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7-07所属分类：文史论文浏览：1次
摘 要： 摘要：科技美术考古学是一门多方法交叉学科，是新文科背景下的创新产物，其基本理论源于考古学、艺术学相关理论，并吸纳自然学科领域的方法，其核心艺术本体方法论的价值由于多学科的补充而得以充分彰显。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新兴学科，其理论
摘要：科技美术考古学是一门多方法交叉学科，是新文科背景下的创新产物，其基本理论源于考古学、艺术学相关理论，并吸纳自然学科领域的方法，其核心艺术本体方法论的价值由于多学科的补充而得以充分彰显。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与独立方法论的构建是科技美术考古学学科成立的必需条件。
关键词：美术考古;艺术本体;交叉学科;理论建构
科技美术考古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问?它的独立价值是什么?自概念提出伊始，这些问题即被多方追问。科技美术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是艺术考古学发展到深入阶段，对应产生的问题性学科，旨在解决用艺术学和考古学方法难以解决的综合性问题。例如，我们在对历史遗存进行艺术分析的过程中，大多采用人文的艺术学分析方法，从创作理念和美术价值的角度来定性，这种方法显然难以形成准确的物质量化标准以及技法范式规则。而在对人文艺术家的解读过程中，则对遗物的形态结构和材料工艺等分析则较少涉及。因此，科技美术考古学即是在现有美术考古学方法之上的补充，拟解决客观科学与主观创作之间的匹配问题，力求通过物质科学与艺术经验的相互解证，来确定物质内在结构与创作经验之间的历史统一性原则。本学科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的，它具有显性的问题意识和确定目标的理论意义。随着科技美术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些有关对象、方法与理论体系的建构等核心概念，有必要在学术界进行广泛的讨论。草蛇灰线，以图专家伏脉。
一、概念的提出及定义
为什么要将“技术”提升到学科理论的层次?几十年来，考古技术的引进、发展，弥补了中国考古学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方法论上的不足;然而，“技术”的突飞拓展，也与艺术考古学理论相对滞后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对科技美术考古学而言，理论与技术是一个整体概念，而技术与方法是理论的展现手段，没有理论支持的技术往往不能达到原来预想的目标，所以，理论的滞后必然会阻碍“科技美术考古学”的系统提升，而技术的发展也无法得其精义，只有理论与技术的偕同才会给这一学科带来健康发展的契机。
同时，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理论方法是否具有独立性是中国艺术考古所面临的必解问题。中国艺术考古学由于被强大的传统史学所统照，成为一门具有显性民族性的学科，强调补史证经的功能，导致在研究的构成中极易出现先设问题条件，使得研究伊始就预设了结论，造成以历史问题为导向的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界备受责议。科技美术考古学即是力图从物质量化条件和技术要求出发，增加问题条件的准确性和针对性，协调完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系统。
当代史学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多种历史价值观以多样性和模糊性的光谱式形态存在，多层次的史学意识并立，表达方式的矛盾相互交织并存。这种状态与18世纪的意识形态大交战不同，18世纪的交锋是新旧思想的对立，其核心是以理性自然出发的启蒙思想与神学的针对性交战，①问题与异质显而易见，而当代史学的认识观交织混杂，极具模糊性质，这一现象不但影响着传统史学的发展，更具有交叉性质的艺术考古学的目标凝聚和问题阐释造成了更大的困惑。现代学科的细化既有其更加专业化的趋向，同时也造成了对问题的孤立表达，学科越成熟就越会排斥其他理论的介入，在诠释问题的时候往往缺乏宏观性的解释力。当代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原则研究，学科交叉是目前理论界的前沿研究方法，在艺术起源的研究中，有关人的生理、物理和心理的反应机制，是目前相对前沿的研究。因此，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介入了自然学科的理论，来说明人文研究难以被显性证明的不足。这种交叉研究在理论界褒贬不一，但随着相关研究的开展，逐渐看到在将自然学科的研究置入对“艺术发生”的解释中，未必会造成其偏离人文阐释的精神特质，相反，两者的交叉化用，大大拓展人文阐释的广度和深度。②
基于探讨风格定义和延承关系量化等问题的解决途径，笔者提出了“科技美术考古学”的学科概念，得到学界诸多学者的鼓励，并尝试搭建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建构具有普适性的方法体系。③科技美术考古学属于交叉学科，是艺术考古学发展到深入研究阶段产生的跨学科研究系统。在学科归属上存在一定争议，就其研究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两个向度，一个是趋向艺术学的风格定义向度，一个是反映时间和空间的考古学物质定义，此外，自然学科的介入更促进了各自观点的确认性。
