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4-22所属分类：免费文献浏览：1次
摘 要： 当代文坛
《论地方路径与文学史的重构》论文发表期刊：《当代文坛》；发表周期：2020年05期
《论地方路径与文学史的重构》论文作者信息：张光芒
摘要：过去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在史学思维上存在着两个层面的缺陷，其一是把整体的现代文学史视为不同的地域文学史的总和;其二是认为不同的地域文学史只有纳入整体文学史的宏大体系中，才能找到各自的位置，只有被充分地“格式化”以后，才能判断它为整体文学史提供了多大贡献。正是由于过去“重写文学史”对于地域文学的认识、处理和史学叙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这里用“重构文学史”来取代，强调“重构”也正是为了强调从根本的史学思维上进行反思，强调的是一种深层结构上的重写。那就是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思维的转换;进言之，要善于发现、挖掘和采取地方路径，吸纳“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
关键词：地方路径;重构文学史;民间文学;地域文学;内部视野
一“重写文学史”的民间文学与地域文学问题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随着该学科边界的不断外移及与相关学科交叉的扩大，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相关范畴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像民间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地域文学史、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等。过去我们对这些范畴的重视大多落实在文学史写作实践中，至于这些概念范畴的内涵与边界，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在理论上加以厘清和探讨，如何在文学史叙述模式与史学建构中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尚有待深入，实绩少见。上述几种文学史形态实际上彼此有交叉，史学叙述的视角也有极大的不同，并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分类。这里试图从理论上提出地方路径与“重构文学史”的问题，有必要先从民间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谈起。
新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是客观实际的存在，也是文学史史实。从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上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会引发更多的值得人们关注的话题。实际上，民间文学和新文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甚至是有点对立意味的概念范畴。一般说来，当我们单纯地提到民间文学的时候，主要指的是口头的文学，并且不像新文学创作那样有一个现代文人作者，即民间文学的产生是集体性的。民间文学虽然广泛存在，但是其口头性、传承性、集体性等基本特点决定了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新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我们提到“新文学”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作家文学，即新文学作家创作的文学。我们说的“新文学史”指的是作家文学史，必须是作家写作的文学才能进入新文学史叙述的视野。而无论是原生态的民间文学，还是经过改造了的民间文学，它们一般不会进入新文学史的写作视野。实际上，在现代学科体制之下，我们也不难发现，般研究新文学的人不会去写民间文学史;反之，主攻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也不会关注新文学史，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属于单独的一个学科。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新文学史写作与民间文学无关。因为民间文学与新文学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同时又是不可避免地相互发生影响的两个范畴。新文学创作影响或者改造着民间文学，而不同的民间文学也影响着不同作家的新文学写作，甚至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地和长久地影响着某些作家的写作。从理论上说，当我们讨论中国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的时候，最需要探讨的重心在于民间文学对新文学史的影响这一层面上。
那么，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考量民间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民间文学，比如我们应该有20世纪的新的民间文学史。但是，那是从民间文学的学术立场出发的，是民间文学史家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另外层面上的学术命题，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谈的是新文学史写作，也就是从新文学史写作的学术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是主要的学术命题之所在。这一命题也就是要如何考察民间文学之于新文学的作用、意义的问题，这其实是多年来新文学史写作中被忽视的问题，其中遮蔽了不少的文学史嬗变的深层内涵和内在逻辑。
