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史、地方志与革命书写 ——历史深处的“自流井”

发布时间：2021-07-07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278次

摘 要： 摘要：《自流井》是以家族记忆和地方历史为基本素材的艺术创造，和1920年代前后自流井的社会历史有极强的对应结构和具体的时空感，要在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自流井时空场域中开掘小说的丰厚意蕴。将1920年代自流井的社会历史与文本内容进行互证阐发，既能再现

　　摘要：《自流井》是以家族记忆和地方历史为基本素材的艺术创造，和1920年代前后自流井的社会历史有极强的“对应结构”和“具体的时空感”，要在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自流井”时空场域中开掘小说的丰厚意蕴。将1920年代自流井的社会历史与文本内容进行互证阐发，既能再现自流井绅商窘迫困境与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召唤自流井已逝的民国历史情景，又能在相互印证中理解历史如何进入文本生成小说美学。《自流井》所蕴含的地方书写与时代表达的表意方式，使得小说中三畏堂与自流井的困境与出路的书写成为时代缩影的投射。因而，《自流井》也提供了一个在“时代”的“地方”理解“地方”中的“时代”的典型文本。

　　关键词：王余杞;《自流井》;绅商;地方

　　1944年，王余杞出版长篇小说《自流井》广受欢迎，以致脱销。然而，大陆通行文学史却未提及王余杞其人其作，司马长风的文学史也只提及其长篇《浮沉》①。文化研究兴起后，《自流井》中的盐文化书写引起研究者注意。但传统文化研究模式易将小说本身的丰富性简化为盐文化的简单对应物，遮蔽小说的多重意蕴。王余杞曾说：“我的家本是一个封建的组合”“在资本观念逐渐加强的今日”“一经打击，便立刻崩溃而不可收拾”②。周开庆认为小说是“描写在自流井的一个封建式的家庭，如何为现社会所不容，而终走到崩溃的道路”③。可见，王余杞以自身家族历史为原型的文学书写，得到时人认可。而两人表述所隐含的阶级分析模式，提醒我们小说具有对历史、现实与未来多重指向的叙事特征，主要内容虽是呈现绅商家族的衰亡，目的却是试图指明出路来拯救民众的历史与现实。那么，作家如何调动家族与地方的经验，地域性经验又怎么与作家的观念碰撞聚变生成新的意义，是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因此，论文试图在1920年代和自流井所构织的时空场域中阐释小说的内涵，呈现地方历史情境与文学塑造中的自流井绅商衰落之象以及独特的革命书写形式，意义不仅在于小说文本意义的阐释，也试图在自流井的时代情境与文本艺术的交织中找寻美学生成的可能。

　　一自流井的发现及其前史

　　《自流井》在《中心评论》连载完后，王余杞特地写了长篇序文来交待写作小说的动机、构思、目的等问题。“序”是正文本的重要辅助文本，与小说内容存在互文关系。《〈自流井〉序》“补述小说中所未说的话”，有“小说”和“论文”的双重性质④，是阐释《自流井》的原点。在序的第一部分，王余杞说：“在四川，昔时之所谓魔窟，而今立刻变做了天堂。”在“昔”“今”对比中，王余杞概括出四川“魔窟”与“天堂”的两种形象。

　　两种形象是因战事进行的一系列解构与重构的结果。“魔窟”主要是民国以来川内接连不断的大小内战和鸦片给省外人留下的固有印象。但“九一八”后，四川作为“将来民族复兴史上，一定是个顶主要的地方”⑤之价值被发现，“魔窟”形象逐渐被“天堂”和“勘察加”取代。1936年，“日本在蓉设领的非法行动”，当时媒体认为此举无异于埋下毁灭“最后‘勘察加’”⑥的炸弹，“‘中国的勘察加’已非乐土”⑦。魔窟四川转向乐土的同时，也吸引时人为此竞相入川。入川的人除游省会成都和有“小上海”之称的重庆外，自流井也被“当作‘新大陆’般地发现出来”“当地情形，报纸都争相记载”⑧。但王余杞对他者赋予四川尤其是自流井的美誉并不买账。

　　他者发现的是他们所在时刻的自流井，容易被自流井的投资价值遮蔽，难以进入自流井历史兴衰。王余杞出生于自流井盐商大户之首的三畏堂，见证了三畏堂和其他盐商家族的荣辱兴亡，小说将盐商称作“绅粮”或“绅商”。史学界用“绅商”一词来指称这类在传统与近代的交汇处亦绅亦商，“兼具绅、商特征的独特社会群体”⑨。绅商有别于传统士绅或乡绅：“绅商(由商而绅，由绅而商)和乡绅是官与民的中介，前者多在市，后者多在乡;前者与工商业结缘，后者与宗法、地租联姻”⑩。自流井虽地处西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鼎盛时期”，却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

　　因自身的特殊经历，王余杞能清楚地看清族人的内心、习性、见识和“家之破产是必然的”

　　二地方政治与绅商的衰落

　　王余杞力图在1926年至1928年三畏堂和渝沙债权团的债务纠纷这一特定的历史困境中展现绅商家族的衰亡。三畏堂从王云朗创业发迹到小说所写的1927年前后以抵佃族产还债，近一个世纪的辉煌到达尾声，见证了家族由辉煌至衰落的叫花老太爷直呼“家也快败完了!气数啊!气数啊!”这表明曾被四川总督冠以“富甲全川，交通六部”