科技美术考古学是以技术美学(BeautyofTechnology)为统领，旨在解决艺术感性量化标准的一门跨学科专业研究科学，结合新技术、新方法来研究艺术呈现的量化分析和历史艺术实证逻辑的规律。与以自然学科支撑的科技考古学不同，其主体研究方法还是属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其中只是借鉴了自然科学中的基础数学模式和材料分析方法，其对意向性的生成分析是主体性视角下对实在性理论的阐释。同时，科技考古学基础方法论的还原也不构成对其他理论相互兼容的障碍，无论从有效意义出发还是基于量化理解的角度，其与科技考古学以及艺术考古学的根本差别也只在于方法论视角的限制和相互补充，而非立场的相互冲突。
科技美术考古学具有明确的跨学科属性，其理论方法兼有文理性质。科技美术考古学的确立首先需要解决学科兼容的关系以及学科统一性和原则划分等问题，并在相同与异质研究属性之间形成紧密的内在结构，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特殊领域、特殊理论、特殊方法和特殊技术的独立研究系统。因此，确立科技美术考古学，在学术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首要目标是建立具有独立意义的研究系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质的科技美术考古学理论范式和学术话语体系。
科技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生成，主要是基于解决艺术考古学中的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而设立，即如，物质本身对艺术创作的反射，技术手段与创作理念的通融等。在其理论建构期间质疑声音不断，主要的分歧是，科技美术考古学的出发点是解决艺术物质的具体问题，是否有建立独立理论体系的必要?
科技美术考古学研究主要是通过量化和质性的手段进行“假设检验”。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对于本学科而言，理论应基于学术层次进行讨论的内容，与具体的实际问题无关。然而，经验告诉我们———缺乏理论指导的“假设检验”往往会导致定性模型的偏差;忽视量化标准中的干预变量，很难在整体研究中把握好物质与背景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当物质序列和历史文本出现局部断裂的时候，问题检验就更需要理论的宏观支撑来完成因果结论的判断。理论是提出问题假设的前提，没有理论构架的支持，科技美术考古学中复杂的交叉研究很难避免导向的错误和检验方法的适配偏差，特别是很难进行概念的界定和清晰地描绘路线。
在理论中，首先是由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组成，两者在存在状态上存在明晰的区别和矛盾。但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两者更多的是相互关联和内在的统一，并具有互相解释和证伪的功能，其根源即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表现出来的“内在本性”①的价值。因此，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②理论是一种可以被证伪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一般性的解释(generalexplanations)方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传统物质与意识的二分法已显简陋，特别是传统考古学下的物质观需要进一步深化。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相对次要的条件或可打破理论的框架结构，但只要这一理论能够对大多数问题作出阐释，就是相对完整和可以使用的理论，并不会因少数反证而失去其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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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科技美术考古学中设定的物质排列和延承规律的序列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孤证打破这些理论构架。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说明科技美术考古学的方法存在不可弥补的漏洞，恰恰是随着考古发现而不断出现的特例资料的补充和方法的创新，推动了理论体系的逐渐完善。
二、理论的确定性原则：基本逻辑观的生成进路
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从宏观上确定其基本逻辑观，也就是建立哲学认识上的认知路径。简单来说，逻辑是对一个问题的推理和论证的学问，这是人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所具备的以特定思维方式支配自身发展的动力，不同思维逻辑会对社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文化指向。也就是说，逻辑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人的社会存在方式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联，③虽然逻辑思维活动注重问题推导和论证的有效性价值，同时，逻辑思维的规范性、逻辑基本要素的条件清晰性、推理数据的可印证性以及论证过程的有效性，促使思维方式向着理性主体方向展开，这使得社会的有效进展必然会借助强逻辑的科学性来建构主流文化的价值走向。因此，科技美术考古学的建构需要了解历史社会的逻辑思维观念，以宏观透视问题为基准。需要说明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逻辑观念与现代思维概念并非具有一致性，不同时期的思维认识也不是一个线性成长的过程，其与社会主导意识的需求有关。当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史实，我们必然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观来协判“历史”，需要立足历史整体发展的唯物主义立场来形成现代宏观判断。因此，站在现代史学角度，不是任何已发生的史实都有资格成为“历史”，历史只会关注对于当下最具意义的事实，也就是说，科技美术考古学强调以史为鉴，研究历史其实就是瞩目今天。