那么，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认为应该引入一个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即“地域文学”。地域文学属于作家文学，也属于新文学史的范畴，不再属于民间文学，但地域文学又是受到民间文学深刻影响的新文学写作。比如，被传唱了几千年的《格萨尔王传》至今仍然被传唱，是“活的”史诗和民间文学。新文学史不会将它纳入文学史叙述的对象范畴。但阿来创作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却是新文学史不能绕过去的文学文本，就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学的性质。我们有理由重视地域文学在新文学史写作中的作用。于是，这里就引出下面将要讨论的更重要的问题层面。我们过去虽然也说新文学史写作要重视地域文学，要重视地域文学史。但是过去的那种重视方式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重视方式上存在着一系列习焉不察的缺陷。具体而言，我们已有的文学史叙述对于地域文学史的重视，往往集中体现在民俗风物、方言俚语、地方文化传统这样几个方面。挖掘出这样的地方性、地域特征，便似乎完成了对于地域文学的考察任务。而对于这些地方性背后的思维方式、面对生死悲欢的反映方式、在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所采取的独特的价值呈现方式，等等，则无意深究。这些层面正是本文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二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
早在1923年，周作人专门写了一篇专论“地方与文艺”的文章，起因即在于他发现“五四”新文学虽然“渐见发达”，各种创作也都有相当的成绩，但仍然觉得还有不足。为什么呢?这便是因为新文学有一种新的倾向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即“太抽象化了，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而要改变个性不足、单调有余的缺陷，就要做到“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周作人以敏感的嗅觉发现，那些带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新思想、新道德的要求，实际上成了对新文学的“一种普遍的约束”，一种“自加的锁机”。可见，周作人早就深刻地注意到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在个性、地方性与普遍性三者之间，必须经由地方性，才有作家的个性可言，即所谓“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而普遍性或者说现代性的宏大观念与普遍性，并不必然地给作家带来审美个性，它们与个性的创造性相距甚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性即个性。由此进一步引申，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从地域文学史与国家文学史的关系来看，过去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在史学思维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量”上的错误认识，即把整体的现代文学史视为不同的地域文学史的总和。这正如李怡所注意到的：“如果说过去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的研究是为了"补缺，中国文学史遗落的局部，归根到底是用各个地方的文学现象来完善中国文学的总体景观，地方始终是作为·文学中国，的补充被我们解读和认知，区域的意义存在于
·文学中国，的总体经验之中。”这就有点像“地图思维”，即由不同的地方版块叠加而构成整体版图。
第二个问题关乎“质”的先在观念，即认为不同的地域文学史只有被纳入整体文学史的宏大体系中，才能找到各自的位置;只有被充分地“格式化”以后，才能判断它为整体文学史提供了多大贡献。这在地方文学史、民族文学史乃至门类众多的华文文学研究等不同形式的“重写文学史”中都有较显著的表现。有学者深刻地注意到："民族文学史的叙事除了表达发展的历史观，同时还要表达各民族文学被纳入中国文学总体叙事的历史过程，而这正是民族文学史叙事模式最重要的隐喻功能。通过对近现代民族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时段的统一划分，地方民族文学最终融入中国文学史发展的现代性整体进程之中，地方民族文学成为民族国家文学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从而取消了狭隘民族情感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表达机会。”当然，地方民族文学被归整之后，丢失的应该不仅仅是狭隘民族情感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它更多的是必然屏蔽掉其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和创造性。这一倾向使得文学史写作越要重视地域文学，越丢失了地域文学的实质，反而遮蔽了更多的问题。
就华文文学史研究来说，充满反思意识的学者已经开始不满足于多年来形成的文学史书写模式及其隐含的史学思维定势。有学者就充分意识到，从刘登翰的“分流与整合”阐释模式到饶艾子、费勇的华文文学整体观和“美学中国”概念，从陈辽、曹惠民的“百年中华文学一体论”到黄万华"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史”的构想，等等，它们形成了一个颇为兴盛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模式。它“已经长期地左右着我们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这一范式和路径我们姑且称之为华文文学的"大同诗学，/·共同诗学'。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反思多年来形成的·大同诗学，观念的意义、贡献与限度，以及如何重新建构更具阐释能力的·共同诗学，范式则是更重要的工作。”相对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华文文学更容易显示其“地方”性特质，因为其创作门类繁多，相对独立的地方特色更加显明;而我们通常说的现当代文学史以汉族与汉语言文学为核心，其地域与地方色彩，包括不同层级的大小地域、较大地域范畴之内更多的较小地域，更容易被忽视和遮蔽。
前些年已经有学者发出“重写文学史的终结”
的慨叹，其中的失望应该与史学思维的瓶颈难以打破关系密切。正是由于过去“重写文学史”对于地域文学的认识、处理和史学叙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性，笔者这里用“重构文学史”来取代，强调“重构”也正是为了强调从根本的史学思维上进行反思，强调的是一种深层结构上的重写。具体到本话题，那就是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思维的转换。换言之，我们必须让地域文学史与整体文学史回归到本来存在的动态的、交互的、平等的关系之中。正如有学者意识到的华文文学研究中“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化观念过于静态，而人们对世界华文文学几大中心的描述也往往是非历史性的。”其实在现当代文学史写作领域，这种静态化的问题同样存在，其缺陷程度犹过之而无不及。
