6]，但就其理论贡献而言，他主要还是一位语言学家，如吉尔伯特·哈曼在其主编的《论乔姆斯基———批评文集》的序言中宣称“没有比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对当代哲学影响更大的了”[7]ⅶ。这句话中，哈曼关注的显然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哲学影响，而不是其“哲学理论”或者“哲学思想”。再如国内知名学者陈嘉映在其所著《语言哲学》一书中写到:“乔姆斯基的理论虽然富有哲学意趣，但其主要内容是语言科学而不是哲学。”[8]256

　　以上简要综述说明，虽然研究者对乔姆斯基的哲学家身份仍存在争议，但对其理论研究的哲学影响却普遍认可。

　　二、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

　　为了讨论乔姆斯基的哲学贡献，我们需要首先深入了解一下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工作。乔姆斯基语言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可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

　　(1)什么是语言?

　　(2)为什么要研究语言?

　　(3)如何研究语言?

　　对这三个问题，乔姆斯基的回答分别是:

　　(1)语言是人类的生理官能，是人类的认知器官之一，它是内在的、个体的、内涵的，不存在作为社会共识的公共语言;

　　(2)语言是心灵的镜子，因此在当前自然科学还无法为人类的认识现象提供恰当解释的情况下，对语言的研究可以为解开人类的认识之谜提供一把钥匙;

　　(3)研究语言应该坚持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采用内在化视角对语言进行理想化设定和形式化描述，并基于皮尔士“溯因推理逻辑”形成“当前最佳理论假说”。

　　“当前最佳理论假说”是一个可以随着研究推进而不断变迁的概念，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形成“经典理论”“标准理论”“标准理论及其扩展”“管辖和约束理论”“最简方案”等几个主要的理论假说阶段，经历了多次的自我否定、自我革命过程。

　　三、乔姆斯基语言研究背后的哲学诉求

　　(一)认识论之谜

　　上述三个问题比较清晰地描述了乔姆斯基语言研究背后更高的理论诉求———通过语言研究找到探究人类心灵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乔姆斯基所关注的并非仅是语言，更是希望通过语言研究来透视人类的认识系统，为解开人类知识来源的奥秘提供自己的方案。

　　乔姆斯基自述其一生关注的是两个基本问题:(1)我们是如何在证据如此之少的情况下知道的如此之多?(2)我们为何在证据如此丰富的情况下却了解的如此有限?[1]179前一个问题被称为“柏拉图的问题(Plato’sProblem)”，它有关知识如何习得，明显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乔姆斯基尝试通过复兴理性主义来加以解答。后一个问题被称为“奥威尔的问题(Orwell’sProblem)”，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乔姆斯基借此充分表明在自由、民主外衣之下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新闻媒介控制人们的思想。本文关注的是第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蒯因等人曾发出过相似的追问，我们不妨将这一问题称为“认识论之谜”。

　　经验主义者视感觉经验为人类知识的唯一来源，这一点看似确定无疑，但实际上却暗含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其中首要的问题是:感觉经验是如此零散与肤浅，为何人类获得的理论认识却如此系统且深刻?解答这一问题需进一步解释从经验到理论认识的上升途径。对此，经验主义内部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也就为休谟式的怀疑论和逻辑经验主义式的逻辑抽象与人工语言构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然而，就这两者而言，休谟的回答仅推进了对知识形成问题的思考和质疑，但回避了问题本身;逻辑经验主义者则试图基于人工构建的符号和逻辑形式来为知识寻求确定的基础，但这种抛开人类自然认识方式的做法无异于“走捷径”，仍难以解释人类知识形成的真实路径。逻辑经验主义最终的失败其实是与生俱来的。理性主义者看到了经验主义问题的本质，因此提出了“天赋性”观念，希望为知识的来源找到更加可靠的依据。然而无论是笛卡尔式的“天赋观念”，还是康德的“先验认识形式”，虽然它们均是依据各自时代科学研究成果进行的设定，但基于现今的自然科学视角，它们又无疑都带有一定的“臆想”成分。

　　(二)认识论自然化的路径:乔姆斯基与蒯因

　　就当前的认识论研究而言，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不可能再简单依据哲学思辨来做出回答，借鉴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既不可或缺，也是当务之急，这便催生了认识论的自然化转向。在推进认识论自然化转向的道路上，乔姆斯基和蒯因均举足轻重。相信通过与蒯因的对比，乔姆斯基的哲学诉求与理论贡献将会更加易于确定。