我们知道，理论逻辑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感官形成的知觉逻辑推理，另一种是“对实在的认识，是关于某种存在物的认知规律。”④第一种的单纯性思辨形式是西方前哲学的主导模式，这是我们传统中很少接触的观念，即如李泽厚在《存在论纲要》首语所说的，本无形而上学存在论传统的中国“哲学”。①关于形而上学的认识，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完全脱离实在的假象，对现实并无实际指导价值，这是一个站在东方认识观下的假想认识。其实，形而上学的理论推理本身具有显性的价值意义，②虽然其是在假想中进行的逻辑推论，但是这种理论也是基于人的基本经验的综合表现，即如，几何学中的各条边线，本身不是现实物质，只是假设之上的抽象存在，这种假想中抽象化的推导过程即是形而上学理论的集中体现。③其只是呈现出一种关系性，但并不妨碍对现实存在的指导价值以及对实在物质的理解。
在对历史物质的研究中，我们往往会忽视宏观认识的重要性。科技美术考古学的设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历史物质的整体认识观的问题。形而上学虽然不去对应现实物质，但其严密的推导具有显性的普适性。由于抽象的存在，它所能涵盖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对现实物质整体分析显然非常重要，“最高的抽象思维是控制我们对具体事物的思想的真正武器。”④因此，基于问题研究的科技美术考古学更需要针对物质对象的宏观认识来进行分析，并对物质特征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指导性。
科技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具体的历史物质，虽然抽象的逻辑对事物的总体认识具有普遍价值，但具体物质之间的互动原理则还需要面对具体现实，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从具体物质或现象的对应分析中发现规律和事实逻辑。墨家是中国逻辑学说的代表，在推理中展开说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梁启超指出，墨家论理的“思维作用”有三个特征：一曰概念，二曰判断，三曰推论。⑤与西学不同，这是一种基于物理判断的哲学。此外，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格物致知，即是一个专门研究事物道理的理论概念，但是，宋代以后，中国哲学观念转向心性感悟，从而将格物与致知的顺序进行了倒转，用物理来印证心性顿悟的道德经义，致使中国将经验知识与哲学体念分开，形成道和技的两条道路，使得较为成熟的传统技术经验无法上升到理论形态，很难将物理知识转换成体系化的系统构成，经验知识很难规模发展。
虽然历史物质具有明确的不可更改的实在性，但其所反映出的艺术特质则不能完全被绝对化。这些承载艺术信息的历史物质既包含自然科学所反映的确定性因素，同时也包括感性的、无意识的、创造性的多种复杂因素，即便是从宏观上来看，我们也很难用一套理论来对其进行总结。因此，当我们面对信息交杂的考古物质，并对其进行体系化建构时，既需要把握好整体的宏观影响决定性，同时又需要保持物质的客观性和事实的证实性因素。显然，这种理论需求在基于中国特性物质基础的同时还需借助形而上宏观理论的统合。简单来说，李泽厚的生产实践与历史理性互证，以“经验变先验结合”“历史建构理性”来阐释历史艺术物质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溢出哲学”⑥之外的中国式理路，这对中国科技考古学的物质本质理论探讨具有指导意义。就艺术物质本质而言，事物的构成原理存在于物质本身，只有通过体系化的分析才能被认知。特别是面对有诸多时间性的历史事实的时候，简单的物质对应是不够的，需要将这些具有共存意义的物质事实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宏观的物质体系，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具体艺术物质的时代特性。
在社会活动中，逻辑的理念往往会作用于思维方法，而思维方法则会对当时的文化形态形成影响并以物质的形态表现出来。因此，科技美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观构成，就宏观发展的角度而言，既要有中国传统格物致知的技术路径分析，同时也要从逻辑概念的高度对艺术考古物质进行空间把握，从史实出发，将实证与推导相结合，寻求发现“事实逻辑”的体系化构成。此即科技美术考古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立场。——论文作者：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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