国家文学史与地域文学史，严格说来，二者不存在层级的区分，而是文学史书写的不同视角而已。二者无论在思想的挖掘上，还是在审美的考察中，都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联想一下相关的问题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比如很少有人把世界文学史视为一个整体，也不会简单地将各个国家或各个民族或各个地区的文学史之和等同于世界文学史。同时，我们在考察外国文学时，也会比较理性地尊重不同的文化模式与文明取向，并不刻意去追踪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方向是什么，最高价值是什么，甚至也不认定有这样的普遍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方向存在。但当我们处理国家文学与地域文学时，就容易受制于两种先验观念，要么是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影响，要么是无条件地服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自觉主动地接受普遍价值的统摄。
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同样有说服力。在我参加的一次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有一个同学提交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湘西作家群的湘西书写"，在其内容设计中，所谓湘西作家群其实主要是以沈从文为核心，其他作家涉及很少。老师们讨论后一致认为这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不好，还不如直接将题目改为“论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这样一改，题目好像是小了，其实恰恰相反，修改后的题目反而更有力度和深度，反而更显大气厚重，更显学术价值。这位博士生非常认同这一修改，并自我解释说，他原来也想以沈从文为论题，但是由于担心题目有点儿小，因此临时又补充了一些沈从文之外的作家，以为这样才能使选题显得大一些，并且有更多的新意。但现在看来这是陷入认识的误区，用湘西作家替代沈从文反倒小家子气。这也就意味着，沈从文虽然可以说是属于湘西作家群，但是在文学上，沈从文作为一个符号，反而远远大于和高于湘西作家群这个概念。湘西只是世界版图上一个小小的点，而沈从文却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这个例子说明，在文学史叙述中，单个作家并不一定小于区域，某个区域也并不必然地小于国家，他们完全可以是平等的，有着交互的、动态的、互补的、不可彼此取代的复杂关系。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一个区域也构成一个文学的世界，而国族文学史也好，整体文学史也罢，也只能说是一个文学的世界。各个文学的世界之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并不必然地存在着以前以为的后者包含前者的层级大小的关系。李怡在重新定义文学的“地方路径”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
“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这一观点虽然不是针对文学史思维范式的变革而言，但其思想理路实在应该引起有志于在理论上“重构文学史”而非在实践上沿袭“重写文学史”思路的学者们充分的重视。
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于201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不少批评家质疑他的文学创作存在着思想深度与作品分量不足的问题。但学者贺仲明有自己独特的阅读感受和学术观点。他认为其作品浓郁的地域性，即强烈的巴黎印记，是莫迪亚诺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优秀文学品质之所在。其地域性一方面表现在浓郁的巴黎地理印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作品的人物命运和生活轨迹普遍”几乎无一例外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巴黎历史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也就是说，“作品虽然写的是个人命运和个人故事，但实际在整体上投射着巴黎这个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由此，他精辟地指出：
“人与物、历史与现实、地理与时间….就像密密麻麻的巴黎大街小巷，充满曲折和幽暗，历史文化和人性命运中的委婉玄妙，所有的因素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从精神到物质，从个体到整体的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巴黎社会和文化的图画。”g在这里，贺仲明从学理上探究了地域性何以会有那么强的文学魅力，即地域性深刻地满足了文学的个性需求、独立性价值以及生活深度认知的需要。这一研究聚焦于地方路径本身，其结论自然与那种以整齐划一的现代性价值为审美标准的批评模式大为不同。
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触及一个宏大的思想命题，但其地方路径却千差万别。可以触及的思想命题是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也可以照搬的，但地方路径却完全是个性的和创造性的。可以说，文学创作中地方路径的文学史价值远远高于文本所蕴含的普遍价值或现代性意义，后者是概念化的，前者却是鲜活的;后者是可以想象和屈指计算的，前者却是细微到存在的每一个毛孔中去的，是不可复制的。比如，陈应松的长篇近作《森林沉默》是一部带有浓厚楚地文化色彩的小说，是一部为自然立诗、为森林立言的奇书，也是一部集浪漫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于一体的作品。读者可以快速地进入该小说所触及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重大命题和价值方向。探讨这些涉及生态美学与生态价值的问题本身，其实并不能凸显出其文学创造性之所在。真正有意义的探讨方式是考察小说叙述为通往宏大问题域所建构的地方路径与美学路径。我认为该小说的地方路径深刻地体现在四重叙事中。