　　王余杞是左翼作家，他以“哀其不幸”的态度描写出三畏堂的衰象及大小绅商的无力与无奈。被塑造为卖家奴的总管如四虽假公济私，却面临“内不能化除意见、一致团结，外不能清还债款扩充营业”的尴尬处境，因而养成集老虎、兔子、狐狸和乌龟于一身的四种性格，不论是应对族人，还是对付债权团代表，都先用乌龟的躲避本能，最终仍面临职位被替代的命运。文二大人几乎分得二房所有遗产，又任公堂的灶专理，还兼“两场商会会长，看起来仿佛倒也是个场面上的人物”“手头也竟渐渐感到周转不灵”。大绅商虽有困厄，也还如意，但迪三爷及以下的中小绅商就陷在困窘之中难于应对。1920年前后，王余杞返乡特别留意了族人的服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衣着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

　　三畏堂的衰败不仅在于陷入经济的困境，而且体现在病态的身体与精神上。这主要通过川籍作家笔下的重要意象鸦片体现出来

　　显然，三畏堂是从具体的绅商到整个家族、从经济的困窘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萎靡的整体性的衰败。这使得他们不仅不能应对“丘二”的越轨之举，更没有能力应对自流井强大的军阀政治。王余杞对军阀政治给自贡绅商尤其是三畏堂带来的灾难，有很清醒的认识：“省内每次战事的发生，争夺自流井，便成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谁要抢得自流井，谁就可以从此发财，一直发到下一次战争爆发以至失掉了它的时候。”

　　绅商不仅受军阀直接或间接的劫掠，还要承受县长敲诈勒索。县长老圈为讹迪三爷一笔钱，以一份莫须有的诉讼状将其逮捕软禁。王余杞用了几乎整整五节的篇幅来写这一情节，可见对这一情节的重视。这一情节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让王氏绅商颓势尽显，另一方面则导致了维新派的抵制计划失败，家族衰亡成为事实。这在保皇党与维新党的势力对比中得以凸显：在与保皇党的相持过程中，维新党查账和借款还债虽受到阻碍，但在情理上压倒对手。老圈的插入使局势发生戏剧性逆转：迪三爷被软禁让保皇党有加紧与债权团勾结，抵佃基业的可趁之机。迪三娘因迪三爷被软禁期间过于操劳而病故，保皇党趁迪三爷办丧事之机将公堂基业抵佃给了债权团。这就意味着“自贡盐场最大的盐业家族财团——王三畏堂解体而告结束。”

　　三中兴困境与绅商的消亡

　　与描写王氏绅商衰败相伴相生的一条暗线是部分王氏绅商试图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私家或家族的复兴。这些绅商的中兴之举既是向衰亡的命运艰难抗争，也是对衰亡命运的补充与续写，但历史的困境注定中兴计划难逃失败的宿命，孱弱的绅商也因此消亡。

　　为从债权团获取高额的回扣，保皇党想方设法将公堂基业抵佃给债权团。对这样的行为，王余杞心怀鄙夷，在小说中有意以戏谑和丑化的方式刻画保皇党人。以迪三爷为代表的维新党一直试图中兴公堂，却因权不在手使复兴计划难以实施。不过，维新党人也并非都一心为公，在利益驱使下，大多数维新党随时可抛弃复兴公堂的初衷。

　　作为世代以井灶为生的盐商子弟，斯谦和迪三爷在公家衰败之际都试图锉办井灶振兴私家。与迪三爷将所有精力倾注在抵制保皇党不同，斯谦没有介入两者之争，将精力全放在锉办来福井上。在公家解体衰亡之际，斯谦的私产却呈兴旺之势，使族人常露欣羡之色。但来福井却很快就因烟囱坍塌致火灶熄灭，工人因斯谦借故克扣工资，濒临饿死，不得不走向罢工，斯谦的产业也因此不振。迪三爷见抵佃基业已成大势，昌福井也就承载了迪三爷的所有期望。但办井本身就是一次不知结局的冒险，“一眼井兴家”是盐业绅商们竞相办井的动力，“一眼井败家”也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尔摩斯剑。迪三爷将昌福井视作最后的赌注，却未能逃过被凶险之剑刺中的命运。

　　作为树人学堂的校长和远近闻名的教育家，迪三爷将教育视作兴家的重要基点。小说中的树人学堂并非师心独创的凭空想象，而是对三畏堂所开办的树人学堂的艺术再现。树人学堂初是由王云朗兴办的义学，科举制废除后，义学扩大为树人两等学堂，1908年增设中学和各类班次。1913年，因经费困难，撤销中学，改为树人两等学堂。

　　这种打着教育的幌子，实则不重视教育的思想是自流井特殊的社会结构所致。“在近代经济营运和科学的企业管理中，为传统社会所推崇的状元、进士的金字招牌，几乎完全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迪三爷坚持认为“教育可以挽救一切：重振家业，建立事功”，让儿子幼宜带着中兴家业的重任赴京求学，待到基业抵佃之期满，仍可再造辉煌。幼宜学成归来却敲碎族人重振家业的迷梦。幼宜认为是商业资本对工业资本的压制导致了三畏堂的破败，这显然是借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三畏堂终究不完全是一个具备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方式的现代企业，而是一个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绅商经营的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企业的资金筹措、经营管理和技术引进方面，家族亲情和血缘关系都可以起到很多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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