　　乔姆斯基与蒯因互为最主要的论敌。两人对“本体论”“行为主义”“分析/综合区分”“整体主义”等的看法区别明显，他们甚至对“语言”“理论”“规则”“自然科学”等具体概念的理解也相去甚远。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两人在理论认识上的实际区别并没有两人分属的“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标识的那样显著。从研究目标、研究路径到具体研究方法，两人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似之处。首先，在研究目标上，两人的研究都旨在为“认识论之谜”提供解答，即人类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经验输入的基础上形成汹涌的理论输出的?其次，在研究路径选择上，两人均以语言为切入点，以儿童语言习得过程来具体解释人类的知识获得过程。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两人均采用了理想化、形式化的手段来描述并解释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并且在最终检验理论成果时，两人均转向了自然科学，均认为人类认识论问题的最终解决需求助于对认识能力“深层解释”的实现，即需最终依赖脑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因此，如果简单以“主义”之名将两人决然对立，非但无益于对认识论自然化问题的讨论，反而会平添诸多误解。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对知识来源与知识获得方法的认识不同。乔姆斯基自称是理性主义的复兴者并被认可，这主要是源于他对“天赋”概念的重新定义与对演绎逻辑方法的运用。在其实际的理论构建中，相对于经验事实，他对人类的天赋认识能力更加倚重。然而，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乔姆斯基实际上并没有远离“经验事实”，尤其是没有远离当前自然科学的研究进程。首先，“天赋”仅指“天生具有”，它并非来自上帝，也不神秘，生物进化与基因遗传是其存在并不断延续的基础;其次，以语言能力为代表的“人类天赋认识能力”仅指人类的一项生理机能，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它与人类基本的视觉能力、算术能力、图形认知能力无异;再次，经验事实虽不是理论认识的直接来源，但它同样重要，因为正是它激发了人类的认知官能从而形成理论假说，并且为假说的进一步检验提供最终依据。简单而言，乔姆斯基的理性主义研究路径就是基于人类天赋的认识能力与经验事实进行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过程，这一过程与一般的自然科学研究没有什么两样。这也就不难理解卡茨为什么会略带批评地说:“乔姆斯基与蒯因一样是一个经验主义者。”[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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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而言，蒯因作为一位经验主义者，他对行为主义的重视表明他希望为理论研究建立一个可以确证的经验基础———可观察且可以重复验证的经验事实，而他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对于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则说明他希望找到一条从经验事实上升到理论认识的可靠道路。这两条均不必然会导向经验主义。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即使“顽固地”坚持行为主义，蒯因也从没有直接否定心智现象的存在，表明他对于行为主义的坚持只是方法上的选择，不应该完全将之归于他的经验主义立场。至于逻辑分析手段，因其严密、精确，是有效的理论推理方式，不仅被蒯因等经验主义者采用，同样也被牛顿、爱因斯坦、乔姆斯基等采用。因此，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这并不构成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别，自然也就无法构成乔姆斯基与蒯因之间的区别。

　　乔姆斯基在改造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选择了自然主义，这实际上是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乔姆斯基在给本文作者的电子邮件回复中提到的:“没有人还可能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正如没有物理学家可以依然是一个牛顿主义者一样(Noonecanpossiblybearationalistinthetraditionalsense，justasnophysicistcanbeaNewtonian)。”作为传统理性主义的复兴者，乔姆斯基实际复兴的是这一传统之中的科学认识论部分。蒯因在改造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同样也选择了自然主义，这无疑也是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相比于之前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而言，他的选择将经验主义从人工构建中带回到了现实世界。而当发现现实世界已经高度自然科学化之后，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心理学”一部分的认识论，其研究的自然化是大势所趋。所以，看似是自然化将乔姆斯基与蒯因联系了起来，但就其更深层的原因而言，真正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却是他们对自然科学的信任以及他们解决人类认识之谜的责任感和为此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基于其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立场，乔姆斯基对认识论之谜(柏拉图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人类的知识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人类先天的生理官能(提供特定的知识结构)与后天的经验(激发官能生长)。以语言知识习得为例，儿童生来具有语言官能，亦可被称之为“普遍语法”，它包含一些固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与一些参数相连，在后天不同语言经验的激发下，参数得到有效且多样的设定，并形成了不同的具体语法。这也同时解释了人类儿童可以快速且轻易地学会各自母语的原因。

　　四、乔姆斯基的理论特质

　　上节讨论在确定乔姆斯基对哲学认识论的理论贡献之外，也可能会给人造成另一种印象:作为理性主义的复兴者，乔姆斯基缘何又与坚定的经验主义者蒯因如此相似?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追问要求我们梳理乔姆斯基的理论特质。

　　(一)双重理论继承关系

　　就理论渊源而言，乔姆斯基存在着对理性主义传统和分析哲学的双重继承关系，但现有研究对这一双重继承关系却存在着明显的“误解”和“不解”:“误解”多表现在乔姆斯基对理性主义的复兴上，“不解”则多存在于他对分析哲学方法的借鉴上。

　　先来看“误解”。如上节所述，解释认识论之谜是乔姆斯基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乔姆斯基对该认识论问题的回答遵循了理性主义的基本思路，这表现为，一方面他坚持“天赋性”，认可天生知识结构的存在，认为人类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他坚持内在化、理想化、形式化的理论构建之路，认为基于经验事实提出假说并加以演绎是理论形成的基础。然而，乔姆斯基复兴的理性主义是经过自然化改造的理性主义，尤其表现为:首先，“天赋性”的基础是自然进化与生物遗传;其次，经验始终是理论假说形成的基础与理论获得检验的最终依据;最后，所有的理论成果均需依据新的经验事实和科学进展不断加以检验、革新。基于改造后的理性主义立场，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进化而来的生理基础与人接触世界的经验，前者决定了认识的形式与内容，后者激发认识活动开始并检验认识结果。这一回答实现了对笛卡尔理性主义思想的自然科学式解读，并且“(至少是部分地)把康德的先验哲学纲领转换为一种经验上可检验的认识论纲领”[10]208。相对于笛卡尔，乔姆斯基对知识来源和知识形成方式的论述更接近于康德，当然这并非因为乔姆斯基更多地借鉴了康德的思想，而是因为相对于笛卡尔，康德的研究更多地借鉴后世的科学研究进展。这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转变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态度，认识到理性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科学诉求。正确理解理性主义传统，既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和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看到其各发展阶段的优点与局限，同时也要能够适时跳出历史语境，看到其为解释人类认识之谜做出的不懈追求和追求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探索精神。——论文作者：胡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