第一重叙事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冲突，这是最表层的。人与自然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修建飞机场对森林生态的破坏。这一层贯穿小说，始终存在。但实际上这一冲突并不是这部小说叙事的重心，只是这个故事展开的一个背景。小说的第二重叙事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比如花仙因为得了忧郁症到山区支教，她与社会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第三重叙事则进一步推移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的关系，是构成小说主体结构的最重要的主线。但《森林沉默》叙事的第四重叙事才是最重要的一层，它将审美重心落到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这一层是以獲猴与花仙的相识相爱为主线。花仙用人类的理性启迪獲的心智，让獲从树上回到地上。獲则以自然的野性唤醒花仙身上沉睡的野性。森林固然沉默，人与自身才是真相。实际上小说展开的所有矛盾最终都落在人如何看待自身，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变化达成某种和解，或者完成某种对抗。
三“重构文学史”的地方路径与“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
勿庸讳言，在史学思维的革命、历史重述的更新等理论层面上，中国文学史写作已经陷入两种落后状态。在地方路径问题的把握上，其一表现为文学史叙述落后于作家的创作实际。相比较而言，作家对地方路径的开拓、发现与建构，比文学史家在史学叙述中对地方路径的发掘做得要好一些。严家炎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序言中强调，地域文化首先影响了区域文化的发展，进而对区域文学产生影响。地域对文学的这种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严家炎并没有使用“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这一说法，但他明确肯定由于区域文化所起到的中间环节的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因此，作家总是自觉地或者无意识地在建构着某种程度的地方路径，开辟着地方叙事。而文学史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对地方路径，对其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视而不见，或者无力把握，或者因热衷于静态描述而浅尝辄止。这就必然造成文学史叙述落后于文学叙述本身的现象。
其二，文学史家的历史叙述还落后于当代历史学家、哲学家与人类学家最新研究成果所达到的整体学术高度。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哲学家的主体间性理论、人类学家对于地方知识的重构等，这在文学史书写领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冲击和回应。但他们提出的一些与地方路径有关的新的学术范式、研究范式，对我们真正深入“重构文学史”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路径启发。
比如历史学家鲁西奇就提出来，过去的历史，重视北方，是“北方中心说”。他提到一个现象，就是宋元时期的京湖路一带，在北方人的叙述当中是很富庶的;但是在南方人的叙述当中是很动乱、很贫穷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南方人本来就富，所以在他们看起来，京湖路则是荒凉、落后的。但 是，由于“北方中心说”或者“中原中心说”的影响，我们的历史主流是以北方人、中原人的历史书写为主的，我们的主流文学史和历史，对京湖路这一带的历史叙述与南方人的叙述差异甚巨。从《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 到 《南史》《北 史》《五代史》，再到《宋史》《元史》《明史》等，这些正史，“构建了传统历史学对南方历史叙述与阐释的基本框架”，都是在大一统局面下对南方历史作出的重新阐释。这种历史叙述传统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外在”的想象;二是“他者”的视角。因此这位历史学家就提出来，要重新发现南方，要重视历史书写的“南方线索”，他使用的是“南方脉络”这一概念，并没有使用“地方路径”的说法，但其理路与内涵相近似，也可姑且称之为中国历史叙述的地方路径即“南方路径”的发现问题。无独有偶，苏童在《南方的堕落》中借小说人物之口说“我真的跑起来了”，当我要逃离故乡，逃离香椿树街，“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追着我，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苏童的许多小说文本，充满着大量的“南方意象”与南方书写，要深入理解它们同样超越“外在”的想象和“他者”的视角，回到“南方线索”，寻绎“南方脉络”，开 辟“南方路径”。
这个“南方路径”的发现无疑证明了地方路径在新文学史写作中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但如何有效地开辟出“地方路径”来呢?另一个例子可以带给我们更为有益的启示。著名人类学家吉尔兹在其《地方性知识》中提到，有一次他到印度尼西亚去考察巴厘岛就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他发现巴厘岛的人，死了亲人以后的那种反应和其他地方的人不一样。他就碰到这样一个年轻人，后者刚刚死了媳妇。但当这个年轻人见到客人的时候，并不表现出悲痛，而是“带着应有的微笑向人致意并以郑重的方式向人们为他妻子的缺席而道歉，并且用一种神秘的技巧去努力使自己平静。”这位年轻人告诉作者：“这是你必须做的，你要极力使内心平静坦然。”作者说，只有你亲见了这些，你“才有可能去严肃地、设身处地地体认这种自我的概念，去体认那种你虽无缘得见，但却深蕴其中的内在威力。”吉尔兹通过田野调查与研究，发现巴厘岛的人，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文化有个特点，他们对人的生死有自己的理解方式。他们认为人的一生就是演了一场戏，他的作用是把历史和未来勾连起来，这就等于说，他活着的时候就是来到了舞台上，死了就是从舞台下去了。因此那位巴厘岛的年轻人的媳妇死了，他那种痛苦，被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压抑下去。他把死亡、毁灭当成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就是他这个人对生死的理解，所以说如果你用莎士比亚的“人活着还是毁灭?”这样的现代性思想与人文主义话题来理解巴厘岛的人，是无效的。用吉尔兹的原话说就是，莎士比亚“在面临人类必死的命运时的空泛的见解”“在这儿是一窍不通的”。吉尔兹由此就提出一个克服外在想象与他者视角的新的历史叙述理论，即“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
可以说，我们要重视新文学史写作的地方路径，就是要善于发现、挖掘和采取地方路径，吸纳“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 “地域文化”不宜以“区域文化”取代。“地域”的说法更强调文化地理学的意义，而“区域”含有行政地区的意思，带有政治性。因此，是地域文化而非区域文化更接近于“内部视野”的获得。
就像我们在理解沈从文的时候，往往是用现代性的宏大视野去理解他。作为大师级的作家，沈从文的影响极为深广。但我们的文学史叙述在沈从文的评价上常常充满着悖论。比如我们说他的 《边 城》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但我们同时也说，沈从文是一个充满了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作家。对 于《边城》的保守主义的看法，与对于《边城》的现代性评价，构成了自相矛盾的认识。实际上， 《边城》 真正让人感兴趣的不是这样两个大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从湘西文化的内部视野去理解问题，往往会得到很多思想矛盾的、似是而非的见解，老是解释不清楚作家创作的本质。如果进入到“内部视野”，就不会用保守主义、现代性或者真、善、美这些大的视角，也即上面所说的外在视域和他者视角去阐释沈从文。
如《边城》通常被文学史叙述为“沈从文浓郁的乡愁情结与深纠的情爱体验的艺术结晶，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心灵柱石”。在这部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中，“作者将审美的人性形式和古拙的湘西风情交融起来”“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着重塑造了作为爱与美的化身的翠翠这一形象”。其他人物，如老船工的古朴厚道、天保的豁达大度、傩送的笃情专情、顺顺的豪爽慷慨，“作为美好道德品性的象征，都从某一方面展现了理想人生形式的内涵”。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人性美、人情美不能完全揭示《边城》的深层审美情韵。实际上，作家描述了一种暧昧难言、欲说还休的真实状态，而这种状态的文学意义及其价值，只有通过地域文化的内部视角才能更有效地凸显出来。在湘西文化中，人 性、人格的最高追求是“重义轻利，守信自约”，相较于其他作家，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往往“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糊涂一点”，“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边 城》中的船总顺顺对自己两个儿子的教育的目的便是使其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因为其作品中呈现的这份少有的独特意识与鲜活情态，令读者沉醉其中，也把这种美好的感受归因于其描写的人性美、人情美。但也正是这种被地域文化推崇为最高境界的重义守信的品质，将生命、个性的价值置于次一级的位置上。当信、义与生命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的时候，前者就无可回避地导致了对后者的伤害。
小说真实深刻地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不爽快：翠翠爱傩送，但是并不用言行明白表达，更不会热烈追求，而是顺其自然，听从天命。也因此，傩送没有真正了解她的想法，从而导致两人的隔膜。老船夫在活着的时候由于过于爱护孙女而违背了坦诚相待的信义，总想“要安排得对一点”，人为地给天保设置车路和马路两种选择。在顺顺请人做媒的时候，含糊其辞、心机盘算，而没有明确答应或者反对，这无疑与他在女儿女婿自杀时候的平静心态是不一样的。在得知翠翠的心意后，他更是过于积极地向顺顺和傩送传达信号，急于促成好事。傩送和顺顺也因为他的犹豫、多事、算计以及天保的死而对老船夫心怀芥蒂，认为他不说实在话，“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对其人品发生质疑。顺顺当面警告他：“我以为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分上的事情，不适宜于想那些年青人的门路了。”老人因此备受打击，满腹心事地离开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边城》是一出发生在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悲剧，同时也是生命难以与愚昧相抗衡的悲剧。关于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状态，我们也许只能说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人性的良善、优美和仁义，另一端是人性的贫困与简陋。至于这种人性状态处于两端之间哪一个具体的点上，依然需要我们通过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去进一步考量。
注释：
①②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③⑦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④温潘亚等：《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研究》(下)，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88-589页。
⑤⑥刘小新：《华文文学批评：总体性思维与地方知识路径》，《华文文学》2006年第5期。
⑧⑨贺仲明：《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页，第131页。
⑩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⑪参见鲁西奇：《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文化纵横》2019年12月号。
⑫⑬[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喧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第80页。
⑭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SCISSCIAHCI
